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2日訊】前一陣有事外出沒能上網，昨天回家打開電腦才發現網絡上「某某」拿了「某某機構」錢的話題又熱鬧了起來。源頭是中共國安局有意透露了幾份所謂台灣國安部門的「機密文件」。密件分析了海外幾個知名民運人士情況，並談到要如何加以利用和給與資助。「密件」的真偽本人會在後面做出令人信服的推敲，這裡先姑且不論。然而中共在「六四」之前，有意透露這些所謂的「密件」，其用意是再明顯不過的了。蔣彥永大夫要求為「六四」平反的呼聲猶如石破天驚，以丁子霖老師為首的「六四」受難者團體「天安門母親」的影響日益擴大，世界各地為紀念「六四」15週年而展開各種紀念活動，這一切都讓中共當權者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和恐慌。中共此時拋出「密件」就是再一次將污水潑向始終堅持「六四」理念的民運人士，以達到分化瓦解、擾亂視聽，減緩自身所受壓力的目的。其實對待這種明顯的栽贓和誣陷最好的辦法就是「不予理睬」，隨著時間的檢驗自會「清者自清」。但由於這次中共潑出的是「台獨」之水，加上「網特」們的一片鼓噪和海外僑界普遍存在的大一統情節，中共的卑鄙伎倆確實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共利用給民運人士扣上「賣國」和「台獨」帽子的宣傳手段之所以能頻頻得手，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共利用在輿論上的絕對壟斷地位，用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方式，使大多數中國人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即：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拿台灣錢就是反革命，民進黨上台後拿台灣錢就等同於支持「台獨」，就是賣國。二是民運確實一直在得到台灣方面的資助。台灣的資助始自王丙章創建的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並持續至今，這並非什麼秘密。可能是由於資助方和受助方都認為不說明更為有利，因而拿了錢的組織或個人都對此遮遮掩掩，明明是光明正大之事，卻給人以見不得人的感覺。如何扭轉這一被動局面？本人以為要針鋒相對也從以上兩點入手。首先要徹底揭露中共假愛國真賣國的本質。讓人們認識到靠賣國起家並使中國人民遭受了巨大苦難的中共根本沒有資格在愛國的問題上指責任何人。眾所周知，中共是在第三國際的包辦下成立的，早期的經費全部來自蘇俄。開展武裝鬥爭後，是靠打家劫舍、私印偽鈔過日子的。抗日戰爭時期一邊從國民政府支領糧餉，一邊與日偽暗通款曲大做走私生意並種植和販賣鴉片賺取暴利大發國難財。發動武裝叛亂奪取政權後，更是黨政不分將黨庫建立在國庫之上。把國家公器視為一黨之私，用國家的稅收供養「黨軍」以暴力維護一黨專政，用人民的血汗錢辦黨報、黨刊壟斷輿論欺瞞人民，大大小小不事生產以整人為專職的黨棍們也都直接從國庫支領薪水。因此說共產黨是個有史以來最大的貪污集團一點都不會過份。共產黨歷史上的兩次武裝叛亂，使得中國在上個世紀喪失了兩次和平發展的大好機遇。外蒙古的喪失，中共要負大部分的責任。使俄國侵佔的中國領土合法化的也正是「愛國」不離口的中共。對日本實際控制釣魚島的默認和在南沙領土爭端上的軟弱更使得中共的賣國嘴臉暴露無遺。中共壟斷了一切國家資源不但沒有維護住領土主權，還使得大多數國民的生存權在長達三十年的和平時期內，處於岌岌可危得狀態，更使得數千萬人徹底喪失了生存權。這樣一個竊國、禍國、賣國的黨居然還以民族利益的維護者自居，口口聲聲指責別人賣國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中共建國後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運動始自79年的西單民主牆，其代表人物是喊出了中國需要第五個現代化即政治民主化的魏京生。當時活躍在民主牆前的幾份主要民刊如《探索》、《四五論壇》、《今天》等的創辦經費，都是辦刊人從各自微薄的收入中奉獻出的。在手刻油印的簡陋條件下，每期街頭零售所得收入就已能保證下一期的出版（僅限於紙張油墨，幹活是義務，更無稿費。）。如果中共能將憲法中出版自由的權利真正賦予人民，以當時這些民刊所受歡迎的程度，正式出版發行後，很快就能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大刊物。刊物的收入將足以支持民運的發展。民運也就用不著拿任何他人的資助而自力更生地健康發展下去。當鄧小平利用了由民主牆所代表的民意，在三中全會上大權在握後，馬上感到民主呼聲對中共專制的威脅，立刻出爾反爾，毫不猶豫地鎮壓了民主牆運動。此後中共在對民運進行封殺時，很有效的一招就是切斷民運的一切經濟來源。例如魏京生的弟弟曾是一個相當成功的企業家，先後在大連和北海兩市創建了兩座效益非常之高的日用化工廠。當中共察覺到工廠收入的一部分通過魏京生轉給了六四難屬後，立即採用流氓手段查封了工廠。王丙章在海外豎起的民運旗幟是79民運的繼續。六四鎮壓後，海外民運從美國擴展到了全球。而在海外要將民運堅持下去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是無法想像的。因此爭取各方面的資助，自然是民運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且對民運的生存和發展可以說是性命攸關。兩蔣時期的國民黨以光復大陸為己任，對反共事業的支持自然是責無旁貸。隨著台灣民主化的深入，目前朝野雙方都認識到促進大陸的民主化不單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且也是對台灣安全最根本的保證。因而從始至今，台灣一直是海外民運的重要資助來源。中共破壞民運最狠辣的兩招一是敗壞形象，二是斬斷財源。這次有意露出「密件」可謂兩招並用。如果民運方面還像往常那樣躲躲閃閃總想撇情的話，其結果只能是越撇愈混。其實民運和台灣的各黨各派，面對邪惡的中共都站在正義的一方，資助民運本是堂堂正正之事，民運受之也應大大方方。在民主與專制的對抗中，從事和支持民運的人們都應是坦蕩的君子，而中共當權者和其爪牙才是慼慼小人。民運接受台灣的資助本是取之有道、用之有義。根本不必理會小人們的諂言惡語。我絕對相信魏京生、王軍濤、王丹和楊健利等先生不會為獲得資助而違背自己的良心，但我以為即便為台灣情報部門提供些幫助也是無可指嫡的。盟友之間交換些情報是再正常不過的行為，這些行為所支持的既然是一項正義的事業，那麼這些行為也就具有了正義性。中共可從來都是把他們的地下工作者作為英雄來歌頌的。中共的天下可以說有一半是靠秘密工作者打下的。建國前後，中共情報部門可謂英才輩出。但隨著中共蛻變為一個壟斷權利的利益集團，它的理想主義色彩早已喪失貽盡，幹部的選拔又是逆向淘汰，致使現今中共國安部門的水準早已變得大不如前。從這次偽造的台灣國安局和軍情局的「密件」的拙劣水準即可證明此點。
《中國時報》所透露的密件內容中有所謂支助海外民運的政策目標，其內容如下：
一、運用民主與人權之招牌，對中國民主化與人權議題形塑國際壓力。
二、運用台灣民主運動及民進黨發展之經驗，籌組並扶植中國海外反對黨。
三、利用民運分子在大陸親友之關係，拓展我情搜網路，發展組織，並進行情報搜集（早期透過華僑或是大陸撤退來台人員關係進行布建情搜網路之工作，目前都已面臨老成凋零之困境。
前兩條內容與民運公開宣示的策略和目標完全吻合，即便是公開的合作聲明，只要去掉「招牌」二字即可照用不誤。然而「招牌」的說法則明顯帶有中共話語的特點。在中共的話語系統中，打著某某「招牌」的意思等同於掛羊頭賣狗肉。像中共就總是打著維護穩定的「招牌」拒絕政治改革，延續一黨專制。中共從自己的陰暗心理出發，一貫宣傳陳水匾搞民主是假，搞台獨才是真，編造「密件」的目的就是要敗壞民運和台灣執政當局的聲譽，如果只說用民主人權對中共施壓則反倒張顯出民運的正義性，只有把它說成是「招牌」才能與平日的宣傳對上口徑。而台灣的民進黨人總不至於自認為他們搞的民主人權是假的，是作秀吧？台灣民主人權的進步是被舉世公認，和平轉型的方式已成為全球民主化的楷模。實實在在做了的事情又何必只當作「招牌」來用呢？當然筆者並不清楚台灣人對「招牌」的理解是否與大陸人完全相同。如果在台灣人的理解中，「招牌」二字的意思和海外中餐館的「招牌菜」中的招牌二字同義，以上的分析就全部無效。反之，如果理解相同，則僅憑「招牌」二字就可斷定「密件」為中共國安偽造。此「密件」對民運的殺傷力主要體現在利用民運收集情報的第三條。而恰恰正是這第三條，使中共的狐狸尾巴徹底露了出來。這第三條編造的痕跡非常明顯。人所共知，民運人士在海外都是公開活動，所有民運活動必然會受到中共國安部門明裡暗裡的監控。有大量共特滲透到民運隊伍當中早已不是什麼秘密。民運人士的親友在國內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監控。在這樣一群早已受到中共國安部門高度重視的人中建立和發展「情搜網路」，難道不是有違情報工作的基本常識嗎？第三條後面括號裡的那段話更是畫蛇添足。台灣情治部門裡不會都是白癡，要等到原有的情搜網路都已陷入「老成凋零」的境地後，才想到要在民運中發展新的網路。前幾年遭中共處決的那兩位軍中情報高官，和最近破獲的空軍學院台諜案不都說明台灣情治部門早已發展出了新的情搜網路，觸角已然伸進了中共核心部門，對中共涉台的核心機密都能及時掌握，又何來「老成凋零」之慮？「密件」提到運作時應注意的原則有以下內容：
其中值得注意如下：「為我所用，由台灣主導」；「勿同意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構，以免養虎為患，入台後反而從事對台工作」；「民運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隨時被反咬之準備與防禦」；「和美方對中國大陸民主工作範圍應有所區隔。
其中「養虎為患」和「民運派系分分合合」的說法又是兩處明顯的敗筆。民運中必定混有為數可觀得共諜，這一般人都瞭解的情況台灣的專職情報部門又怎會不知？在擔心養虎為患時，首先應想到的該是共諜的乘機混入才符合常理。而台灣情報部門比誰都清楚民運的派系有違常規的頻繁分合是共諜運作的結果，可對此卻未置一詞不是很令人奇怪嗎？密件的編造者只想到了「密件」公開後，要使一般讀者對民運產生反感，並對自身的形象加以保護，而忽略了「密件」的作者應當自己的對手——台灣國安局！據本人所知，大陸的青年才俊盡被名牌院校網羅。畢業後出國的不在少數，留在國內的一部分進了官僚系統，剩下的大都去了收入較高的外資或合資企業。公安、國安系統的院校只能招進些二、三流的生員。學成後有點能力和門路的又都千方百計跳槽轉行，最後留在國安系統的恐怕都是些庸才、蠢才了。如若不是，這樣一份精心策劃的假「密件」怎麼會有如此多和如此明顯的漏洞！本人有位老友，其子高考前想報考軍情系統的院校，老友聞知暴怒，斥其子曰：「沒出息的才報考那些爛校！」，其子悻然。
附：中國國安部公佈台灣代表絕對機密的「四條斜貢」文件
《中國時報》王綽中/北京二十六日電
就在「六四」事件十五週年前夕，中共國家安全部獲取一批台灣國安局和軍情局與大陸海外民運人事間聯繫的極機密文件，讓我方對大陸民運人士的佈局全部曝光。
其中最引外界注目的是，民進黨政府對大陸海外民運的態度發生在過去幾年發生重大變化，由原先的放棄支助的政策，改為全面運用大陸民運人士利用大陸親友關係建立情搜網，同時也扶植民運人士籌組中國海外反對黨。
在中共國安部獲取的台灣國安局絕對機密文件中，最近的的一份，是由前國安局長蔡朝明在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呈給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和陳總統的公文。
公文內容指出，今後我國支助海外民運派系之政策目標如下：
一、運用民主與人權之招牌，對中國民主化與人權議題形塑國際壓力。
二、運用台灣民主運動及民進黨發展之經驗，籌組並扶植中國海外反對黨。
三、利用民運分子在大陸親友之關係，拓展我情搜網路，發展組織，並進行情報搜集（早期透過華僑或是大陸撤退來台人員關係進行布建情搜網路之工作，目前都已面臨老成凋零之困境）。
國安局在這份政策建議中，提到在運作時應注意八點原則，其中值得注意如下：「為我所用，由台灣主導」；「勿同意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構，以免養虎為患，入台後反而從事對台工作」；「民運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隨時被反咬之準備與防禦」；「和美方對中國大陸民主工作範圍應有所區隔」。
國安局還具體針對民運個別系統或人員之特質，與對我方政策之價值，作不同區分：
一、「中國人權」：人員雖少，但旗號響亮，加以人權議題比民主議題要具體，在未來兩岸協商中又可扮演議題角色，應保持其運作；不過，因為該團體在幕後有美國支持，我方不宜過度介入，保持友善關係即可。
二、魏京生：具國際知名度，能寫文章，但不會搞活動；在對中國大陸之文宣戰上，有其價值。
三、王軍濤、陳子明：做事低調，但具有能量，深層耕耘，在各地皆有點，具有組地下黨之潛力，可以透過分期、分階段之方式進行支助。
四、楊建利：活動力強，且具協調能力，和各派系維持良好關係，若以海外籌組中國之反對黨而言，與王軍濤同屬領袖人選。
五、王丹：雖具國際知名度，但仍待進一步成熟，現階段而言，對我之主要價值在於文宣。
在中共國安系統獲得的十多份台灣國安局密件中，有國民黨執政時期國安單位發展海外大陸民運人士概況表和海外民運工作列管表，更有多份民進黨執政後對大陸民運人士王丹等人支助的簽呈，以及海基會副秘書長顏萬進奉命赴美國波士頓地區與王丹、陳小平、吳稼祥、盧四清等多位民運人士洽談合作紀錄。
這份合作紀錄中，王丹等人士向顏萬進建議，雙方最好常設具代表性並可直達高層核心的渠道，並在陳總統所設之民主基金中提出部分資源專供大陸民運人士使用，同時由台灣出錢，美國出面，設立民主人才訓練基地，對大陸及海外民運人士進行短期培訓，培訓內容由我方提供。
此外，大陸民運人士還要求，台灣提出資助設立一個研究所和電台，以及邀請大陸民運人士赴台參觀大選活動。
中國國安部宣稱獲取的台灣情治系統這批機密文件，如果文件屬實，則最令人震驚的並非內容，而是國安局長簽報給總統的絕對機密文件，簽呈首頁右上方，有著代表絕對機密的「四條斜貢」印記，而且籤文時間又是今年二月廿六日，等於是最新、又最機密的文件，在第一時間，就落入中國手中，著實令人震懾。
中國時報五月二十七日報導說，由於這批機密文件的時間，有今年與去年的籤文，而年前外洩的國安密帳密件，時間則集中於李前總統執政時代，顯示情治單位的洩密管道，「漏洞還沒有堵住」，可能是同一管道所為，也可能是新的管道，如果是同一管道，代表「它」既能到國安密帳的機密文件，也能接觸到「業務相關」的最新密件。
這分今年二月由前國安局長簽報的絕對機密文件，頗富玄機。
首先，國安局呈給國安會的公文極少，甚或從未有過「謹呈秘書長」，再「轉呈總統」的籤文方式。一般而言，國安局呈給國安會的公文，簽呈首頁未，僅會寫著「謹呈秘書長」五個字，絕對不會接續再寫「轉呈總統」字樣。
依照國安局行文作業，呈給國安會秘書長，就是只給秘書長，如果還要給總統看，國安局會單獨再寫一分，簽呈首頁末，則寫「謹呈總統」。換言之，如果公文要同時給秘書長與總統看，國安局會打兩份文，不會採取「謹呈秘書長」再「轉呈總統」，以一分公文同時讓秘書長與總統批示。
因此，研判這份分析民運與政策建議的密件，應該是前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指示前國安局長蔡朝明辦理，蔡朝明照指示做後，打了份報告給康寧祥，但因涉及情報經費運用，與「政策建議」，而蔡朝明也希望總統知道，所以採取了這種罕見行文方式，特別加了一個「轉呈總統」，意即，此一絕密公文，主要是給康寧祥裁示，但也讓總統過目，「知道有這麼件事」。由於二月，陳水扁正忙於大選最後衝刺，是否知道此事，公文並無批示，無法得知。
不過，從公文首頁尚無批示，可以分析洩密的可能管道。由於康寧祥尚未批示密件，而文件又是要呈給國安會，所以，包括國安會與國安局，都可能是洩密的管道。如果是國安會洩密，於康寧祥未接觸公文前，所有能經手這件絕密文件的官員，都有嫌疑。但是，洩密管道也極可能是國安局，當這份文件要出門給國安會前，就已被人取得。
因為密件還沒有康寧祥的批示，所以，文還沒有走到總統府，因此，總統府內部應可排除洩密的可能，至於國安會或國安局的洩密可能性，雖不能排除，但有國安密帳前例，加諸這次外洩文件中，還有國安局四處與會計室簽報的極機密文件，還是國安局內部洩密的可能性居多，當然，也不排除中國民運人士「意外取得」密件，並輾轉交給中國國安單位。
而國安局長簽給總統的絕密文件，如果第一時間便外洩，無論內容為何，台灣情治單位的「破洞」，顯然比外界想像的還要大。
如此機密之文件竟敢對外公佈，可見中共受到64平反壓力之大，才不得不出此下策：用公開秘件的方式把海外「民運」真相告知天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