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1日訊】 “同志”是平反的迷幻藥
可以說,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歷史最悠久的帝制文化的溫床─從封建倫理帝制,到共產主義帝制,至今仍然綿延不絕,儼若泰山之穩,其深根固柢安在?
在於封建帝制與共產帝制的相互滲透與結合,已經把中國大陸人一切正義的良知,轉化為對一切帝制的愚昧無知,唯有脅從與認同了。除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必須視為天理來承受外,到了共產帝制時代,“同志”更也成了人間與地獄的一刀切!
沉重的回憶,莫如當“右派”的時候了。毛帝的聖旨界定：右派本屬敵我矛盾,但在無產階級鐵拳下,“右派”却可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也不叫“反動派”,可謂“仁慈”了吧?可事實不然。這又是故意的顛三倒四,讓人糊裡糊塗入彀的另類“陽謀”,比現代政治詞彙中的“灰色地帶”還 陰險。人們永遠鬧不明白:“右派”¸既然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為何又要社會人群都得與“右派”劃清階級界線?並且把“地(主)、 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都同列屬於階級天敵的“五類分子”之內,連“同志”之稱也成了忌諱?有位科級黨員女同志,就在我剛被批鬥却還未正式劃右定性時,便只因出了那麼一張標題是:“勸告戈雲同志”的小字報,隨即也被劃入“同路人”的右派之列了。更為可笑的是,一位大概剛從部隊轉業調至廣州白雲山農場,當上管理右派的幹部,頭腦也太簡單了,竟在他第一次面對右派的訓話中, 一開聲便喊出了“同志們!”還自以為聰明的加上詮釋:“右派既屬人民內部矛盾的錯誤,便仍舊是同志嘛,只要好好接受改造,黨是不會嫌棄你們的!”於是,便像 一陣旋風似的,在右派中歡喜若狂的傳開了:“我們有救啦”,“黨要平反我們了”!可是,我們不僅“沒救”,這位好心腸的黨幹部,也被列入“右傾”,丟了黨籍,發配至天涯海角的海南島,接受了與右派同等的打入“地獄”之罪。
然而,一聲“同志”,仍是具有迷惑的魔術。60年代初,中國大陸以人禍爆發了“天災”,台灣國民黨政府反攻大陸的叫聲隨之甚囂塵上。於是,“同志”之於“右派”,又成了一種迷幻藥了。我們這班右派─尤其有港、澳、台關係的右派,便被從勞役中召進原來任職的官府衙門中來,迎為“座談會”的上賓,原先領導“反右”的打手英雄,居然也陪著笑臉,以長長一聲“同志們!”拉開了座談的序幕; 接著,便是大贊特贊我們雖然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犯了些錯誤”,但大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都是堅定不移的對“蔣匪”同仇敵愾, 與黨同心同德的“好同志”,黨是永誌不忘的—-。這一切,都只不過是要以幾聲廉價的“同志”作迷魂湯,得以換取我們也並不怎麼值錢的眾口一詞的對黨幾聲“表忠”,例罵幾聲“蔣匪”而已。但重要的是,確實由此而讓右派們對加害自己的暴君及其共獨帝制,加深了一層妄求寬恕的期待,以及乞憐施恩賜予“平反”的幻想。這就等同承認了暴政的禍國殃民有理,共獨帝制的皇權當然也因此獲得了世襲相傳的加固。
乞憐平反,正是毛澤東摸透了右派的卑微心志,所以,不管右派們如何低頭認罪,毛帝還是下了聖旨:對右派絕對的不許甄別平反,當然更不能翻案,而只有在勞役“改造”中表現出對黨的絕對 馴服,才能予以分批的、個別的摘除“右派分子”帽子,才可稱之為“回到人民隊伍中來”的“同志”;但仍然得叫“摘帽右派”,不能重回黨政機關,只能夾着尾巴做人;一聲“同志”,也只不過讓你爬出地獄之門透口氣罷了。即算到了鄧小平,只是為了籠絡人心,舖平他的東山再起之路,因而才不得不對近百萬的右派之罪予以居心叵測的“洗脫”。這便是故意隱去“平反”之稱,僅以列入另冊說是錯劃的“改正”; 並特別還將毛帝欽點核定的五名民盟高層的“大右派”,留作警範示眾的“反向教員”不予改正,此種精心企劃,便是要充分顯示,鄧小平作為發動反右主謀 之一,連同他已經獲得主宰的共獨的黨,當然絕不可以認錯,更不會向人民認罪悔改。因而對右派的所謂“改正”,連與平反“走資派”、“反革命”的同等待遇也沒有,被剝奪的工資分文不予補償。這就是為甚麼鄧小平要三番四次、直至寫入他們黨的歷史決議案中,作不斷的無理惡辯說:“反右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只是“廣大化”而已。右派連哀求了20多年的平反也不可得,這便是共獨統治下歷史的殘酷與悲哀。
“右派”是民族的菁英嗎?
人們常說,“反右”被迫害的都是民族文化的菁英,但至少在我並不“菁英”。不錯,引爆反右鬥爭、並且成為共獨恨之入骨必須毀之然後快的中國民主同盟,確實就是一個以高層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政團,不少都是文化菁英,有的更是我引以為榮的曾對我言教身教的恩師。我相信,他們對自由民主真諦的追求,比我更熱切,更真誠;當然,我們還都經受了史大林逝世之後,對馬克斯列寧主義進行了修正主義的衝擊;特別是,因此掀動了波蘭、匈牙利也隨南斯拉夫之後,公然進行了掙脫共產帝制陣營的抗爭,不能不給我們帶來了重新認識自由民主的震撼。但是,中國共獨對意識形態森嚴的教化與操控,不僅很成功,迷幻藥的中毒更深。所以,我一直認為,我們在大鳴大放中,即算最大膽敢言,也頂多希望黨“改善”一下領導方式,讓黨外人士有職有權而已;根本算不上對自由民主的抗爭,極其量只是面對面的為權力分享而發聲,只自信具有一定的正理性而已。
至今不能忘記,正是這種自認發聲的正理性,使我在毛帝已經吹响了反右鬥爭的號角,居然還敢於挺直腰桿,手持預先寫好的發言稿,走到由民盟主辦的最後一場中層幹部大鳴大放座談會上,為附和儲安平抨擊“黨天下”而高吭辯解;更聲言,如有人因此而將我置罪,我將保留向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申訴之權,使得全場瞪目結舌,我也從此當了“極右分子”。由於自信具有顛撲不破的正理,因此也就自信真理在手,並由此也讓我有了在22年的右派賤民生涯中必須活下去的勇氣。
但我的真理在手的勇氣,也只到此為止了。實際上,我的所謂“真理在手”的信心與勇氣,還是寄托於共獨終究會回到“正確路線上來”,總有一天會翻然悔悟賜予我們“平反”的。就這樣,我們毫無抗拒地低頭苦等了22年,結果又怎樣呢?等來的,仍是共獨日甚殘暴的統治。
毫無疑義,當時被打成的“右派”,百分之百都是心不服的─難道批評黨就叫“右派”?就是“反黨”?難道“右派”就有“原罪”?“左派”就沒罪?至於提出有職有權的權力職責的分享,難道也觸痛了共獨帝制的神經?說實話,即算當時高知層右派分子,雖明知民主政治之可貴,也絕無膽量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訴求;更不必說,如南、波、匈等東歐共獨陣營小國那樣,將維護基本人權與爭取政治自由民主化真正結合起來,進行有效的鬥爭。充其量,右派中也只有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共獨建國初期,曾作為民盟代表人物 之一,入閣當了糧食部長─筆者註),敢於在全國人大批鬥中,喊出即使把他燒成灰,也不可能找出他是“右派”的悲壯抗辯,却並不敢痛斥以“右派”入罪其本身便是侵犯人權的罪大惡極!
當然,章乃器還是很有骨氣和勇於的,我自愧不如。我在被打成“極右”的過程中,充其量就是在“檢討交代”中以低聲下氣的理辯(他們則說是“狡辯”)作“認罪”。聲稱自己“政治水平”低,總以為自家既已 一無所有僅靠低工資養活的知識份子,怎麼可能竟當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呢?所以,我一直“錯誤地”認為,“說我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荒唐的,但如果說我在思想上是資產階級的左派、無產階級的右派,或許還來得正確些”。於是,我就臭罵自己沒有“改造”好,沒有深挖自己的“罪惡根源”,從靈魂深處鬧革命,因而頑固地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對黨不滿,與黨對抗。現在看來,這恐怕連弱者的“狡辯”都算不上,只能說是對罪惡統治者的乞憐歸降,以求盡快施恩“摘帽”,讓日子好過一些。
我也確曾想過:“人生必須面對歷史,還必須面對時代的使命”;更認同,“真理本來就是無價之寶。—-而我,雖然失去的是青春,得來的却是思考境界的一再提升─我由盲從走向了清醒,從痛苦走向了解脫—-”;但“我也必須承認,當我走進地獄之門,(還)確曾為自己的狂熱與無知痛心疾首過,悔恨過,也曾面對妻子與幼兒抱頭飲泣;—–因此,我也必須首先為妻子、兒女而活着,絕不能自暴自棄”。【引文見1995年連載於美國《國際日報‧副刊》拙文:《風雨搏擊50年─歷盡坎坷的文學之旅》,後收進我的文藝評論選集《文壇是非多》作代總序】說到底,這便是活命哲學,與基本人權的覺悟,與為自由民主而抗爭,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
有時,我真的還在幻想─當然又是絕無可能的幻想,如果那時的右派,確如共獨加罪所說,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組合起來向黨猖狂進攻,也許便不致於後來再有毛澤東繼續發動的“文革”大浩劫;如此一來,也便不會有“六‧四”天安門的大屠殺,以及再由江澤民作出對法輪功史無前例的全球性瘋狂大鎮壓,中國也早已踏上自由、民主、法治的康莊大道了。可惜,那時的右派,連一個“章羅聯盟”也得由毛帝捏造出來;結果,中國至少又是倒退了百年,再賠進性命數千萬計。
從平反、正名邁向維權
中國中生代尤其應當反省的是,在那被毛帝挑起群眾鬥群眾、甚至以殺人為樂的相互火併的文革10年大動亂中,全國真可謂哀鴻遍野、民不聊生了,可只有當他們最後全都被迫上山下鄉,他們之中的所謂响噹噹的“革命造反派”紅衛兵,也被作為收拾這場血腥宮廷大政變殘局的替罪羔羊,他們這才猛然省悟到,原來昔日的“誓死捍衛毛主席”,今朝得來的却是要當一輩子的農奴和囚犯,成為受騙上當的最大被害者時,反抗已屬徒勞。當然,他們之中也有少數痛定思痛敢於和善於思索的一群,提出了一些觸及社會不平的民主理念,獲得了相當廣泛的社會回响。這是劃破黑暗時代的一道光芒,重新興起了民主意識的啟蒙,孕育着後繼的一群。但也必須指出,其理論基礎還是薄弱的,甚至有的仍以不能動搖共獨皇權為前提,可知共獨洗腦教化之可怕。 因而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都以逃奔怒海謀生為主,而今對歷史也多已遺忘,甚至為當前共帝製造的虛假繁榮再來歌功頌德,倖倖然,妄圖在加封“愛國”桂冠之下獲取某些殘羹剩飯。所以,這垮掉的一代,就整體而言,對基本人權的認知仍是一片空白。
這種情況,甚至延續至“六‧四”大屠殺之後,隨之又是對法輪功民間修煉團體的大鎮壓,才總算有了 一個維護人權起點的大覺醒。誠然,即算在八九民運之再興起,却被共獨以更殘暴的血腥大鎮壓而告終,人們仍然只是從悲憤中又再次提出“平反”的哀求。只是經過多年 哀求也未可得 之後 ,“天安門母親”─死難遺屬的一群才覺醒到要組織起來,不再哭泣,也不再哀求,而是公開的、堅定的,向殘暴統治者追究事理的真相,要把罪惡者繩之於法嚴懲。這就是,以維護人權來達致正義的伸張!
由起點相繼而來的,則是72歲高齡的共產黨員、老軍醫蔣彥永的挺身而出。他趁今年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召開之機,直接公開上書共獨黨政最高統治集團,要他們為八九年“六‧四”事件正名為學生愛國運動。這一呼聲,隨即舉世矚目,又再次喚醒遺忘者的良知,對正在全球華人中興起的抗暴維權運動,無疑起到了正面推動的助力。但也必須分清:“正名”與“抗暴維權”,當然是互通互補的,却仍存在不同的區隔:前者,仍然必須以獲得專制暴政當局“明察”、“諒解”下的施恩;而後者,則是不與暴政當局妥協的抗爭;所以,前者便有理性認識不足,偏於感性訴求的侷限性;因而,蔣大膽,實際上還有其畏首畏尾、力求保持“黨節”的不夠“大膽”。
至此,人們也便看到,中國的維權運動,除了“天安門母親”正在提升外,法輪功團體則是全球華人推動維權運動做得最好、最有成效的主力軍了。由於他們群體受害之深,信仰團隊之廣─尤其堅定核心知識層面之高,更使得他們把信仰威力發揮極致,獲得了世界各國從普羅大眾直至最高層的政法界、學術界,以至各類民運人士的最廣泛的同情與支持。因而,他們的維權運動,已經著著實實地將以江澤民為首的迫害他們的元凶團伙,都一一置於世界上疏而不漏的恢恢法網之中,並且已見成效。可以預期,他們必將成為埋葬中國共獨帝制的新的一代挖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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