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見證人齊志勇: 代表六四傷殘者呼吁政府釋放難屬

【大紀元3月31日訊】（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六四見證人齊志勇: 代表六四傷殘者呼吁政府釋放難屬－丁子霖和張先玲的老伴都有心臟病可能住院

3月28日, 中國政府拘捕了”天安門母親運動”的主要人物丁子霖女士, 及張先玲等六四死難者家屬. 這個事情引起了普遍關注, 為此, 本台聯合新唐人電視台, 特別采訪了現在在北京的齊志勇先生.

齊志勇，1９５６年５月１５日出生，原北京市城建六公司六級油工，現為個體攤販；８９年６月４日晨１點２０分，在西單西絨線胡同受傷，雙腿同時中彈，高位截癱。

蕭恩：齊志勇先生，我是主持人蕭恩，謝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您聽到了丁子霖女士被抓以及其他六四家屬被抓，當時有什麼樣的反應？

齊志勇：當時我聽到感到非常的震驚和非常的驚嘆。

蕭恩：為什麼呢？

齊志勇：因為丁子霖教授，他的兒子蔣捷連在15年前的慘案中，被別人的部隊開槍打死。至今15年來，政府沒有一次公開的向這些死難的親屬給一個正面的答覆。況且，在15年週年將到之際，又發生這樣的事情，我聽了以後非常非常的驚嘆和震驚。這種事情是絶對不應該發生的，我們這些人，尤其是丁子霖，受到多年的文化教育，這些母親忍著失去親人的痛苦，煎熬著，15年了！竟然還出現這種事情，不可理解！真不可理解！

蕭恩：丁子霖女士被抓以後，那她先生蔣教授情況怎麼樣呢？

齊志勇：他身體很不好，因為他心臟病嘛，頭一天剛作完心臟搭橋，張先玲的丈夫也是，王先生也是。

蕭恩：另一位被抓的張先玲女士的先生也是做了心臟手術？

齊志勇：沒有，但是他有心臟病。今天上午八點左右通過電話問他，他說他身體很不好，他說準備馬上到醫院。可能已經叫救護車要到醫院去住院。

蕭恩：當時是心臟病發嗎？

齊志勇：對，昨天晚上把他家也抄了，十分十分的嚴重。他感到不可理解，他的兒子王楠也是15年前被槍殺了。我非常感到痛心的是我也是一個中國人，北京的一個普通老百姓，左腿剛被截肢了，右腿還有一個槍眼兒。我們是很理智的，呼籲世界關注我們，本國的人民也在關注這件事，無人不知。

每年六四的到來，這裡就有公安的員警來這裡看著我，不讓我說話。每次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我們都有公開信，我們大家遵守六個字「獨立、公開、合法」，全都公開的跟政府提出來。到今天15年了，我們始終秉持著「合平理性」的原則，呼籲全國人民，人大按法令重新將「六四議題」做成專項議案遞交人大討論，他們審議呼籲政府有關當局，以協商對話方式來求得六四問題的公正解決。

蕭恩：您曾經在這15年期間得到任何回覆嗎？

齊志勇：沒有，從來沒有過！做為我們新生的殘疾人，也從來在殘疾人常年連絡會裡邊，最近聽說，鄧小平兒子鄧樸方先生得了一個人權獎，其中有一個報告叫「殘疾人的現狀生活」，當時我聽了很可笑，我是六四受傷的，曾經寫過多少封信，向中國殘聯、市殘聯、區殘聯都提過，我現在2個孩子，生活很困難，很須要一些低保，都不給，他只說你有錢。願意的就說，你談的是另一個政治問題還沒解決呢？

蕭恩：能跟我們描述一下您當時在天安門廣場的經歷嗎？您腿傷是怎麼造成的？

齊志勇：我是普通工人，搞裝修，建築業，當時我們幾個到前門那有一個房間，去做室內裝修，因為大家都還沒見到天安門廣場的自由女神像，想去看一看。當時我們在施工，沒有任何收音機，所以不知道政府戒嚴令的消息，還有當天發佈不許到工廠這邊的消息，完全不知道。

蕭恩：那是因為好奇去看的？

齊志勇：對，我們都是普通的工人嘛，好奇想看一看，還沒到廣場就聽到喇叭廣播，「趕快撤離廣場什麼的，要發生什麼事要自行負責，後果自負！」

我們就回家，那天是週末嘛，我孩子到媽媽那。然後，就發現廣場上有二輛裝甲車，特別大聲音的那種裝甲車，就害怕了就跑呀，跑到六部口，新華門國務院斜對面那個胡同，雙柵欄胡同，這時裝甲車停在那兒了，路上那些路障，就是它的隔離帶，它的裝甲車超速開著，然後停在那兒了，有兩個大學生攙扶著一個穿著綠軍裝的。市民朋友說他也是當兵的，他也是聽上面的命令，你看他熱的渾身是汗。我就在那兒看，在這個時候他們過去了，過了一隊武警，拿盾牌的，過了一兩分鐘吧，我就發現有蹲著跑步的人往那邊跑，還打著槍，穿著綠軍裝、迷彩服，然後左或右胳膊戴著白的毛巾，這個時候還沒看清楚，我就倒下了！

蕭恩：您是說是那邊蹲著開槍的人。

齊志勇：對，戒嚴部隊嘛，從那卡車上跳下來，這會兒我已經躺地上了。就天昏地轉，中彈了！

蕭恩：您中了那幾個部位？

齊志勇：左腿、右腿都有。左腿沒了嘛，右腿大腿還有一個槍子兒。

蕭恩：那子彈取出來嗎？

齊志勇：取出來了。當時老百姓嘛，我嚷嚷喊救命啊！他們就把我帶走。

蕭恩：那您看到的兩個學生扶著綠軍裝的，後來兩個學生的遭遇怎樣呢？

齊志勇：不知道，他就負責到廣場上不知怎麼就過去了，那事情，那路面有一堆棉絮著火了，老百姓找了點水撲滅了，他們扔磚頭，我看到從對面牆裡面往外扔，根本在我周圍沒發現老百姓拿什麼磚頭啊，應該都沒有。這搶救到了二院，沒開門，那開門的講話，說我們接到上級通知今天不就診，停診。你趕緊到紅十字會急救中心那兒去吧。好在當時老姓找了一塊門板就給我抬回去。

蕭恩：您說醫院接收到不允許就診？

齊志勇：他說我們接到上級指示今天停診，不開門就是。你只有到急診中心，雙柵欄胡同往南，那和平里有一個急診中心，到了那以後，外面裡面都是人，大夫來了以後說：「忙不過來了，怎麼又一個受偒的？」、「打那兒了？」、「打腿部了」，「趕緊給他止一下血，拿一條止血帶！」，當時那個老百姓拿自己的衣服撕成一條給我繫上。

大夫說：「這裡沒有大夫，也沒有器械可以救他了，因為人太多了，就連點滴架都沒有了」，我一看也是，有人拿著、用手拖著，用手拖著那個點滴，「你趕緊去到南場，到南邊去，可能好一點」。

我馬上就坐上一輛麵包車，麵包車上有兩個人，那個麵包車是後開門有座位的，中間是空的，好像是廂式的工具車，就把我放在這兒，叮呤哐啷的，這一路就到南場了。

我發現上面這人的手搭下來了，我給他推上去又下來了。因我這左臉打到主動脈，我眼睛模糊了，司機說：「這人已經死了，所以血都流你身上了。」車上的兩個人有一個已經死了。

蕭恩：在其它的場合有看到死人嗎？比如說醫院，路過的地方

齊志勇：在我受傷的地方，那兒站了好多人，我左邊叫六部口，右邊叫雙柵欄胡同，因為我嚷著救命了嘛，他們說還有活著的，那肯定是有人死了，然後就到了宣武醫院，那裡死傷的很多，有些就積極搶救傷員，把那些重病號，例行檢查的病人勸說回家了，搶救那些受傷的。

當時醫務處有一個主任，或者副主任吧，他說當時我們收了273個，後來我醒過來的時候，還有一個女孩，她當時是催淚彈打的，打腿上，跟我一起住院的有好多人，坦克壓的、撞的，屁股都沒了，張志強、趙金鎖、孔維真，孔維真他是大學生，他是打在腳面上，腿部也受傷。

齊志勇：你要問我這是一個實事，沒有絲毫的一點摻假，但現在雖然過了15年，每一個市民，我走到大街上跟誰聊起來，沒有一個人不講六四當天他看到的某某事情。在兩會期間也是，一個民警跟我聊天，說當天我還看到了在前門肯德基旁邊，一個老爺子乘涼，就被給打死了，這真是在中國土地上最慘痛的一次了。

在北京首都，想起來真是令人毛骨聳然，我現在說起來還是非常的激動，也有其它受傷者，他們也在煎熬、忍受著。尤其丁子霖教授，還有張先玲等等這些母親們、爸爸們、年輕的夫妻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妻子，他們更苦，我哪算苦！

15年了，沒有人出來跟我們講清楚，李鵬也好、現在是胡景濤、溫家寶，他們是國家的總理、黨書記，每當提到「六四」好像這是一種癌症，一種癌細胞似的，就不願意談。我特別高興，蔣彥永同志為了解救大家，把SARS疫情公佈於世，今天又提出「六四」，中國人好像出什麼事，都由黨來如何操縱。

我們已經受到這麼大的傷害了，開槍殺人了，每到陰天下雨我腿就疼，但這些都能捱過去，中國人有一個優良的傳統只有享不了的福，沒有受不了的罪。我藉此機會向所有關心我們的人，海內外的，國內的還有一些沒有受傷的，家裡生活比我們好的，當然人有人的變化，他們的心靈的痛苦程度，不亞於我身體受傷的痛苦，這些人是更偉大。

蕭恩：您現在的處境真的很困難啊！我們因為時間關係，我們非常感謝您跟我們分享您在六四上的經歷，以及您現在的境遇，我們都會一直關心。

齊志勇：這一點我希望政府應該馬上公佈，我可以代表所有受傷的朋友，呼籲政府「應該立即讓他們回家，其實他們都是很大歲數了，都60多歲，身體又不好。」

我今天上午聽回後都沒有吃飯了，在這裡藉著感謝所有關心的人，能夠對六四做出繼續努力，繼續爭取民主自由，老百姓都知道那是一場反腐倡導運動，應該繼續下去，15年到20年到我臨死之前。

我代表所有受傷的朋友向政府抗議，不要無辜的抓人了，呼籲所有愛好和平，爭取民主自由，也就是說不應該發生的事情不應該再讓它發生，應該做一些理智的，在這個時候再抓丁子霖、張先玲，應該考慮我們這些六四受難群體的人向政府提出三個要求，應該面對這些，那才是唯一的。

齊志勇在他1999年寫的六四證詞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到了６月１３號醫生決定截肢，我的左腿有動脈去，沒有靜脈回。醫生讓我媽簽字，我媽一聽截肢就哭了：“我不簽字，我生他時，好胳膊好腿，我小時候見過小日本、國民黨，也見過八路軍。我兒讓解放軍開槍打了，要截肢！不簽！你們打死他吧！他犯了什麽罪？”當時我的心情亂極了，無法說清楚。我為什麽這麽苦？我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從小希望當一名解放軍，保衛祖國，沒想到被解放軍的子彈打成殘疾！”

好, 各位聽眾, 剛才您收聽的是天下縱橫節目, 播出的是對六四的見證人齊志勇的采訪. 感謝您的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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