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3日訊】“一國”之所以需要“兩制”還不就是要保留向中央施壓的合法性嘛！只表達善意，“一制”也滿夠用的！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主任助理王如登6月20號的言論簡直是狗屁不通，他的話不僅有個立場對不對的問題，更致命的是這些話就不是現代人說的，讀後讓人感到他是從古墓裏走出來的一個幽靈—-不具有現代社會的起碼意識，竟拿來教訓人，真叫人莫明其糊塗。
現代社會最本質的方面是什麽呢？就是政黨政治。
政黨政治的要害又是什麽？就是不僅承認對立，賦予對立以合法性，更重要的是現代社會借重對立，把對立看成是致社會公平、人類正義的條件。
所謂對立，是理性的對立，理性的對立表現爲不同意識間的相互批判，批判就是求證。因而現代社會是以批判爲動力的社會。
政黨只是反映對立，從對立裏吸收活力的組織形式。
現代社會改變了以往社會那種消極穩定觀點，代之以積極穩定。以往社會對秩序的理解是靜態的，是向“治”要秩序，要安定，因而使社會分裂爲治與被治兩大對立板塊。它必然把社會的秩序看成是一種受作用的結果，因而強化“治”，是一種強調作用力的消極性安定，是以對許多積極活力的壓抑扼殺爲條件的，它不能提供公平。沒有公平當然也就沒有安定，社會就處在不斷的對抗迴圈中。現代社會理解到社會既是活力的，活力就不是一種絕對安定，社會始終是不同力量的共處，只要有不同力量就必定有相互作用的發生，這是永遠的。因而就轉而承認不同社會力量間的互作用，在這種互作用裏尋求動態的發展著的安定，特別著眼於吸收從對立裏喚發出來的活力，把互作用理解爲社會活力的源泉和社會公正的條件。消極安定的觀念不利於社會的發展，因爲它假設出一個“被治理”，使大量的社會活力在“被治理”裏被封殺。隨著人類認識的深入和擴展，人們理解到人類理性的活力賴於批判，批判總是互間的、相對的，這樣一種覺悟很自然地就植之於生活，使社會生活宜於批判的發揮，甚至讓社會就結構在批判之上，社會秩序就是不間斷批判著的衡態。讓施用於管理的政權建築在批判之上，始終處在批判中，從批判中獲取積極價值，降底或避免消極價值。這樣一種批判的動態的安定觀對每個社會成員都具有滿足性。這個全新觀念的根據是：人類成員既是同一本質，無區別，同質的生命的實現也不可能有根本性對立，社會聯繫當然不能厚此薄彼。這就是現代的憲政社會。
共產黨爲“收復”香港，就向國際社會向港民承諾了尊重和確保香港生活方式不變，並用“一國兩制”來取信，這一承諾可以看做是一種現代精神，這種精神的可貴價值就是爲民衆不被社會所勿視找到了途徑—-用公民權利的遊行、示威、罷工……等等來保持對政權的壓力，使之不向專制傾斜。政權做爲力量，也像其他力量一樣是自重的，民衆只有通過聯合才足以抗衡它的自重，使它處在約制中，促其不斷反省、檢討。
我們必須請楚：雖是“一國”，卻是“兩制”，這另一“制”的根本性區別是什麽？不就是新聞、言論上的自由嗎？不就是向政權施壓的合法性嗎？只有“對中央政權表達善意”的自由，哪還“兩制”的什麽勁？保證港人的生活方式不變，那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是什麽？不就是可以自由的結社、遊行、示威、抗議，真實地報導，直言不諱的批評，通過公衆的聯合抗議對權力並施以壓力嗎？
“這難道不是向中央政府施壓嗎？”—-可憐呀，王如登！
我要問王如登：難道“兩制”不就是向中央政府施壓的合法性嗎？你老人家竟連“兩制”爲的就是施壓都不知道，還是回墳墓裏躺著較爲合適。
港人組織“七一遊行”就是依法向中央政權施加壓力的，這就是“兩制”中另“一制”的優越之所在，這又有什麽可回避的？就是向中央施壓！就是傳達港民不喜歡共産主義，拒絕共産主義生活方式嘛！你有什麽法律根據發出這一指責？人大又怎樣？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不等於它不是現代社會的，它是現代社會的它就有接受公民監督的義務，它就理所當然地是施壓物件！須知：最高權力機關只是一個權力效力規定，它同時還有一個合法性的考驗問題：合法性考驗就是處在批判中，經得起批判的洗禮。人的批判精神裏既有贊同也有否定，爲什麽就一定要對中央政府表達善意？—-只表達善意就不要兩制了。
溝通是講道理的溝通，不是對蠻橫的屈服！道理是公理的，不是私理的。人大否定雙普選是私理行爲，因爲公理早就在那裏了—-《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人大做爲最高權力機關是根據公理來實施權力，不是施蠻橫的最高權力。它橫著嘴卻說豎話，它說溝通卻用私家之理，爲什麽不可以施壓？它又有什麽不可以收回暫不雙普選的決定？它不收回就是一國一制，“兩制”的諾既是它承的，它通過“暫不”就是放屁！
一國之所以要兩制，就是你們那一制裏只有壓迫和服從性，只有向中央的“善意”，是人類都無法接受的，所以才要保留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原有生活方式的核心就是可以對政權施壓。只表達善意不是“兩制”的必須性條件！“兩制”的必須性猶是施壓！
王如登高擎舉著“兩制”，卻在那裏喊“只要善意”，真鬧不請這人是放屁還是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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