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2日訊】報載，上海交通大學計算机系博導王永成被他的九名博士生聯名“罷免”，理由是他們成了導師的賺錢工具，被迫長時間替一家以王永成夫人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做項目，簡直成了他的私有雇工，每月給他們發几百元辛苦費，還要美其名曰“助學金補貼”，而對他們的學業疏于指導，几乎沒有學術討論和交流。可就是這樣一個只商不導的“博導”，竟然多次獲得“优秀導師”的稱號。這樣的事在高校已具有相當的普遍性，而不是孤立發生的，其中反映出現行導師制的積弊和缺陷所在，而且折射出了現行高校管理體制及辦學理念上存在的嚴重問題。
中國教育有私塾、書院制的傳統，講究的是師道尊嚴，一旦連師道都不講了，學校就有可能滑向商業化的軌道，在教育迅速產業化的同時，導師（尤其是那些理工類高校）就會商人化，研究生自然就成了他們最廉价的雇工，問題恐怕不單單出在王永成一個人身上。透過這一媒體曝光的事件，這樣的導師制确實也到了該反省的時候了。
本來導師制起源于英國牛津、劍橋這樣的世界一流的大學。1940年，竺可楨主持浙江大學時，曾推行導師制，每個學生可以自己選定一名教授為導師，導師要經常找他談話，從治學、做人等方面給予指導，和現在的“商人”導師不可同日而語。
曾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的政治學教授的費鞏在《施行導師制之我見》演講中指出，做老師的不僅要教學生技能知識，并且要教他們為人立品之道。他說：“吾們求學，要同時學做人，學做大人。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大人者不自私自利之人也。否則學養不足，即使在校時是志趣高尚的，一入社會，經不起惡勢力之誘導，便給同化了。必須學校造就出來的人才，個個有品德，品學兼优，將來能改變社會風气，不与惡勢力同流合污，中國才有希望，教育才有成就。”“思想這東西是無法統一的，我們做學生的導師，倒并不是要我們去監督學生的思想，而是要我們去積極的培植學生品格。不必把他們訓導得綿羊一樣，將來畢業出去，當好好先生，唯唯諾諾，無可無不可；而要把他們訓導得個個有人格、有骨气、有抱負、有見識，將來出去，可以擔負得起重任，經得起打擊，不會被惡勢力同化。所以，訓導訓導，還是導重于訓，訓導音近熏陶，還是要從熏陶、陶冶、感化著手。要感化人，所以做導師的必須以身作則，言行合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對學生必須誠懇關切，毫發無偽，語語自肺腑流出。”
拂去歲月的塵埃，費鞏闡述的導師制思想依然閃爍著金子般的光芒，由于他在浙大學子中的崇高聲望，甚至一次就有37人不約而同地選擇做導師。浙大的導師制也确曾對一代學生的人格培養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歷經几十年的風雨滄桑之后，不少當年的學子對導師制仍念念不忘，導師与學生始終保持密切的關系（比如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編譯者許良英与他的導師、核物理學家王淦昌）。
在這樣的導師制下，導師對學生首先是做人的楷模，然后才是授業解惑。在這樣的導師制下，既不可能發生導師將研究生當作賺錢工具的鬧劇，也不可能發生研究生聯名炒掉導師的新聞。
而像現在這樣的導師制，即便在實行得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灌輸一些現成的知識，而不是啟發新的思想、方法，重視的只是技術的傳授，而完全忽略人格上的熏陶。導師最多只過問學生的學習成績，至于品行、思想如何，一律不予聞問。商業化、机械化、形式化和規模化流水線生產出來的研究生（据說一些高校在本科生中引入了導師制），或許也有一些專門知識（甚至有些人在細分的專業領域還很出色），不用說碩士不“碩”、博士不“博”，更不用說什么品行、德行的熏陶了。一方面因為導師本身并不負有這樣的職責，另一方面，在導師“老板”化，忙于追逐金錢和种种現實利益的情況下，即使他們對學生有所熏陶也只是王永成式的熏陶罷了。在導師制被肆意扭曲的今天，重溫浙大當年的導師制是不是對我們有所啟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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