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4日訊】(亞洲時報記者曾慧燕3月24日報導)中國東北又傳來交通腐敗大案群，涉及61起貪污疑案及交通官員數十人。中國東北遼寧吏治備受關注，交通領域又是中國今年腐敗最突出的焦點，這兩個問題發生“交叉感染”，格外令外界感到矚目。
1997年以來，中國有9名省級交通廳長因職務犯罪而落馬，佔中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近三分之一。近日遼寧省瀋陽市又聞因有交通部官員因職務犯罪被捕，雖然是次被捕的官員最高只及局長，但交通部門官員高比率的腐敗問題仍然令人憂慮。
中國官方新華網24日轉載一篇名為“沈山高速公路建設絆倒副局長等數十人，立案61件”的文章，引述《時代商報》報道，指“瀋陽至山海關高速公路建設”一腐敗案中，瀋陽市沈山市交通局原副局長盧世兆，及瀋陽市相關區縣交通局長、工作人員，外加交通系統以外的領導幹部和工作人員均牽涉其中，涉及金額達1000餘萬元人民幣，係瀋陽市公路系統歷史上涉案人員最多的職務犯罪案件。
事實上，這只是中國交通部門官員因腐敗而落馬的一小撮人。新華網早有報道，指出交通乃官員腐敗的“高危”行業。在“兩會”召開的前半個月，正在查處中的河南省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童言白外逃；江蘇省交通廳長章俊元被宣佈免職；安徽省交通廳廳長王興堯因“有重大經濟違紀等問題”，被立案審查，並免去其廳長職務，十天之內交通業已有三位官員先後落馬。
1997年以來，已有新疆、貴州、四川、廣東、廣西、湖南、河南以及這次出問題的江蘇、安徽等九個省份的交通廳長“落馬”， 河南更創下三任交通廳長“前腐後繼”的犯罪紀錄，情況令人憂慮。
對於交通系統為何常常成為官員腐敗的溫床，陜西省副省長洪峰指出，以高速公路建設為例，一個項目動輒涉及數十億元投資，投標單位每每達幾百家，再加上幾十家施工單位，管理漏洞自動容易形成。
一位來自安徽的代表認為，交通廳長們之所以成為腐敗“高危人群”，原因在於交通廳長手握大權。1998年，中國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進入快速增長期。投資開始大幅攀升，佔全社會固定投資的比重接近10%，創建國以來最高水準。高速公路的里程數比上年增長83%。此後，社會資金大量涌進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領域，2003年，交通領域投資達到3500億元。
交通建設規模龐大，交通管理部門擁有公路工程的“生殺予奪”大權，可謂炙手可熱，自然成為有心人腐敗賄賂的頭號目標。一項交通建設工程從立項論證、招標設計、施工監理、預算撥款到竣工驗收，幾乎都由交通廳獨家負責或牽頭，資金流向何處、項目能否成立、工程由誰承攬都由交通廳長定案，這些大權在握的主要負責人，自然成為大小包工頭的進攻對象。
交通管理人員除了手執大權外，他們缺乏良監管機制也是腐敗容易產生的原因之一。中國現行的交通投資體制是在交通系統內部封閉運行，採用“投資、建設、管理、運營”“四位一體”的管理模式，一切規費資金由交通部門自行徵收使用，對外融資又實行統貸統還，獨立設置項目法人，再加上招、投標市場都不受制衡，變成某些政府部門官員享有絕對權力。交通廳既是投資者，又是管理者；既當發包商，又當承包商。這些制度上的漏洞，讓交通成為中國官員腐敗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全國政協委員、鐵道部副部長孫永福認為，“如此巨大的權力，掌握在廳長一個人手裏，又缺乏有效監督，確實容易出問題。”他指，要防止權力的濫用和腐敗，首先就要解決‘誰來監督’的問題，並有相應的制度設計與實施。從政府部門的職能來說，管理部門應主管項目規劃、工程標準和監督執行，項目的投資、建設、運營等應委託給獨立於政府部門之外的項目法人。這樣，才能有效避免政府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政府官員權力過於集中的問題出現。”
有交通代表提議，必須儘快完善獨立的招投標機構，以建立招投標諮詢機構的手段把業主和招投標工作分離開來。現有的投資諮詢、項目評估、勘測、設計等組織和單位，必須與政府部門脫鉤，成為完全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對自身的行為和後果承擔經濟和法律責任的法人實體，在對工程進行監督時不應受任何行政部門的干擾。
近年遼寧腐敗問題相當突出，中央領導也很關心該省的吏治問題。1999年該省揭發“慕綏新，馬向東大案”，至2001年10月，涉及“慕馬大案”的瀋陽市官員達到122人，其中已有62人被移送司法機關。在“慕馬大案”整個涉案人員中，副省級幹部有一人，瀋陽市副市級幹部有四人、正局級幹部有11人、副局級幹部有七人；現已收繳和扣押贓款、非法所得2億多元人民幣。中國官方新華網在1月30日公佈了一份不完整的“2003年部分省市政府官員職務犯罪”數據。根據這個公佈，中國東北遼寧省的職務犯罪案件高達8486宗，涉及金額最少4.8億元人民幣。
有評論指出，腐敗問題最終要得到解決，並不單靠揪出腐敗官員，而應注意改革整個制度，堵塞容易出現腐敗的漏洞，才是治本之法。(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