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美國之音記者報導) 下面播出張良撰寫的一篇紀念「六四」十五週年的評論文章的第二部份。張良是《六四真相》一書的作者。文章中的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只代表作者本人。 繼2月24日蔣彥永醫生的信之後，3月25日，香港首次公開了以丁子霖、張先玲為代表的六位「天安門母親」向聯合國人權會議提供的證詞錄影片段，公開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六四」失蹤者的命運。
羅干對此惱羞成怒，寫了足有半頁紙的批示給許永躍，要求國家安全系統對丁子霖們「予以監控」。3月28日下午，正值聯合國人權會議在日內瓦召開之際，國家安全系統分別在無錫、北京拘捕丁子霖、張先玲和黃金平三位「六四」難屬，拘捕她們的理由是「違法從香港偷運文化衫」。
丁子霖等三人被捕後，立即引起國內外強烈抗議。新華社等渠道終於帶著一點良知以內參形式向中共最高層作了通報，面對強大的國內外輿論，胡錦濤親自向羅幹過問事件經過，並要求安全系統放人。終於，在被關押五天後，丁子霖等獲釋。丁子霖等人的獲釋有違羅干初衷，獲釋後的丁子霖們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自由。
比起對付手無寸鐵的丁子霖們容易的，是羅干對待一批享譽國際的海外中國問題專家。這批學者因為對「六四」事件以及對中國人權的高度關注，被列入國家安全部禁止進入中國的「黑名單」，這是一份經過羅干親自審定的「黑名單」。
目前列入「黑名單」的外國學者儘管分佈在美國、歐洲、澳大利亞等世界各地。他們中影響最大的、被羅干和國家安全系統視為眼中釘的當數參與了《THE TIANANMEN PAPERS》的三位美國學者：Andrew J.Nathan（黎安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政治系主任，原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Perry Link（林培瑞，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原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北京辦公室主任），Orville Schell（夏偉，加州柏克萊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教授），這三人被定性為「妖魔化中國」的頭面人物。
任何瞭解這三位學者的人都知道，他們其實並不是最激烈批評中國的學者。與中共第三代、第四代領導層關係良好的哈佛大學教授、著名中國問題專家Ezra F.Vogel(傅高義)對三位學者被禁入中國表示不解，並有意以林培瑞為例。他說,「PERRY 與一般的美國學者不一樣，他是真正將自己的生活植根於中國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中，對中國非常有感情。他愛中國。」
黎安友曾自嘲，為什麼不讓他去中國？難道他比赫爾姆斯參議員還可怕？中國政府既然能邀請最反中共的赫爾姆斯，為什麼卻要阻止毫無政治資源的中國問題學者？
比起對付國外中國問題專家來更惡劣的，是羅干對待被流放到海外的民運人士。十五年來，放逐海外的政治流亡人士一直被剝奪著回國的權利，似乎中國不是他們的中國，中國也不是每一位中國公民的中國，只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中國，只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既得利益集團的中國！
一些政治流亡人士正是因為被剝奪了回國的權利，只能鋌而走險闖國境。同時，中國國家安全系統更以經商、講學等名義派遣一批批安全人員奔赴港澳、美歐，並伺機滲透進入海外民運組織。
迄今為止，中國國 家安全部仍不定期地將海外民運的信息不間斷地報告中南海，這也是作為國家安全系統首腦的羅干十五年來苦心經營的傑作之一。對羅干來說，最新的傑作莫過於巧妙地將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與台灣募網掛鉤，這大概是他最有力的一把殺向「民運人士」的利器。
讓我實話實說，其實，這種伎倆早在2001年初就已經上演，當時，隨著《中國六四真相》的面世，江澤民李鵬羅干們慌神到了一下子找不到方向的感覺，倉促之中只好以「募罪」之名抓了李少民等海外學人，以起殺一儆百的效果。
當然，這一次，羅干的策略顯然比三年前高明了些。國家安全系統經過對海外民運長時期的觀察、分析，認定將鬥爭重點聚焦到海外民運中具有良好聲望的王丹、王軍濤身上，通過毀壞他們的名譽以使他們在未來的民主運動中不再發揮影響力。
據我所知，至少從1998年起，由於海外民運內部自身的分化，國家安全部認定海外民運組織已經「沒有戰鬥力」，從而不再對整個海外民運組織產生興趣，而是將重點放在對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構成重大威脅的重點民運人士上。
在國家安全部重點「關照」的海外流亡人士名單中，據說王軍濤、王丹的名字赫然排在前五位之列。任何有識之士都應該洞悉羅干們的這險惡一招。我深信，像許多真正願意為中國的民主政治事業獻身的有識之士一樣，王丹、王軍濤不可能為了幾個金錢而出賣自己的靈魂。
當然，對羅干來說，比起蔣彥永的信、「天安門母親」、「黑名單」、「二王被台諜組織收買」來更為敏感的是關於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近況」，這已經成為羅干日常工作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隨著趙紫陽年事增高，國家安全系統越來越專注於趙的身體狀況。江澤民李鵬羅干都認為，趙紫陽的政治生命已經終結，趙再也不能站到中國政治的前台，而只能成為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歷史的一部分。
但是，他們對84歲的趙紫陽擁有的社會影響力仍然存在巨大的恐懼心理，害怕這位中國改革開放和民主政治先驅的象徵有一天會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突然去世。這種情況一旦發生，正在急劇分化的中國有可能再次面臨比1989年更加難以控制的社會失序局面，人民群眾強烈要求重新評價「六四」事件、要求政治民主化、終結一黨專制的壯觀一頁可能因此而催生。
為此，退休以後的李鵬不時透露出這方面的焦慮，李鵬甚至現在已經開始對人們放風說，他與趙紫陽共事「總的說還是愉快的」，他在很多方面是「尊重趙」的，他與趙紫陽「只在六四事件的一些原則性問題上存在不同意見」，並強調自己「從來沒有（對趙紫陽）打擊報復行為」。
儘管如此，江澤民李鵬還是要求羅干牢牢地看住趙紫陽。對江澤民李鵬來說，要在他們的有生之年讓趙紫陽重獲自由是不可想像的。在內心深處，江澤民李鵬已經有意識地將趙紫陽劃入他們個人歷史的對立面，他們的自由只能建立在趙紫陽被剝奪自由的基礎上。 重新評價「六四」事件之時，就是趙紫陽重獲自由之始，就是經過浴火重生的中國真正走向政治民主化的起點。
不管是胡錦濤、溫家寶新一屆領導人，還是江澤民、李鵬、羅干們，都應該切記：重新評價「六四」 事件既不是以中國共產黨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更不是以中國共產黨最高決策層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的車輪從來不以預定的設想前進，每一次歷史的進步也從來不以主客觀條件的成熟為前提。
任何一位有良知的領導人，都應該有正視歷史的胸懷和勇氣，自覺地主動地承擔起歷史的責任。 誰能以超常的智慧和非凡的勇氣將「六四」事件擺上抬面，誰就有資格真正成為民主中國的領袖。
以上是張良撰寫的一篇紀念「六四」十五週年的評論文章。文章中的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只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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