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9日訊】
「昔年移柳，依依江南。今看搖落，淒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庾信《枯樹賦》
一
一晃間，十三年過去了。
我從一個充滿夢想的青年，變成一個步履沉重的中年人。
造化弄人，歲月抓不住。我想，或許該寫點甚麼了。
關於1989,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個人記憶。對我來講，意味著青春的逝去、理想的淪落、以及道德的斫傷。那年發生的事情，構成我命運和精神的轉折，好像小荷甫出而泰山蓋頂。
此前，我是自覺幸福的。青春是愚騃少年的樂園，何況我輩晚熟的人。本科畢業時，與同學齊唱「再過二十年，我們再相會」，預約著國家和個人的前程似景。當中學老師時，率領班上學生朗誦「所有的、所有的日子都來吧，讓我編織你們」，是怎樣的熱情、怎樣的盲目。自以為是這個國家當然的主人，「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任是怎樣凋敝的現實都付之視而不見；即便缺衣少穿，秧歌總還扭得起來；對社會再有不滿、發牢騷，後來看怎麼都有精神撒嬌的成分。恬然自在多少年，何曾領略人世的嚴冬？那年晴天霹靂六月飛雪，我的青春迷夢醒了。「萬千風雨逼人來，世事都成劫裡灰。秋老干戈人老病，中天皓月幾時回？」
公理不敵強權。同學們，我們回去吧。
二
但對於我，事情才開始。
1989年7月16日，下午四點多，我在校保衛處被成都市公安局二處的人「收審」。隨後送到西北橋附近成都木綜廠一間不起眼的平房。房子分內外兩進，外面住著5個「經警」，裡邊的我像鐵籠中的猩猩。為甚麼抓我？起初不明白。「級別」那麼高，更是受寵若驚。不錯，學潮我是積極參加了。就像百川匯流大海,我捲入學潮沒甚麼奇怪。但要說我捲入有多深、做了多少事情，總覺得說不上。自以為跟多數同學差不多，頂多中等偏上吧。記得有次組織人上街演講，臨行見一位化學系研究生匆忙留了紙條，給他未婚妻的，大意寫我現在要出去了，萬一回不來你就別再等了。……記得我當時心裏翻起浪花。那時，我當研究生團總支書記，參加學潮一半出於價值認同，一半原因是被大傢伙兒推動。但我畢竟不是那種全身心投入的人，更沒把事情想得那麼嚴重。光憑這個，我不能成為「民運骨幹」。有件事也能說明這點，那就是「6.4」開槍後，一些比較懂事的同學擔心「秋後算帳」，紛紛「走為上」，也有人勸我回家避避風頭再說，我拒絕了。隨後放暑假，幾乎所有同學回家，校園裡一時空蕩蕩的。我選擇留下參加高考閱卷，想掙些外快貼補日用。不知那時一張大網正慢慢向我收攏。閱卷甫畢，各地調來的評卷老師還在校園裡成群晃動，我就被「採取秘密措施」（他們原話）了。
抓我時，執行警察陳某出示了「收審證」、還有一份那年的國務院某號文件（沒看清多少號），條條款款很多。我不知自己屬哪一條，大概他們也不覺得有指明的必要。「去兩三天時間，說清楚問題就放你。」誰知此去如入虎口，差點九牛拉不出。
三
首場審問，他們如臨大敵。先是交代形勢：「你們的」趙紫陽總書記正在接受審查；嚴家琪、萬潤南、陳一咨等被通緝；然後說「識時務者為俊傑」，你不要負隅頑抗了。這讓我有些啼笑皆非：怎麼自己一不留神，跟那些大人物相提並論了？他們安排一個班的經警看我，上廁所都有人跟隨，甚至問我「人民商場被燒，究竟怎麼回事？！」一個普通學生享受到這般「殊榮」，使我斷定他們「搞錯了」。虛榮如我，甚至有種「無功受祿」的滑稽感。
很快明白怎麼回事。
他們先採取迂迴，問我這幾個月做了哪些事；後來啟發，我做那些是否受到誰的慫恿，比如那篇《關於時局的幾點意見》（他們抄家時發現的，我沒讓任何第二個人過目）是否由大家討論、由我執筆的？最後「圖窮匕首見」，不再隱瞞甚麼了。抓捕我的第三天夜裡，他們押我回校搜查學生寢室，我全部的文章、書信、筆記、日記……他們都一一翻檢帶走，連帶跟「高爾泰」有關的一切都不放過：高與溫元凱的對話修改稿（我謄抄的，有高老師修改字跡），我為《新啟蒙》寫的書評稿本，以及高老師寫給我的信、便條等。書架上有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美是自由的象徵》，他們也翻了又翻、掂了又掂，捨不得放下。那時，我再笨的人也不能不發生聯想。又兩天後一個夜裡，專門來了兩個處長（一為省公安廳的，姓李；一為市公安局的，姓孫），說要跟我「談心」，以「同志」稱呼我，說你不光要回憶、檢查自己的問題，也要回憶、交代從去年到今年，高爾泰先生讓你做過哪些事、私下跟你們說過哪些話等。總之「站在黨和人民這邊來，跟梁山好漢思想和資產階級哥們意氣徹底決裂。」我說敢情抓我不是我做了甚麼而是為了高老師？他們連忙封我的嘴：「封建社會才搞株連，你說我們公安人員搞株連？！」我一時找不出話來。可是，雙方心知肚明，想必他們比我更明白？
四
這些年，陸續看了些書，也從網上看到若干文字。如郭羅基教授在一篇文章裡寫：
「……北京說：民主運動是『極少數人操縱的』，所以，各地都要捉拿『操縱者』。我沒有被捉拿到，我的朋友高爾泰卻在南京被捉拿去了。……高爾泰的研究生也是民主運動中的活躍人物。有其師必有其徒。自由化的老師，培養出了自由化的學生；懲罰自由化的學生，又追究自由化的老師。」——這段話跟我有點關涉。因為那時，高先生帶了十來名研究生，因「八．九」被抓的只我一個（師弟查常平被傳訊過）。郭先生的這段敘述大體合乎實際，卻不免有些籠而統之。我想準確地講，我的被抓是沾了高老師的光。懲罰自由化的學生是因為他們要懲罰自由化的老師。1989年，成都這邊鬧得很兇，連人民商場都被燒了。他們要開脫自己，必須有個替罪羊。於是他們大膽假設、隨後求證，就是這麼回事。雖然從發生的時間順序講，抓學生在先、抓老師在後；可從事情本身性質講，抓學生是為找突破口，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也。畢竟，抓先生影響相對要大得多，而一個學生則無足輕重，又能打草驚蛇。
「機警的人一見災禍趕緊躲開；愚蠢的人上前受害。」我是何其愚蠢呢？《古拉格群島》寫道：「我國幾十年政治逮捕的一個特點，恰恰在於被抓起來的人是清白無辜的，因此也就是不准備做任何抵抗的。」看來我是咎由自取了。自以為無辜，這是我的禍根。
五
如果說，「無功受祿」是一種變相的虛榮；那麼同時該說，我所受的精神傷害更深、更重，可能終身都難以完全治癒。
他們衝著高爾泰先生來。我明白了這個，卻還是交代了一些不利於他的事，是怎樣令人不齒的背叛行徑？！高爾泰，不僅是那時全國眾多學子的思想導師、精神偶像，對我個人而言還是恩師。這樣講並不誇大。1987年我考碩士研究生，幾門專業課在九十分以上，可外語成績一塌糊塗。為「破格錄取」我，高先生費了好大勁。進一步說，我們「高門子弟」從五湖四海來到獅子山，一方面當然是服膺、追隨高爾泰的美學思想，誰說沒有通過考研改善個人生活的成分？高先生純粹出於「惜才」之心，超拔我於茫茫人海之中，他對我有較高的學術期待，那很自然；我對他有格外的感恩之情，也不奇怪。可是1989年夏秋的事情，不僅影響了我正常的學術前途，更使我的個人感情受到重創，使我的道德生命遭遇滑鐵盧。
應該說，起初我是沉著、坦然的。自認沒做甚麼見不得人的事，所做的那些加起來也夠不上甚麼。甚至自恃有道義上的優勢，面對他們有一種准英雄主義的感覺。但很快就發現，事情不是那麼簡單。能否構成甚麼，不是我說了算的事，也不是「求仁得仁」的事。於是心底越來越沒底。怎麼描述呢？《古拉格群島》裡有段形象的話：「啊，從偵察員的辦公室回頭看我們過去的生活，它完全是另一幅面貌：它充滿了危險，到處是真正的非洲叢林。而我們曾經認為它是那樣簡單。」——這是我真實的感受。自己「無辜」而繫獄，使人想到每時每刻有更多的人被抓進來。那時，真正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了。一味抗拒可能不行，他們說得很清楚了：「別以為我們拿你沒辦法。光憑我們掌握的那些，即使夠不上法辦，我們公安機關可以判你勞教幾年。」我不知勞教與判刑有甚麼不同，容易接受「好漢做事好漢當」卻不甘因「態度惡劣」而被勞教。那時，真正像一條被丟到岸上的干魚，在陽光下翻曬著自己的所有褶皺。平日那些童言無忌的放言高論，現在發現雖然大家都在說，可沒有人追究則已，一旦追究可吃不了兜著走。只有反覆權衡：哪些事可以不說，哪些說了無妨，哪些不該說、但憑自己可能包不住？人性中的弱點和確實有的偷生心理，加上「囚徒困境」中那點可憐的「理性」，使我漸漸認定，只要有三個人（包括三人）在場的事都可能包不住。這一認定使我內心防守的「底線」被沖毀。
「一個內心對暴力未做準備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總是弱者。」
六
明知不該供、最終卻還是供了的事：
5月下旬那次，我跟董志強陪高先生去川大（為了他的安全），同行的還有川師中文系另一女教師。不該供出「她」來的。我跟她打交道不多，算來總共三次：5月中旬，我跟胡繼華到川師一些著名教授家徵集簽名（著名楚辭專家、八旬老人湯炳正教授二話不說，就往呼籲書上顫巍巍簽了名。老兩口的那份熱切和對「他們」掩藏不住的憤慨，至今如在目前），高先生讓我們簽完後把名單交給她。我想她會有甚麼背景呢？可不能因她把高先生拖得很深。再就是我前邊沒有講到的一個插曲：在高考閱卷場，我遇到了她，她跟我悄悄叮嚀萬一有人問起那次去川大，一定不能說出她，否則對你們高先生不利（當時我滿口答應，內心並不認為真的會「有人問起」）。所以頭幾次訊問，我雖然講了跟董志強陪高先生去川大，卻只字不提及她。看得出辦案人員的失望，但他們並不善罷甘休。……不能想了，最是痛苦難捱的時候，我供了。
供後天旋地轉，大腦接近混沌，殘存的意念是「死吧、讓我死掉」，混沌中似乎聽到鬼的嘯吟。恍惚中，似乎看到敬愛的先生五花大綁，臉色鐵青、踉踉蹌蹌被推進鐵門，我的心都要碎了。自那以後，每夢到這一場景，我都悚然驚醒、從床上坐起。我該死、我有罪，我他媽不是人，不配活在這人世間了。大概從那時起，我有點塵念斷絕、心如木石。頭半個月單人關押，不能跟外面聯繫；後一個月移送寧夏街看守所，據說可以往外面寫信。我也收到了兩封女友來信，可一個字沒有寫出。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沒有了親人我會變得堅強。而且，我連自己的恩師都能背叛，通往親情世界的門也活該關閉。索爾仁尼琴說：「應該在走進監獄時把留在身後的溫暖生活置之度外。」可是我懂這個道理，不是太晚了嗎？！
九月初，我被放出。後來聽說，幾天後高爾泰在南京被抓。我不知道自己的招供，多大程度上促成了高先生的鋃鐺入獄？
七
出來了，溫度降到零下。
被釋放時，女友到看守所門口等待。她自豪地講，大家說我在裡面是一條「硬漢」。不知她所說「大家」是誰、以及他們從哪兒聽說的，我的心裏只有苦澀。猶豫再三，我跟她講事情不是那樣。我說我不是李玉和那樣的人，究竟是不是王連舉自己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該怎麼講，事實上不容易說清。加上那時心力交疲、已成驚弓之鳥，本能的做法是學習鴕鳥把頭埋到沙土裡去。但是此後十多年，我都不能擺脫這個問題的拷問。
可能上帝造人時，往每個人心中注入「文過飾非」的基因。所以，我想出於對自我的保護（為了精神衛生），說自己不是變節者。主要理由是「人的感情」並沒有喪失殆盡。當我面對威脅、恐嚇時，雖然懼怕了、動搖了、示弱了，似乎並沒有不顧一切「從狗的洞中爬出」的衝動。即使有所交代，畢竟有所保守。有些事後來看不講為好，他們會用它從別人那裏套出更多，但我那時確實暈頭轉向、亂了方寸：沒有經驗、沒有知識、無人商量，所謂「受偵察人的孤獨」是那樣刻骨銘心：白天晚上強光照射，閉上眼睛一片金黃。提審的時候，感覺整個國家機器像饕餮吞食；不提審的時候孤獨得發瘋，像鐵籠裡的狼轉來轉去。進一步講，「硬漢」云云未必全無憑據。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我也沉著應對（得知我「出事」，母親專門從老家趕來，她說看到「搜查證」上我的簽字很鎮定，就多少放心。要求見人，公安局的人跟她講：「你的兒子很固執，你們應該勸勸他」）；供出「她」來，固然有偷生心理、也有可憐的「囚徒博弈」：畢竟，那次川大之行起碼六個以上的人在場（包括川大歷史系某某，他已先於我在接受審查），我不說難保別人守口如瓶。而且，供認後聽說「她」只被傳訊過幾次，似乎問題還不如我嚴重？這是我弄不懂的一件事；能否說明，我所造成的罪孽並不那麼深重呢？（直到前不久，還有人講：「即使沒你，高老師也會被抓。」）我還想為自己辯解，說軟弱不等於變節，像彼得不同於猶大。我想自己不是猶大象彼得，雞鳴之前三次不敢認主。但是說這些，能夠說明更多嗎？！善與惡之間從來只隔一層紙，我也不知五十步與百步的分界線究竟在哪裏？我不承認自己是無信者，我呻吟著：「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可能從那時起，我常常哀切呼告上帝。可能上帝聽見了？
借用郭羅基先生的話：「高爾泰被關四個月後釋放，得了八個字：『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這不能減輕我的負罪感。畢竟，案子和感情是兩回事。一個案子如何了結取決於許多因素，包括辦案警察個人是否正直和願意濫權（對他們而言是「非不能也、乃不為也」，我深知）；而且，本來波瀾壯闊的八九民主運動不可能是「一小撮」「操縱者」所能煽起。而對我這樣一個具體的人來講，只能、也只應該忠實自己的內心。在專政的斧鉞下，我的內心發生過怎樣的變化，我自己最清楚。所以，即使先生最終「有驚無險」，即令先生出來後並沒有太責怪，我自己一直不能心安理得。這是真理：「只要良心有知，任何罪過都不會被人忘記。」
1989,我永遠的失樂園。同為那場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別人尚有黃金理想可以希冀，而我，永遠失去了成為幸福者的權利。別人可以無愧地宣告：「我們無罪，然後我們凋謝」，我能那樣講嗎？凋謝的未必都是無罪的？「我，當然，本可以表現得更堅強些！」
八
霧失樓台、月迷津渡。
很長很長時間，我的頭頂沒有晴空、只有彤雲。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有時覺得受不了，真受不了。只有一枝梧葉，引來多少風聲？國家機器侮辱我，我又侮辱了自己。自侮者人恆侮，受到天譴難道不很自然？習慣了失敗，習慣了隱忍，習慣了被摧殘，「習慣」使我與一個虛無的後現代上帝訂交，而收穫更多的失敗、隱忍、和被摧殘。從1990到1994年，我的個人生活陷入困局。更致命的是，一度我曾放棄了自我救援。
有過一篇《虛懷是谷》，祭奠活死人的自己：
虛懷是谷。/怎樣的谷？/升騰著蓬勃霧氣的、雲蒸霞蔚之谷。水天茫茫，潮起潮落。朝發的晨風吹拂著它。金色的利箭穿越著它。倦慵的安謐撫慰著它。慈和的暮靄重又呵護起它。
怎樣的谷呀？/是科羅拉多大峽谷，這塊陸地上最大的地縫？具備萬物，橫絕太空，巫峽千尋，走雲連風？四海五洋的水都嘩嘩地流進去，卻傳不出絲毫的聲響。哪裏尋風聲雨聲讀書聲，還有初發者的腳蹤，外星人的腳蹤，神農架的腳蹤，哪裏尋？/是無腸國的臣民？時間之流如酒肉穿腸而過，留下了甚麼？/太上祖師，世尊，還是基督？
聽慣了晨鐘暮鼓，多少世紀以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只有那無眠的人有福了。那夜遊的人死也不肯合眼，終於，有一次看到了/–是它，在夜半時分粲然開放、通體光明！
呵，虛懷谷，謎一樣的谷。/傳奇是萬物之宗。出發時旌旗如雲，啟程的有九十九萬九千人，抵達者有幾人？無數的旅客飢渴而死不曾目睹它的芳容，更幾人得寵，幾人發瘋？只那唯一的倖存者飛也似地逃離此地，報信說前頭是絕望，無底的虛無。/看啦！誰從這裡升起，誰從這裡墜落？
無邊無際無始無終的谷。無法可想無處不在的谷。自由谷，黃金谷。/虛懷是谷。
——一個非仙非佛的普通人到那種地步，只能說：廢了。
九
那時，我不再想1989年的事，只想以遺忘為武器面對不可知。意識到這是一個沒有隱私可言的土地，從此不再寫日記之類，怕留任何的白紙黑字。好長時間我不寫東西，不是他律是自律。但是莫說人不能永遠沉浸於忘川的甜蜜，只這企圖本身就使人難以擺脫昭昭天理的報復。「違天必有大咎。」我明白了人為甚麼會吸毒，也終於明白人不能依賴吸毒而活著。
經過4年的失語，我開始重新發聲。寫了一些書評文章，在全國許多書評報刊發出。書評云云，借他人故事抒發自己幽懷而已。1997年，整理《〈讀書〉及世紀末的考古傾向——關於新歷史主義、技術主義和〈讀書〉定位等問題的討論》時，加進一段議論：
假如是活人被打入冷宮、被封殺、被緘口，你可否說是「生不如死」，文物是不是也該這麼講?我們見到太多的懷舊，看到了老房子、老照片、古城牆，聽到新排的「樣板戲」，目睹《金光大道》、《艷陽天》重新出版，以及當年「上山下鄉」的知青叫嚷「青春無悔」。與此同時，我們難過地看到，許多往事的目擊者、歲月的倖存者沒有理所當然成為歷史的見證者，他們中許多人「復出」後三緘其口，或許就永遠地沉默了。像作家路翎晚年的精神狀態，人稱「精神者戰土的大悲劇」，其實哀莫大於心死，那樣的精神悲劇何止一、兩出？！……
也曾胡亂思想：假如當初「豁出去」，又會怎麼樣？蹲幾年勞教農場，現在也該出來了。損失的是生活，良心卻保全完整。而現在呢，雖然個人生活算是不錯，可自我感受卻好不到哪裏去。這裡存在聯繫嗎？一個人要過好日子非要典押他的良心？孤苦無依的時候，我不能不轉向上帝。《聖經》上赫然寫著：
「這世界有禍了！因為將人絆倒。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絆倒人的有禍了！」
十
「看見你們所看見的，那眼睛就有福了。」
1989年，看到了許多平常難見的事。關了四十五天，秋季開學不久被放出，據說是校方幾次三番派人交涉，說查不出甚麼就該放人。我相信，那時校領導是保護學生的，辦案人員也沒有太跟我過不去的意思（有一位「李科長」除外，我永遠記得他的窮兇極惡。現在他大概退休了）。被關期間，除了精神施暴、餓肚子，戴了一次手銬，基本上沒受皮肉之苦。這得感謝那位新調來的管教趙幹事。正學電大法律專業的他比較書生氣，把我這個「眼鏡」跟其他刑事犯（其實在我那個監室，許多人是因學潮被抓來的，只不過他們身份是「社會閒雜人員」）區別看待。借他的教材《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給我，說可以幫助你改造世界觀和方法論，在今後的人生道路上不再或少翻觔斗。那本書我看不進去（為了轉移飢餓感，寫了「古典意境說與英美意象派」的初稿，後來發表於《社會科學研究》），但借書這件事情本身使其他犯人不敢把我怎麼樣。所以後來聽說要放出去，我向他表示由衷感謝。他說：「不要謝我，要感謝法律。」我不知「法律」是否存在，內心總還是希望有某種可靠的東西。
這種僥倖念頭沒能維持多久。1990年中國新年回老家，一位某市檢察院就職的高中好友來訪。說起今年的遭遇，他提了幾個問題便沉吟。我似有所悟，試探發問：「是否他們懷疑你有問題就抓，發現抓錯了再放？」他微笑不語。我激動起來：「那、那、那他們太肆意妄為了，他們就不怕抓錯人自己下不了台？」高中同學嗤之以鼻：「你？一個窮學生算老幾？……」天眼開了，我五雷轟頂，安全感從此坍塌了。還有幾樁事：關押期間，公安局某處長「談心」，言談間對「改革開放」頗有不恭，這是我以前想不到的。報紙上說全國人民擁護改革、歷史不可能開倒車等，我現在倒覺得國中別有國，如果有人鐵心再發動一場文革，未必能夠遇到多少有效抵抗。還有就是，「六．四」不久，傳說北京某大名鼎鼎的美學家向一位達官顯要下跪，啼泗滂沱、惟求免死。小道消息，未知確否，卻使我對整個中國「知識界」有「一地雞毛」之感。最使我驚心的一件事是：收審前半個月，我在木綜廠由「經警」看守。這些小伙子多從部隊復員不久，農村出身、不失淳樸，對我的「落難」不無同情。有一次，他們來了一位戰友喝酒。我在鐵窗裡頭，聽他們議論同鄉某某「立功」了，可能要送到軍校會被提干。「我他媽不走運，」其中一位臉紅脖子粗說：「我他媽晚復員一年就好了！這次我們部隊也去北京了，我去不弄個立功、提幹才怪。」「對、對、對！」周圍一片附和聲。
天眼開了，一片狼籍。「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
十一
從此體味行路難。
此前我有許多的夢：學術的夢、政治的夢、聖賢氣象等等。說得好聽是「理想」，說得不好聽是「野心」。經過了1989,我跟眾多人文主義者一樣夢斷昇平。相對於80年代，90年代人文知識份子邊緣化了，我則是邊緣之邊緣。1990年畢業時，大學生找工作普遍困難，我這種背景的人難上加難。記得當初入校時，系領導專門談話，要求畢業後留本校服務，可「此一時、彼一時也」。高先生釋放不久，寫了許多介紹信、推薦信幫忙，可「泥菩薩過河」能起多大作用？走投無路中，西安、南京、徐州、無錫、常州、上海、杭州……跑了一大圈，雖有熱情的相助（楊乃喬、尤西林等），更多的是碰釘子。最後，蒙同監難友的父母幫忙，一家與學術、文化沒多少關係的畜牧單位接收了我。飯碗有了，書進了儲藏室。對於「學術」，我越來越力不從心。官學腐敗，私學難為。雖至今「過侯門而大嚼」，畢竟心境變了。
政治更是不祥物。關鍵時刻的表現，使我認識了自己。個人履歷的污點和道德生命的缺陷，也使我對預約中的黃金時代忐忑不安。這裡也有個過程。「八．九」剛過不久，尚保持一定「陣營感」，以為憑著對「1989」的態度足以劃分人群為「他們」、「我們」。可過不了多久，就發現陣營的虛妄。因了歷史淵源和立場的接近，我對若干不失為優秀的知識者持有好感，願意跟他們交往。可事情並不簡單。他們疾惡如仇見微知著，自認是光明的化身而你是黑暗的變形，使我心驚肉跳之餘，明智地選擇息交絕游。「脫得朝中朋黨累，法門依舊有戈矛」，無話可說無法可想。人心隔肚皮，感受最有不可相通性。不管怎麼說，就像陽光下的薄冰，「我們」最終陷落了。陪同陷落的是安全感和溫暖。此去經年，縱是良辰好景虛設，更何況淒風苦雨。有時彷徨：就算得到了自由，卻失去了生活世界。有時顫慄：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有時憤激：現在我尚可苟活，一旦「他們」得勢，可能只有逃亡他鄉了。1998年，四川民主黨人劉賢斌來找我（他被判13年），我說：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料，也不認為民主只是「民運人物」的事。他理解我的心情，也尊重我的選擇。為此，我對他有敬意。
越來越覺得，善惡的問題很難講，中國問題也不是在朝、在野那麼簡單。混沌與有序，誰能說得清？古人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主張「早晚勤拂拭、莫使染塵埃」，我對這些話發生了共鳴。奧斯威辛何處來？來自人心的墓窟（這樣講，不是取消政治民主化問題）。
十二
我還活著：有知覺、會呼吸、能走動。
「佛言劫火遇皆銷，何物千年怒若潮？經濟文章磨白晝，幽光狂慧復中宵。來何洶湧須揮劍，去尚纏綿可付簫。心藥心靈總心病，寓言決慾就火燒。」這是龔自珍的心病。我的心病也需要心藥醫治。都說大風能使小火熄滅、而使大火燃得更旺，我可能屬於小火吧？但我想，處身黑暗的人，可能對陽光更渴求、也更珍愛？
1989年，許多人睜開了眼睛，很快面臨「睜開眼後怎麼辦？」的問題。秀才遇上兵，有理又如何？許多人選擇了逃亡，更多人重新閉上眼；要不「誓將去汝，適彼樂土」，要不，心驚膽戰、三緘其口。許多人黯然無聲地死去，更多的人活著卻比死人還黯啞。眾中俯仰、和光同塵，有多少貪歡、多少無奈、多少悲辛、多少艱難？不是說沒有亮光，而是說僅有的蠟燭能照亮多大的地面？不是說沒有美好，美好的故事像山澗野花自開自落。人非金石，豈能無惑；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梁啟超氏曾講，身為中國人何其苦楚：「襁褓已生金革之裡，垂老猶厭鼙鼓之聲，朝避猛虎夕長蛇，新鬼煩冤舊鬼哭」。這也是我難以逃避的場景。備受天譴的民族，完不了的心死故事。有時屈指細算：我們這些人，或心死於1949,或心死於1957,或心死於1989。我輩六十年代生人，以前嘲諷、憐憫、「恨鐵不成鋼」了多少前輩啊。現在，輪到更年輕的人嘲諷、憐憫、「恨鐵不成鋼」我們了。更年輕的一代啊，你們能否積聚、能否教訓，能否重整旗鼓、前仆後繼，能否不至於傷心重唱前朝曲，避免再次斫傷、再次分崩離析的命運？
「一身之遭逢，其小者也，蓋亦視國家之運焉。」
十三
「難道真摯的愛/將隨著船板一起腐爛/難道飛翔的靈魂/將終身監禁在自由的門檻？」二十多年前那「解凍」的日子裡，一位我所喜愛的女詩人自問自答：「我終於明白了/我首先必須反抗的是/我對牆的妥協，和/對這個世界的不安全感。」
我明白了甚麼？曾經在幽幽暗暗反反覆覆中追問，弄清希望是亞琴海的女妖希望也是好東西。「睜開眼後怎麼辦？」誠然是問題，閉上的眼睛總不能讓它一勞永逸。造化弄人，生命不會滿足沉睡；向死而生，是人就得不斷自我確立。恥辱和死亡是我們生命的原罪，自由也是生來揮之不去的東西。為人很難擺脫它們，擺脫只是一片虛空。記得1989年夏天，民主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高先生跟我們發過「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的感慨。我理解他的心情。神龜雖壽、猶有竟時，何況我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昔年移柳，依依江南。今看搖落，淒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中國人對生死再漠然，又如何做到「五百歲為秋、五百歲為春」？我們有甚麼理由做出一副死相，說希望只是娼妓、那吃不到的葡萄太酸等等？1989誠然是一言難盡的故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認知，在我，就是忘不了那揮汗如雨的青春，忘不了那個春夏之交「小偷罷偷」的故事，也永遠記住了那個臭名昭著的社論——「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縱容，聽之任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亂局面，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變為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哦，希望！忍不住思忖：比起十三年前，今天的希望多了還是少了？
很喜歡一首歌詞：「再回首，雲遮斷歸途；再回首，荊棘密佈」，而對「曾經在幽幽暗暗反反覆覆中追問，才知道平平淡淡從從容容才是真」有保留。平淡從容固然真，反覆追問為甚麼就假？除非生命被連根拔起，「存在」永遠不是單一的主題。天地之大德曰生。既然我們一息尚存，那，有耳的為何不聽？有眼的為何不看？玷污的衣服為何不動手洗淨？
十四
「思考吧！從你的苦難中做出結論。」
現在，我能夠相對客觀、冷靜地看待那次經歷。索爾仁尼琴，這位了不起的前蘇聯作家坦承：「恰恰是從我自覺地降到底層，並感覺到自己兩腳站到這個佈滿石塊的牢固的共同底層上的那一天，才開始了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代，這些年代最後形成了我的性格特點。如今，不論我的生活還會發生甚麼向上或向下的變化，我都會對自己在埃克巴斯圖茲形成的習慣和觀點信守不渝。」——對那次的地底旅行，我持類似的看法。在那以前，我是這個社會的「底層」，可自己並不那樣看，過於飽滿的「主人翁精神」好比蒙汗藥。說嚴重點，二十多年我「生活在別處」。那個風炎土灼的夏天，我的「人民」迷夢醒了（現在，「人民」一詞讓我覺著血腥），從天上看見深淵，同時醒來一個真我。熱情固然減少，輕狂也在剝離。更重要的是從那種上古冰川式的麻木中甦醒，而對蛛絲馬跡的苦難有了感應的能力，對自己忠，對別人恕，這難道不是一種「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聖經》言「凡事都當造就人」，此之謂也？
心病須得心藥醫。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承認自己有病，諱病忌醫說到底是對於恢復健康沒有信心。不是嗎？一方面，囚徒生活給人的精神造成嚴重損傷，甚至造成情感的冷漠、智力的癱瘓（索爾仁尼琴說，「對許多人說來，逮捕對於這種私人感情和眷戀的傷害，可能要比監獄的恐懼或政治思想強加於他的強烈得多」）；另一方面，由於各種原因，所發生的一切都被包裹得很深。國家機器固然擠壓人性、殘害心靈，被擠壓、被殘害者何嚐沒有與「機器」達成默契？就說我自己吧，釋放時，辦案警察讓我在指控我「書寫反動文章」的釋放證上簽名，可並沒有把那釋放證給我一份。我心有疑慮，卻不敢跟他討要。那位好心的幹事也反覆叮嚀：「這裡看到的一切，出去後別跟人講。」於是我很長時間諱莫如深。久而久之，甚至對有沒有發生過這些事恍兮惚兮。失去的不光是勇氣，還有敘述事實的能力。於是在歷史中，近乎沒有了這些事實。就此而言，可以說我與我的毀屍滅跡者為伍。又一次，我「無辜」成為自己的敵人。
「……記住/最強烈的抗議/最勇敢的誠實/莫過於–/活著，並且開口」。
十五
我知道，在今天中國，「1989」還是一個不合時宜的字眼。我也知道，而今眼目下，記憶是能夠窩藏自由的唯一地方。但老窩藏在心中是否還是自由？為仁由己，我的自由為甚麼總要被別人的良心論斷？我為甚麼老像卡夫卡《地洞》的主人翁，在無邊無際的恐懼中走不出？既然當初「無辜」非真，今天的作繭自縛未必不是虛妄？「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裏？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裏？」說到底，歷史無序，命運靡常，三界唯心。
人到中年的我，不再氣吞萬里想要改變甚麼，只想老老實實面對自己的內心。這是我自己的事，沒有任何別人可以幫忙。可是這樣要求本身就包含著悖論。我看重內心自由、內心真實，可是缺少了表述，所謂內心真實也會漸漸萎縮。古人說，「自古未有關門閉戶，獨自做成的聖賢；自古聖賢，未有絕類離群，孤立無與的學問。」西方人說：「幸福是自由的果實，而自由則是勇氣的果實」。真實的個人敘述難道不需要基本的勇氣？長歌當哭，痛定思痛；「痛則不通，通則不痛」。那種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苦澀，我這些年品嚐得不夠嗎？
靈台無計逃神矢。只有正視1989,我才有內心的安寧。
沒有甚麼現成取巧的捷徑。我服膺著耶酥的教誨：「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為安妥內心、確認自己，並超度死亡的靈魂，我寫下這些文字，記錄一個「八九一代人」的心路歷險和精神幽微，「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於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逝者如斯，自將磨洗；知我罪我，在所不計。魯迅《野草．墓碣文》有言：
在浩歌狂熱之際中寒
於天上看見深淵
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
於無希望中得救
——「於無希望中」能夠「得救」嗎？我不知。
2002年歲暮天寒中，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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