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7日訊】觀察台灣政治，很多大陸人最想不通的一點是，台灣為什么不再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民進党不必說了，現在就連國民党也說它不再堅持一中原則。這是為什么呢？
我們知道，目前，台灣最大的苦惱就是它缺乏國際人格，它被排除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之外，和它有正式邦交的國家寥寥無几。然而曾几何時，台灣獲得過廣泛的國際承認，而且長期占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前年，台灣退休外交官陸以正寫了一本回憶錄《微臣無力可回天》（2002年，台北天下文化書坊），其中講到當年退出聯合國以及和美國斷交等事件的詳情內幕，值得我們認真解讀。
1、蔣介石也曾決定接受“雙重承認”
1949 年，中共奪得大陸，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并未馬上進入聯合國；中華民國退守台灣，仍保有聯合國席位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由此，兩岸即為聯合國席位問題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攻防戰。由于雙方都認定只有一個中國，而只有自己才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雙方都擺出“有我無他，有他無我”，“漢賊不兩立”的架式。這就使得聯合國相當為難。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本來大多是支持台灣，反對中共政權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越來越認為，把占有整個大陸的中共政權排除在聯合國之外，讓只占有台灣的國民党政權繼續代表全中國，是不現實的，是不恰當的；同時，他們又都認為不能听任中共武力“解放”台灣。于是有不少西方國家主張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并且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同時保留中華民國的會員國資格；或者是讓台灣人民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到底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并，還是獨立，或者是接受聯合國的托管。如果台灣和大陸兩方面有一方愿意接受這种安排，那么上述提議還有實行的可能，但問題是在當時，當事者雙方，台灣政府和大陸政府都堅決反對這种安排，所以西方國家的這些提議就都宣告流產。
陸以正寫道，在1966年，美國感到支持中共的國家越來越多，于是開始放出“兩個中國”的試探气球。意大利等國提議成立特別委員會研究中共進入聯合國問題。然而那時大陸文革狂飆突起，“大陸亂成一團，無人敢在台灣問題上表現任何彈性”；而台灣方面“當時也誤以為中共政權真有可能垮台，所以動員友邦反對，造成台北与北京雙方聯手，打擊怀有誠意的中間派的荒謬現象”。這一次試圖讓兩岸都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的努力遂告流產。
等到了1971年，國際形勢的演變更加有利于北京。在這一年的第26屆聯大會議上，阿爾巴尼亞等國再次提議恢复中共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并出任安理會常任理事以及驅除台灣。當時，中共在聯合國內已經獲得廣泛支持（當然，這也和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進入聯合國有關），美國估計已經無力阻擋中共進入聯合國，于是与台灣當局磋商，“變更策略，改以‘雙重代表權’為目標，希望一方面讓中共進入聯合國，并取得安理會常任理事席次，另一方面保全我國（指中華民國－－引者）在聯合國的會籍，仍能留在聯大。”陸以正透露：“雙方經過多次密商，直到最后一刻，蔣中正總統才勉強同意”。
陸以正寫道：“回顧1971年那段經過，就事論事，我國當時已經准備接受与大陸并存于聯合國的安排。”這說明，早在1971年，蔣介石就已經准備接受“兩個中國”了－－當然，是被動的，不情愿的。
陸以正透露的這一內幕消息十分重要。以前，人們總以為蔣介石是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毫不妥協。對此有兩种解釋。一派人認為，蔣介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實際上是為了維護國民党在台灣的專制統治。因為如果蔣介石放棄了中華民國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之說，接受了兩個中國，那么，他就沒有理由在台灣繼續“動員戡亂”，繼續“暫停行憲”，他就不得不在台灣開放民主，回歸憲政。為了維護國民党在台灣的專制統治以及自己的獨裁地位，所以蔣介石才始終堅持他的一個中國原則。另一派人則認為，蔣介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因為他有根深蒂固的大一統思想，有強烈的反共复國的使命感。不過根据陸以正透露的事實，還可以加上第三种解釋。你還可以說，蔣介石之所以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那也是因為他低估了中共政權的穩定性。蔣介石以為中共暴政斷然不可能長久，所以他在台灣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有朝一日反攻大陸，根本沒有在台灣偏安一隅的長期打算。殊不知中共政權固然十分殘暴－－這一點不出老蔣所料，但是并不短壽，中共政權的穩定性遠遠超出老蔣的預估（盡管共產制度注定是歷史上最短命的制度，但相比之下，對共產政權而言，越殘暴者反而越長命。不贅）。到后來，反攻大陸渺不可期，台灣自身的存在反倒陷入困境。就這樣，當蔣介石發現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會導致台灣在國際社會上自我放逐和自我孤立，他也只好放棄這一原則。既然連蔣介石都不得不放棄一個中國原則，何況二十年后的李登輝，何況三十年后的阿扁和連宋。
2、從“漢賊不兩立”到“賊立漢不立”
讓我們再回到陸以正的書上來。按照陸以正的記敘，在1971年的26屆聯大上，美國征得蔣介石同意后提出臨時動議，要求把阿爾巴尼亞等國提案分成兩段表決，先表決是否接納北京，然后再表決是否驅除台灣。美國估計，因為贊成接納北京的國家不一定都贊成驅除台灣，因此這就有可能保住台灣的席位。可是美國的這一臨時動議被否決，台灣代表知道敗局已定，不可挽回，便以程序問題要求發言，宣布退出聯合國，离開會議大廳。接下來，阿國提案被一攬子通過。從此，北京占据了台灣原來占据的位置，台灣被迫离開聯合國。由于在這一回合中，美國的策略未獲成功，台灣方面無從表示他們對雙重代表權到底接受不接受，外人也就無從得知蔣介石已經同意放棄其一個中國立場。如果不是陸以正透露這段秘辛，我們還都以為老蔣始終堅持漢賊不兩立沒商量呢。
不過，陸以正補充說：“假如那年雙重代表權案獲得通過，中共肯定拒絕加入。頂多再拖個一兩年，在西瓜靠大邊的情勢下，我國仍然會被赶出聯合國，反而更加窩囊。”問題是，如果不是等到1971 年，而是早在1966年或更早一些，台灣就接受雙重代表權，不阻攔中共進入聯合國，台灣是不是能保住它自己在聯合國的席位呢？對于這個問題，陸以正沒有明确回答；但是讀者可以感覺到，陸以正對台灣當局在1966年沒有支持、而是反對意大利等國關于讓台海雙方都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的提議這种做法是不以為然的（他把“台北与北京雙方聯手”反對意大利等國的提議稱之為“打擊怀有誠意的中間派的荒謬現象”）。這似乎是暗示，假如台灣當局能在早一些或更早一些的時候放棄一個中國、漢賊不兩立的立場，台灣就不會落到后來那么孤立的地步。
陸以正還告訴我們，在1977年中美建交前夕，他曾擅作主張，私下向美國方面試探有無可能采取兩個德國模式，也就是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承認中華民國。美方表示無可能。卡特總統的東亞事務顧問奧克森伯格說卡特總統已經表態支持上海公報（上海公報是尼克松簽署的，上面提到美國認知到兩岸均認為只有一個中國），無法更改。奧克森伯格還調侃地說：“零起點預算制度或許可行，但零起點外交政策就太不像話了。”意思是說，你們台灣若早同意讓美國承認兩個中國還好辦，但你們先前一直不肯。現在才想起要從頭來過，要美國承認兩個中國，那就為時已晚，辦不到了。
美台斷交對台灣打擊甚大，一時間，台灣的邦交國紛紛效仿，拋棄台灣，轉而承認大陸。台灣的外交部連連接到外國的斷交通知，被人譏為“絕交部”。台灣成了國際棄儿。到了這時，台灣想實行兩個中國原則以換取國際承認已不可得，于是只好硬著頭皮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因此到了蔣經國時代后期，國民党政府就開始推行務實外交，力圖重返國際社會。
3、爭取“賊立漢也立”
晚年蔣經國的務實外交主要是發展与無邦交國的非官方關系即經濟文化等實質性交流，同時也默認以“中國台灣”或“中國台北”的名義參加某些國際活動，在國際體育比賽中不再堅持升中華民國的國旗，等等。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接任總統。很快地，台灣就提出爭取雙重承認，突破外交困局的主張。當時，李登輝剛上任，其實權尚不足以主導決策；所以，這种轉變似不應看成李登輝的個人意志，而應看成國民党上層的主流意見。聯想到當年蔣介石也打算接受在聯合國里的雙重代表權，我們就必須說，爭取雙重承認的主張正所謂其來有自，不足為奇。
蔣經國是1988年1月13日去世的，我手頭恰好留有一份 1988年3月24日的台灣《中國時報》的影印件（因此頁有該報記者對我的采訪），上面有一篇社論和一篇專論，題目分別是“‘雙重承認’与外交困局的突破”和“‘不兩立’与‘孤立’會是鄰居嗎？－－從西德南韓經驗看外交雙重承認的可行性”（《中國時報》當時的老板是余紀忠，名列國民党中常委）。社論引用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魏鏞的講話，聲稱“我國政府從未排除‘雙重承認’；西德与南韓將‘統一’与‘承認’分開處理，是突破承認問題的關鍵”。社論說：“中共政權在大陸行使有效管轄權已達四十年，在相當期間內，我們無法光复大陸，中國也不可能統一，則為客觀的現實。我們制定政策，固然不能不重原則与理想，但也不能不顧及政治現實。”眼下采取彈性的雙重承認政策并不妨礙未來實現統一的長遠目標。
社論委婉地承認，假如在若干年前，在台灣還有許多邦交國以及在聯合國等一系列國際組織中占有席位的時候，當局就准備接受雙重承認的政策，效果一定會更好。社論也清醒地意識到，希望國際社會按照東西德模式或南北韓模式對待兩岸關系是有困難的，因為台灣和大陸大小懸殊，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性也相差太大，你台灣單方面放棄你的一個中國原則，不再堅持漢賊不兩立，人家大陸卻不肯放棄它的一個中國原則，大陸還要堅持大陸的那套漢賊不兩立，逼得外國政府只好在台灣与大陸二中擇一，到頭來國際社會還是會取大陸而棄台灣，台灣還是擺脫不了被封鎖被孤立的境地。也就是說，台灣單方面地放棄一個中國原則未必就能突破困境；但問題是，你叫台灣怎么辦才好呢？再回到漢賊不兩立的立場上去，那不是更沒有出路嗎？
應該說，自八十年代后期起，台灣的國民党就已經在事實上放棄了一個中國原則。台灣已經以“中國台北”的名義加入了奧運會、亞運會、亞洲開發銀行年會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台灣可以說，我們雖然不是以中華民國的國家名義加入的，但這并不等于說我們就不是一個國家；但是台灣不可以再說只有中華民國才是全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了，因為在這些組織中，唯一的一個留給“中國”的席位分明被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占据，而台灣已經接受或默認了這一事實；台灣這樣做，不等于承認“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它确實等于放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同理，所謂“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對台灣也是不利的，因為台灣方面的“一中各表”只能是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國際社會并不買賬，而且，只要台灣不想自絕于國際社會，還想積極參加國際組織和國際活動，它就必須接受或默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中華民國占据中國席位這一事實，它就不得不在事實上放棄自己的“一中各表”。也許在當初，台灣方面沒弄清楚中共的一中各表到底是什么意思。台灣以為那就是彼此不直接承認對方，但也不刻意在第三者那里，在國際社會中打壓對方，否認對方（這就像海外有的僑團鬧“雙胞胎”，彼此都說自己才是真的，對方是假的。社區要搞活動，主辦單位弄不清誰真誰假或是不想介入其中糾紛，干脆兩邊都邀請，于是雙方都得以出席，也都默認對方以社團的名義的出席，并沒有誰去向主辦單位施加壓力，要求非把對方赶走不可，否則我就不來）。誰知中共的一中各表就是中共在一切場合不遺余力地排斥、打壓台灣，恨不得赶盡殺絕，所以台灣無法接受。
歷史的演變就是如此：當初，國民党堅持“漢賊不兩立”，為的是“漢立賊不立”，殊不料后來形勢逆轉，倒成了“賊立漢不立”，于是只好改變政策，爭取“賊立漢也立”；然而等到這時，共產党卻又用它的那套“漢賊不兩立”全面封殺台灣，使得台灣想“賊立漢也立”而不可得；于是台灣就陷入極大的困境。
如上所說，台灣放棄它的一中原則，爭取雙重承認，并未取得顯著成果；但也不是一無所獲。至少，台灣得以參加一些國際組織和國際活動，雖然其身份不尷不尬，但總比自絕于國際社會以至于被國際社會徹底遺忘要好。近些年來，台灣每年都要鼓動几個它的友好盟邦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重返聯合國。雖然屢戰屢敗，但好歹也是讓國際社會听到台灣的聲音，注意到台灣的特殊存在。包括國民党在內的大多數台灣人都懂得，不管爭取“賊立漢也立”有多困難，它還是只有去不斷地爭取；它不能再回到原來的“漢賊不兩立”，因為后者是一條死胡同，而前者多少總還有一些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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