【大紀元6月7日訊】（大紀元記者王泓巴黎報道）六四前夕，本報記者對15年前天安門廣場學生糾察隊總隊長，目前在法國從事民主運動的張健先生進行了採訪。
我姓張，叫張健。北京人。十五年前我十八歲，在北京的一所體育學校讀書。我參加了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這場運動已經過去了十五年，大家都知道它是以血腥的鎮壓結束的。我是這場歷史的見證人。
1989年6月3號到4號凌晨的這段時間，天安門廣場有五、六千學生，在各個路口學生和市民有幾十萬人。當時，大家都抱著一個念頭：解放軍的戒嚴部隊不會向人民開槍。但是這最後的幻想破滅了。十幾萬軍隊，數百輛的坦克，上千輛的裝甲車包圍了北京城，向學生和市民開槍。那一晚的鎮壓有上千人死去了，上萬人負傷了。很多人殘疾了，很多人從此天人永訣。
我當時在廣場上。戒嚴部隊第一批衝進來的時候，我在前面去阻擋他們。在天安門東觀禮台對面，當時戒嚴部隊突進來的時候，為首的一個中校軍官，他站在前面，我為了保護我們的同學，走上前去跟他對話，我說：「人民軍隊愛人民」，他回答我的是，拿起他的手槍，在距我只有十米的距離向我連開了三槍。也許他知道我是當時學生糾察隊的總隊長，想抓個活的，實際上不是想要我的命。當時把我的大腿的肱骨幹打成粉碎性骨折。許多同學就冒著槍林彈雨衝上去把我搶救下來，把我放到一輛打壞的121的車上，後來被送到同仁醫院，當時車上算我有四個人，另外三個人都死去了。後來北京的遇難家屬丁子霖女士等，他們不斷的去走訪、去找尋，最後證實了死去的是誰，他們有的是在毛主席紀念堂被打死的，還有的是在廣場附近的不同的位置被打死的。當時我們糾察隊站在軍隊和老百姓的中間，既要保護學生和市民，又要保護軍隊，我們既要阻止軍隊，也要避免事態發生，所以我們糾察隊員當時也是死傷最多的。
六四過去了，它成為我們全體中國人的傷口。十五年過後，我們從來沒有一天停止去揭露六四這件事，讓更多的人瞭解六四。我們當時非暴力的遊行示威活動，要求的就是政府打倒官倒，清除腐敗，促進民主，強國強土，這是我們廣大同學的呼聲。為什麼說六四這件事情作為歷史是不能抹殺的呢？因為它有全程的錄像，全程的圖片，全程的故事，太多的記錄了。所以不是隨便的誰想說什麼樣就是什麼樣。我們這些年不斷的努力就是要六四這件事情薪火相傳，讓一代又一代人知道。
這場運動結束之後，我想說，當時我真的是很年輕，也沒有太多政治抱負，只是因為我有很多親屬在農村，我看到中國農民很多成為萬元戶了，有一些人生活過得好了，但是若是有一個家庭誰得了重病就會傾家蕩產，我就想在毛時代還有公費醫療，赤腳醫生，現在怎麼沒有了呢？我當時只是這些很基本的想法，還看到我們老師生活條件很差，我也想為他們爭取一些社會福利。社會的腐敗我們也看到一些。但是有一個事實我們現在是看清楚了，中共政府一直說如果當年不採取這種果斷行動，就沒有今天所謂的改革十幾年的發展。我想說的是，假如說我們當年的學生死了幾百，搭上市民死了上千，傷了上萬人，至少我個人想表達的是：如果是殺了我們這些人真能換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話，我們願意。但是事實恰恰相反！民主的大門那一夜被緊緊關閉的時候，腐敗的大門敞開了！我們看到我們中華民族表面的經濟繁榮的背後是什麼呢，是把我們的道德底線都拉到了最低點。人們不再有善良、真誠了，我們傳統的仁義禮智信都已蕩然無存了。存留在我們心中的全是嫉妒、紛爭、爾虞我詐、虛妄、謊言。十五年前我當時是共青團員，而且是優秀共青團員，我愛這個國家，也愛這個黨，我要把自己的事業奉獻給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共產主義事業。但是十八歲發生的這件事把我徹底的打醒了，把我從一個陽光下的花朵，一下子讓我明白了過去我所受的教育是欺騙的。當我後來研究後發現，這個黨它所做的一切它不是偶然的，從建國到現在它每一個階段都在殺人。它每次在平反那些錯誤的時候，大家可以想一想，它從來沒有向中國人民道過一次歉。
我2001年才逃到了法國。我可以說見證了中國這十幾年的發展，我是北京最大的一個賓館的總經理，我從一個服務生做到總經理，當然是用假名去做的。我見證了那段歷史，我知道中國發生了什麼。常常有人問我，「你回中國看一看，中國有新的變化。」我說我2001年剛出來，當時是2002年。他就再也不問我了，因為他知道中國發生了什麼。中國有了更多的弱勢群體，而且他們不是少數是多數，可是國家和政府根本就不關心他們。億萬萬的中國農民，他們沒有一點基本的醫療保障和社會福利保障。為什麼一個貧困地區的人到一個發達地區就會受到那樣的剝削和殘害呢？所以說中國這麼多年，我親眼看到這麼多事情。
最後我為什麼離開中國？就是這些事真正發生在我身上了。北京市出租汽車司機，我弟弟就是一個，本來他們的車可以開很多年，沒有年限的，只要車不自己報廢，突然政府規定一個5年或6年報廢。他們本身買的車是舊車，你規定5年報廢，等於他買車沒兩年就報廢了，連本錢都沒賺回來就給人家報廢了。就是說政府的行為根本就不顧及老百姓。可買車的很多都是北京郊區的農民，攢了十幾萬買了那麼一輛車，結果弄得他們傾家蕩產。他們到北京龍潭湖去臥軌，到處去上訪，沒人去管，甚至北京市高法有文件說不受理這個案件，說你告的是政府。但是我幫他們去告，告到最後。我還寫著我要看看江主席說的依法治國，朱總理說的從廉執政到底怎麼樣，但是我看了太失望了。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的趙院長跟我說：「小張，你在和北京市政府，這個國家政府做對，這是不可以的，這是解決不了的問題，你明白嗎？」 我突然明白了，今天我們看到中國表面是繁榮，但繁榮的背後是什麼呢？被這些表面的繁榮矇騙的朋友們，假如說你回到中國去，你跟它們打一次官司，你跟它正經的正面接觸一次，做一筆生意，你才明白它是什麼還是什麼，沒有任何變化。所以說，我們追求一種自由，是一種對人的起碼的尊重，我們追求一種平等，是讓我們有相同的權利，我們追求的博愛是讓我們發自心底的去愛別人，而不是這種虛假。
在西方我一直靜靜的觀察，這個國家為什麼發展呢？那些人為什麼那麼尊重別人呢？對人那麼友善呢？儘管他們有很多缺點。首先西方歐美國家承認人是有罪的，人是會犯錯誤的，不是完美的，所以說需要有一個制度來約束人的權力，這個制度就是一個民主的制度。正因為他們有在野黨，反對黨，這樣常常能揭露問題，能夠去解決問題。法國人就跟我說，我們國家還有很多問題，但我們有機制去解決。今天大陸，不斷不斷有問題，薩斯發生了，89年發生了一件事，99年又發生了一件事，再往後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知道都是中國老百姓被殘害了。為什麼在這些循環之中呢？是因為我們不正視歷史。我們永遠是蒙著眼睛。特別是89年之後，最大的遺憾就是知識分子從來沒有象89之後這樣沉默過，我們用我們的生命換來我們的那些師長他們今天有良好的待遇，但是他們卻被封上了嘴，變成了犬儒。令我們欣慰的是在中國現在活躍著一批知識精英，面對強權他們敢於站出來去講、去說，全是和89 相關的這一代人，還有一些年輕人也站出來了，儘管他們受到嚴酷的打壓，但是他們在去做。
這些年來讓我們成熟了很多，我們發現要使中國民主，首先要先從我們自身開始，在我們的心靈結構中發生深刻的變化，讓我們學會去尊重人、去愛人，學會民主的意識，平等的理念，而且這是融於我們血液中不可改變的。我們在海外要辦很多這種培訓的組織，跟海外的一些人權組織一起不斷的培訓和幫助很多很多從中國大陸來的或其它地方來的中國人，讓大家共同探討，提高大家的民主意識。
最後我想說：以前我們看到流氓地痞的時候，大家都會去指責他，但是今天，經常有一些流氓老大在各種娛樂場所晃晃悠悠的，被稱為這哥那哥的受到尊重，這就是一種道德的下滑。那麼今天還有一個更大的流氓犯罪集團，肆無忌憚去虐殺我們中國人民。面對虐殺的時候沒有發生在你身上，你都可以沉默，但有一天發生在你身上會怎麼樣呢？今天知識分子沉默，許多人都在沉默。我們所應該做的就是，站出來說一句：你是流氓，你不應該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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