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6日訊】以2002年 11月「十六大」為標誌，中共新一代領袖開始集體接班。迄今一年過去，以胡錦濤為黨首的中共新一代領袖在內政方面有何作為，有何特點，今後政治走向會怎樣，我想站在一個觀察家的立場儘可能客觀地給予述評，以饗讀者。
雙主共治呈變數 危機四伏現難題
年來收看海外評論中國時局的報導，常讀到「胡溫新政」的說詞，彷彿胡溫已大權在握，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開展「新政」。而瞭解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這不是實情。中共的老主江澤民並沒有退休，他還擔任著握有實權的中央軍委主席，對中共的政治決策享有舉足輕重的發言權。新主胡錦濤由於接替了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自然也享有一定的政治決策權（國家主席在中國是一個禮儀性職位）。由九名成員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是最高決策機構。我把這種政治現象命名為 「雙主九頭制」。「老主」有老主的安排，「新主」有新主的計算，多頭有各自的謀劃，當今中國國家政治為何撲朔迷離甚至常常前後不一、自相矛盾、政出多門，其根本原因蓋出於此。
每一代政治領袖都會遇到令人頭痛的難題甚或危機，中共新一代領袖當然也不例外。綜合體制內外各方人士的意見，擺在中共新一代政治領袖面前難題和危機主要為：
第一、權力繼承難題。申明民在《中國的代際政治》中指出：「共產黨政權中的權力形式是非制度化的和高度可變的，權力安排是由最高層的少數人考慮決定的，因而繼承問題對於所有共產黨政權來說都既重要又成問題，沒有任何一個共產黨國家設計出了可靠的權力繼承方法。」中共自身的歷史也表明，迄今為止沒有一次權力交接是和平有序的。因此，「生存還是毀滅」自然地成為新一代領袖最為殫精竭慮的難題。
第二、執政黨自身的腐敗、合法性流失與黨內的反對聲音。一黨專政、權力高度集中與缺乏制約、新聞不自由、司法不獨立等制度安排上的弊病，導致執政黨加速走向腐敗。而腐敗與社會不公又導致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持續流失。黨的決策者推行的權貴資本主義政策遭到黨內左右兩方面的反對，左的勢力要求回歸黨的傳統，回到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主張的道路上去。右的力量主張進行政治改革與制度創新，推進民主化，將中共改造成社會民主黨。這兩種力量的衝擊加劇了黨的分化。
第三、「三農」（農民、農村、農業）危機。中國的一大國情是，尚有60％以上的人口在農村，他們的生活水平明顯低於城市居民，且差距在拉大，特別是農村還有3000多萬貧困人口，有6000萬人徘徊在溫飽線上。中共是靠農民革命起的家，中國的工業化很大程度上也是靠實行剪刀差剝削農民積累起來的。但是由於長期以來人為建構的城鄉二元制度，使得農民的公民權利與自由受到極大限制，與此同時還要揹負著日益沉重的負擔，結果導致李昌平所說的「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成為普遍的現實。在一些地方，農民的不滿情緒更有一觸即發之勢。
第四、金融風險。德國經濟學家協會會員、高級經濟師蔣中南先生提出：十三年前，中國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這四大國家銀行共持有自有資金大約13萬億元人民幣，但在這十幾年間，有超過10萬個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倒閉，銀行貸款損失慘重，四大銀行的自有資金都幾乎全部流失。現在銀行仍有很大一筆錢，包括有10萬億的個人存款。但是據內部資料，其中有4萬億是「假名存款」，包括公款私存、貪污受賄款等。且城市房地產開發投入的資金80%—90% 來自銀行，一旦暴發危機，後果不堪設想。
第五、公共衛生難題。以愛滋病為例，國內和聯合國的專家認定，愛滋病問題會引發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未來影響可能超過其它因素。聯合國提供的報告認為，中國目前的愛滋病狀況相當於10年前南非的情形。但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到2010年，愛滋病的感染人數可能達到1000萬。而南非愛滋病經過10年的傳播後，目前的病毒攜帶者已經達到總人口的50%。經濟學家丁元竹認為，愛滋病感染人數的增加，至少直接影響到中國的投資環境。
令人頭痛的難題遠不止這些，其它如地區差距、貧富差距、失業問題、社會秩序（社會治安）、生態環境惡化、對外經貿摩擦、香港與「一國兩制」、台灣與兩岸關係問題等也都很棘手。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作了「21世紀挑戰中國」問卷調查，其中，占比例最高、認為在新世紀最初10年將「趨於嚴重」的社會問題有6 種，即「就業問題（66%）」、「各階層關係（64%）」、「腐敗問題（62%）」、「生態環境和資源（56%）」、「人口問題（54%）」、「政治社會體制改革滯後（52%）」。 參與調查的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一致認定，這些問題構成關係到中國未來發展的潛在危險。
親民路線忙作秀 務實風格定牌局
面對上述諸多難題的考驗，再加上突發的SARS危機，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共新一代領袖過得著實不輕鬆。既不能違犯「太上皇」的旨意，又要整合內部的分歧與權爭；既要保持政局穩定，又要推進經濟與行政改革；既要發展經濟，又要解決民生；既要恪守正統意識形態，又要倡導「與時俱進」；既要理順內政，又要疏通外交。真是困難重重，一點也不敢大意，一失足即可能墮入萬丈深淵。
對於中共新領袖來說，最重要的莫過於實現權力交接的平穩過渡，同時重塑自身統治的合法性。這方面，新領袖頗具匠心。首先，祭出《憲法》大旗。 2002年 12月4日，胡錦濤利用八二憲法公佈施行二十週年之機，在北京各界紀念大會上發表講話，強調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大的權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準則，並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 此舉的主要意圖在於宣示中共及其新領袖的政治統治是受憲法保護的。其次，啟用傳統資源，爭取黨內懷舊勢力的支持。2002年12月6日，胡錦濤上任伊始，即親率中央書記處成員，前往「革命聖地」 河北平山西柏坡，強調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要有當年毛澤東「進京趕考」的意識，保持艱苦樸素和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克服自身腐敗。再次，為安撫江澤民和江系勢力，胡錦濤和政治局始終不敢放鬆歌頌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一再宣示要在全黨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的「新高潮」。就在海外媒體傳言，新領袖會在 2003年「七一」講話中提出政治改革的新舉措時，胡錦濤卻在講話中大談：「三個代表」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是一脈相承的「科學體系」、「最新成果」和「根本指針」。這一套令人生厭的意識形態話語雖然於事無補，卻巧妙地化解了江系勢力的不滿和非議。
每一代政治領袖都有自己的為政風格和應對現實的策略。從一年來的政治情勢看，中共新一代領袖的執政風格可以概括為低調務實，奉行親民路線。胡錦濤接位不久就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新三民主義」執政主張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政治口號。這種親民主張既接續了中國國古代的民本思想（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和近代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以及中共老一輩「為人民服務」的宣示；又能迎合中國老百姓「盼明君、盼清官」的心理，以利於從民意中汲取合法性資源。2002年底，新領袖把解決「當前困難群眾生產生活問題」提上政治局議事日程，要求大小官員轉變作風，關心民眾疾苦，解決老百姓的實際困難。胡溫等人親自出馬到各地巡視，赴災區，下煤礦，走鄉進村，督促各地解決農村扶貧、城市失業人員再就業、城市居民「低保」 和拖欠農民工薪金等突出問題。在孫志剛事件（一青年在收容所被歐打致死）發生後，民怨鼎沸，新領袖迅速作出決斷，廢止了罪大惡極的「收容遣送」制度，改行 「救助管理」。面對民間意見最大的司法不公問題，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公安部、司法部在中央嚴責下相繼推出一批「便民利民」措施，如清理超期羈押、禁止暴力行政等，其用意皆在化解民間不滿，塑造親民形象。
2003年春夏期間，SARS突然降臨。起初正值人大、政協「兩會」和政府換屆，決策層無心理事，並且愚蠢地封鎖信息，致使疫情迅速擴大，北京首當其衝。在海內外媒體（國內主要是互聯網）的持續披露和以解放軍301醫院蔣彥永醫生為代表的社會良心的揭露下，政府信譽面臨嚴重危機。新領袖採取「斷指」措施，撤銷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的職務，臨陣換將，不惜一切地控制疫情。經過3個多月的防治，終於使SARS疫情得到遏制，新政府也轉危為安。期間總理溫家寶多次在電視上流淚，將親民秀推向高潮。
在應對現實內政問題與危機方面，新領袖還採取了以下舉措：
一是把「三農」問題提到「重中之重」的高度。2003年中央召開的第一個重要會議就是農村工作會議。新領袖確定的解決「三農」的主要措施為：穩定農村的基本政策，核心是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關係，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全面推開農村稅費改革。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加快培育和規範糧食市場。探索對農業和農民實行補貼的各種有效辦法，加大國家對農業特別是糧食主產區的扶持力度。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改善農村金融服務，加大信貸支農的力度。
二是化解金融與房地產業的潛在危機。2003年4月設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統一監督管理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託投資公司以及其它存款類金融機構，主要職責就是防範和化解金融機構總體風險。銀監會第一要務是降低不良貸款；其次是深化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再次是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與此密切相關的是整頓和規範房地產業，重點包括：整頓房地產開發建設中違法違規行為、商品房銷售中的不規範行為、土地利用中的不規範行為、不履行合同和合同欺詐行為、物業管理企業的不規範行為以及房屋拆遷中的違規行為等。央行和國務院相繼下發了121號文和18號文，對房地產業作出了較前嚴厲許多的規範。
三是提出「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的發展戰略。繼5、6月間考察遼寧省之後，溫家寶8月初又考察了黑龍江、吉林兩省，並在長春主持召開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座談會。溫家寶在考察中指出，支持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加快調整、改造，同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和加快東部地區發展一起，構成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戰略佈局。首批確定的「振興東北」工業100個項目已經正式啟動，總投資610億元。
四是加大了西氣東輸、南水北調和三峽工程等一系列在建重點工程的建設步調。
五是加大在黨政系統「反腐倡廉」的力度。2003年初，政治局聽取了中紀委關於反腐敗工作的報告，提出反腐敗要做到「標本兼治、從頭防止」，加強監督，重點查處大案要案，李嘉廷、劉方仁、程維高、張國光、田鳳山、劉克田、王雪冰、王懷忠等一批省部級貪官受到查處或審判。隨後推出了「中央巡視員」制度，加強對省、部級「一把手「的監督；同時強調把好領導幹部選拔任用關，逐步建立起中國特色的懲治和防範腐敗的體系。
六是在發展模式上，改變過去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觀念，提出統籌兼顧的發展觀。不久前召開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進而提出了加快發展必須注意的「五個統籌」 （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試圖以此來平衡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保持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七是黨務政務方面的改革。如簡化領導人出訪送迎儀式，責令新聞媒體改進會議報導。十六大至今召開的歷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集體學習的內容，均向媒體作了公佈。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上，中央政治局首次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表明新領袖試圖藉助「黨內民主」的概念抵制舊勢力的干預。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新領袖治理國家事務的基本方法還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尚未形成清晰的整體思路和總體戰略。但是不再像上一代那樣剛愎自用，固執己錯，例如對孫志剛事件、孫大午案件以及「不銹鋼老鼠」劉荻等人的的處理，顯示出他們注意外界輿論和民間聲音、化解社會矛盾的圓潤的政治技巧。
一年來，新領袖儘管遭遇諸多難題和挑戰，推出的政策也未收到明顯成效，但是畢竟挺了過來，並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執政風格。GDP的高增長、長江三峽工程下閘蓄水、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和溫總理出訪美國受到高規格接待，成為新領袖向外界誇耀的資本。
穩定優先圖發展 跛足改革將延續
瞻望中共新一代領袖今後幾年的任期，我認為很可能會沿續穩定優先、兼顧發展與「跛足改革」的執政方針。
由於權力交替的非程序性與人治特點，加之各種社會矛盾的累積、社會衝突的加劇以及政治權威的衰減，使得新領袖懷有很深的戒懼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生怕出現「翻船」局面。因此，在所謂的改革、發展與穩定三者關係中，他們最擔心和最看中的是「穩定」，「穩定壓倒一切」，為了保持穩定不惜犧牲一切。這就是他們為甚麼不顧國內輿論和國際社會的批評，接二連三地抓捕審判異議人士、網絡作家、上訪和抗議人員、民間教會人士與法輪功信徒的原因，也是中央統戰部官員不久前公開宣佈「在中國成立反對黨非法」的原因。用黨的術語來講就是「將不穩定因素扼殺在萌芽狀態」。
為了保持穩定，統一思想，鉗制輿論，加強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新領袖提出將批判新自由主義作為今後一個時期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主要任務（取代以往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關於「新自由主義」提法的由來，坊間傳聞是分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出訪古巴時，會見卡斯特羅，老卡對他講，有一股來自美國的思潮叫「新自由主義」，對發展中國家尤其社會主義國家影響很大，如果聽之任之，就會導致人心流失和政局失控，因此對之決不能心慈手軟，一定要引起重視，堅決鬥爭。
所謂的「跛足改革」其實是鄧小平的發明，就是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或不搞實質性的政治改革）。鄧小平在上世紀八0年代曾提出過要搞政治改革，後因害怕共產黨失去統治權而作罷。從心理分析的角度看，新領袖對於政治改革內心很矛盾：不改吧，黨內和民間的呼聲愈來愈高，且腐敗愈演愈烈；改吧，要犧牲既得利益和權力，遭致相當部份黨政官僚的反抗和抵制，會帶來很大的政治風險。民諺曰：「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情況好時沒動力，情況差時沒膽量」。前面蘇聯東歐各國還有台灣搞了政治改革，執政黨都下了台，因此，政改成了「達摩克利斯之劍」。當然，不提政治改革對外界也不好交待，新領袖最有可能採取的對策就是將政改「空心化」，將其化約為「黨內民主」的空泛口號與行政方面的改革如調整機構設置、簡化審批制度、加強監督機制、推行公務員制度等。
關於2004年「修憲」，當局早就定下調子。這次修憲「不是大改而是小改。在修憲方式上仍將與一九九三年、一九九九年修憲一樣，採取憲法修正案的形式，只對部份內容進行修訂」（蕭蔚雲語）。據海外媒體「出口轉內銷」的消息，由人大委員長吳邦國領銜組成中共修憲領導小組，根據中共全會提出的憲法修正案草案，交由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最後提交給全國人大十屆二次會議審議表決。修憲內容：一是將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作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寫入憲法序言。二是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植入憲法。三是在人權保護方面，將若干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公民權利補充進憲法。四是將保護私有財產權寫進憲法。
親民路線作為一種有效的政治策略無疑會得到延續。美國前總統演講撰稿人克里斯．馬修斯（Christopher J．Matthews）在《硬球 ——政治是這樣玩的》（《Hardball》）一書中把政治的實際操作分為「零售政治」與「批發政治」兩類。零售政治是指「一對一」的交往技巧，「批發政治」則是指政治領袖利用電視、廣播等大眾傳媒對大量民眾進行動員。胡溫是從社會底層一步一步邁進到政治金字塔的頂端，因此，他們深諳民眾的心理需要，玩起「批發政治」自然是得心應手，何樂而不為。
對胡錦濤的政治前途，我持一種偏向樂觀的預期。因為胡擁有黨內合法性傳承和廣泛的人脈資源，加上兩位胡姓先師（胡耀邦和胡啟立）的前車之鑒及其本人豐富的政治經驗和穩妥性格，只要不發生意外（如健康方面出問題），到四年後的十七大，胡錦濤當可擺脫老主的管制和權臣的覬覦，一統中樞。至於胡會不會成為蔣經國或戈爾巴喬夫，現在言之尚早。我的觀點是，既不要把人看死，也不要抱不切實際的期望。
張祖樺於2003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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