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7日訊】自從臺灣著名導演候孝賢拍出《悲情城市》之後，“悲情臺灣”已經成爲具有象徵意義的片語，用於描述處於多重屈辱壓力下的臺灣精神。說到底，在中共武力威脅之下、得不到國際承認的臺灣悲情，主要不是産生於安全受到威脅，而是來自臺灣人的尊嚴得不到尊重。
一方面，只要北京政權不把臺灣當作平等的政治實體加以對待，正視並尊重臺灣的主流民意，北京無論怎樣說、怎樣做，也無法贏得臺灣人發自內心的合作，更無法遏制台獨意識的自發擴張，即便訴諸於武力，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要北京仍然奉行在外交上全面圍堵臺灣的政策，國際社會又不得不與北京合作，不給臺灣以主權尊嚴，臺灣擴展合法國際生存空間的努力就不會停止。而北京，除了外交圍堵之外，也沒有什麽更有效的辦法遏制臺灣爭取國際承認的努力。因爲，在維持台海現狀的前提下，“一中原則”得到大多數國家的承認，而北京一旦對臺灣開戰，國際主流社會必將重新審視“一中原則”。
換言之，在兩種制度截然對立的現實下，如果說“台獨意味著戰爭”，是臺灣主流民意放棄公投的無奈；那麽“戰爭意味著台獨”，就是中共政權不敢輕言動武的無奈。
有人說，臺灣應該超越“悲情”而走向清明理性。然而，由反抗荷蘭殖民者到抵抗日本殖民者，由反抗外來的蔣家威權到拒絕隔海的北京專制，由於歷史和現實的複雜原因，臺灣必須面對其他國家難以想象的外部約束，必須在背負著多重屈辱的壓力下生存。如果你是至今還必須承受這些屈辱的本土臺灣人，你該如何面對？如果你是民選的台灣總統，你如何能咽下無法走出國門的屈辱？當身爲臺灣總統的李登輝被困在夏威夷的座機裏，你還能要求他理智地對待這種屈辱？而維持不統不獨的現狀，也就等於自甘於在國際上沒有任何尊嚴的地位。
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表明，無論是個人、還是群體，人，作爲屬靈的生物，對尊嚴的看重甚至超過對溫飽的追求。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適性，在根本上來自渴望得到平等對待的人性尊嚴。現在的臺灣已經是自由民主社會，在島內，臺灣人已經是擁有平等尊嚴的自由人，而在國際上，臺灣作爲一個政治實體，卻沒有這樣的平等尊嚴，也就等於臺灣人的民族尊嚴得不到世界的尊重，如何能不悲情！
現在，港人在爭取政治改革的努力，屢屢受挫於北京的蠻橫干涉，向往民主的港人主流民意，得不到來自中央政府的尊重，不是同樣表現出一種“香港悲情”嗎？
同時，悲情産生於尊嚴的嚴重受挫。民族悲情是民族自尊嚴重受挫的必然反應，容易引發強烈而畸形的民族主義。這樣的民族主義又很容易導致政治上的獨裁。然而，在臺灣，世界看到的卻是：源於“2．28”悲情的本體化思潮，對內一直是自由民主的最強大催化劑，對外一直是抗拒中共獨裁的道義力量。而且，在民間本土化思潮的壓力下，臺灣高層的本土化和開啓民主大門皆始於蔣經國時代，在短短的10幾年內的民主化中，已經舉行3次和平而理性的大選並完成了政黨輪替，實在是政治奇蹟。
儘管，黑金和民粹、劣質口水和局部暴力、國民黨老朽和民進黨的稚嫩……皆是臺灣朝野必須加以不斷克服的弊端，事實上，島內對這些弊端也一直有不斷深入的反思。然而，環視當今世界，在如此有辱尊嚴的外部環境下生存，臺灣人的自尊怎能不受到極大的傷害！在如此惡劣的外部環境和民族自尊嚴重受辱的情況下，如果說，由族群分歧引發的種種棘手問題在所難免的話，那麽，臺灣的民主運作能夠達到今天的水平就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正是在此意義上，我要說：臺灣的民主是在惡劣外部環境壓力下的優質民主。唯有臺灣朝野的通力合作，不斷提升臺灣的民主品質，同時也在推動大陸民主化方面有所貢獻，才是臺灣走出國際困境之正途。當大陸人具有了與臺灣人一樣的人性尊嚴之時，就是臺灣人贏得國際社會的承認之時。（2004年3月23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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