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5日訊】1999年7.20之前，我常去的煉功點和全國千千万万個法輪功煉功點一樣，每天晚上許多學員都自覺到附近的學員家學法。4月24日晚上，因為加班完成實驗，我很晚才去學法。我到學員家門口時學法已經結束了，大家正要离去。輔導員李阿姨見我來晚了，邊走邊簡單地介紹說，何祚庥在天津出版的《青少年科技博覽》發表文章，污蔑煉法輪功會使人得精神病，并暗指法輪功會亡党亡國。
此文与近年來先后出現的十余家新聞單位在沒有深入調查的基礎上對法輪功進行的歪曲報導如出一轍；其對法輪功的污蔑和攻擊与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發出的《關于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的用意一脈相承。（該通知先認定法輪功是“謠言邪說”，要求各地公安政保部門据此開展調查。導致新疆、遼宁等地公安机關，視學員正常集體煉功是非法集會，強行驅散法輪功學員、非法查抄法輪功學員的私有財產甚至非法打罵、罰款、拘禁、關押）。
依國務院1997年發布的《出版管理條例》第三章第27條規定：“報紙、期刊發表的作品內容不真實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當事人有權要求更正或者答辯，有關出版單位應當在其近期出版的報紙、期刊上予以發表；拒絕發表的，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訴訟。”据此，天津的法輪功學員于4月18日至24日前往雜志社及其它相關机构反映自己修煉法輪功后的身心受益情況，并期望向雜志社編輯部澄清事實，消除該文章惡劣的社會影響。該雜志社開始表示改正，但后來卻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拒不認錯。事態的展引起越來越多的法輪功學員關注，前往該雜志社交涉的人也越來越多。4月22日，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出動防暴警察，逮捕了部分學員。23日，再次出動防暴警察毆打、驅赶群眾，逮捕了四十多人。天津的公安甚至告訴法輪功學員，要解決問題去北京。學員們在正常申訴得不到合理合法的解決，反而遭到非法毆打、逮捕的情況下，只能向上一級單位國家信訪部門反映情況，制止違法行為。
李阿姨說大家自己決定是否去。我說上次寫信反映新聞出版署禁止出版《轉法輪》的事情至今沒有進展，這次上訪也正好反映一下，所以當然要去。國家新聞出版署早在1996以“傳播迷信”為由，用行政手段非法查封了法輪功有關書籍。許多學員曾經寫信給新聞出版署和中央領導反映過這些政府部門的非法行為。但長時間沒有回音，情況也沒有改善。直接向中央領導反映情況，是當時唯一的選擇。
中南海西門
4月25日早晨，我到達府右街北口時大約七點半鐘。府右街和附近的街道兩邊已經站了許多學員，大家或站、或坐、沒有和行人交談，有的手里捧著書在看。人雖然很多，但既沒有阻塞交通，也沒有喧嘩聲。馬路上騎自行車上班的人們如往常一樣地赶路。我穿過西安門大街，進到南邊的城區。小區里也有許多人，公廁旁邊等著上廁所的人排著十多米的隊伍，秩序井然。我是第一次來這里，連門在哪里都不知道。心想先轉一圈，希望遇到認識的同修。于是順著府右街西側往南走。街道兩邊的學員排列得整整齊齊，靠外側（馬路）的學員站著，靠里的學員坐著，手里捧著《轉法輪》。從他們的衣著看，有些是從農村來的，透著朴實和善良。沿途我沒有見到我認識的學員，倒是隨處可看到一些年輕人拿著對講机在報告情況，衣著和普通人差不多，可能是便衣。
正往前走，忽然身后人群中響起了由稀而密的掌聲，在清晨的宁靜中顯得清脆。我轉身往回看，几十米之外，朱鎔基正走出對面的大門（原來我剛才經過了中南海的西門），身后跟著几個工作人員，朝大門對面的學員走來。坐著的學員站起來鼓掌，大家看到朱鎔基出來都很高興，沒想到他剛上班就出來接見學員，都想圍上去向總理反映情況。我快步往回走，從人群里往朱身邊靠近。這時，有學員提醒大家在原地不要動，維持好秩序。
朱鎔基大概已經得知法輪功學員上訪，大聲問道：“你們來這里干什么？誰叫你們來的？” 站在他面前的學員不少是從農村來的，大多沒有吱聲。
“你們有宗教信仰自由嘛！”他接著說。
“我們是法輪功學員，我們來反映情況。” 人群中有學員回答道。
“你們有什么問題，你們派代表來，我帶你們進去談。”朱鎔基停了一下，接著說，“我也沒法和你們這么多人一起談呀！”
朱鎔基讓選代表進去反映情況。但是大家都是自覺來的，甚至彼此大多不認識，也從沒有想過要選代表。因為平時煉功就是自覺自愿的，想煉就一起煉，沒時間就忙自己的事，從來沒人登記，也沒查過人數，更不用說選代表。
“你們有代表嗎？你們誰是代表？” 他又問。
這時，我已到了距离朱鎔基不過2米的地方。“朱總理，我可以去。”我首先自告奮勇地從人群中來到他身邊。
“還有誰？”朱鎔基問。
“我！”
“我！”
“還有我！”
…… 這時大家紛紛舉手。
學員們個個都想進去反映情況。
“人不能太多。” 朱鎔基在站出來的學員中指了我們先站出來的三個人。其實，我們不是推選出的代表，而是毛遂自荐的。
朱鎔基轉身帶著我們朝南海西門走去。我們緊跟在他身邊。這時我才打量起這位剛剛訪美歸來的總理。他上身穿著灰黑色的西服，沒有系領帶，下身穿著淺色褲子（明顯与上身的西服不是一套），他邊走邊大聲問道：“你們反映的情況我不是做了批示嗎？”
“我們沒有看到呀！”我們几個都愕然地回答。
他可能意識到了什么，換了話題說：“我找信訪局局長跟你們談，找副秘書長跟你們談。”說著轉向工作人員，吩咐找人。這時我們已經到了中南海西門警衛傳達室前。工作人員示意我們止步，帶我們左轉進了傳達室，而朱鎔基進中南海上班去了。
傳達室很干淨。靠西牆的桌子上是電話及切換設備，擺著几把椅子。几個年輕的警衛來回忙碌著。不一會，進來四位三、四十歲模樣的官員，但我一個也不認識。其中一位四十多歲坐在我對面，按朱總理的意思，應該是信訪局的負責人。“我們受總理委托來了解情況，你們先登記一下。”他說。我們三個依次報上姓名、單位和電話，他們每個人都在記錄。我這時才結識另外兩位學員。
其中一位女學員是北大某電腦公司的職員，她首先說：“何祚庥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覽》上發表污蔑法輪功的文章……”
“誰？”信訪局的那位負責人似乎沒听清，打斷她的話問道。
“何祚庥。”我們几個一起說。
“不就一個何祚庥嗎？！”他邊記錄邊說，語气中透出几分輕蔑。
“又是何祚庥？！” 另一個官員低聲嘟噥。
“天津法輪功學員到雜志社澄清真實情況，卻被公安抓了四十多人，希望能盡快釋放他們。”女學員接著說。
從他們記錄時的表情看，似乎有的知道情況。但四十多歲的那位似乎不知道，他轉向身邊年輕的一位，意思好象是核實一下天津的情況。
“法輪功修煉‘真、善、忍’。我們通過修煉親身受益，就先告訴自己的親朋好友，他們修煉一段時間受益后，又告訴他們的親戚朋友，就這樣人傳人，心傳心，修煉的人越來越多。現在，一些地方學員煉功受到干擾，我們希望有一個公正合法的修煉環境。”女學員和另一位下崗工人學員都反映了這個情況。
“還有《轉法輪》本來是公開出版發行的，但國家新聞出版署禁止出版，導致社會上出現很多盜版書。希望允許《轉法輪》公開出版發行。”我把以前寫信反映過的情況也提出來。
四位官員邊听邊記錄。我們三個你一言我一語地又補充了一些自己知道的情況。
我們還談到既然中央确定了關于气功和人體科學研究的“三不政策”（不宣傳、不爭論、不打棍子），各級政府机關和新聞單位就應當貫徹執行。
從我們的說話和反映的情況中，那位中年官員似乎覺得我們不像有備而來的代表，他可能不知道我們是被朱總理隨机找來的。“你們有沒有負責的代表，能不能找兩位負責人來？” 他問道。
“那么我出去找老學員吧。”我說。因為大法修煉沒有真正的負責人，大家都是對照法去做，因為親身受益了，要做個社會中的好人才堅持修煉。因為我不認識誰是他們想要的負責人，所以只能找煉功時間早的學員，也許能做補充。
他表示同意，示意工作人員帶我出去找。
我來到西門對面的學員中，詢問是否有老學員知道的情況多一點。但大家彼此并不熟悉，我問了几個學員開始煉功的時間，最后找了一位1994年開始煉功的學員返回中南海西門傳達室。他還沒有說几句，那位四十多歲的官員打斷說：“你們反映的情況我們將向國務院和中央領導匯報。請你們出去后，叫大家回去，盡快回家。”
“我們反映情況主要有三點：一是希望天津的公安盡快釋放法輪功學員；二是允許《轉法輪》公開出版發行；三是希望有一個公正合法的修煉環境。”臨走的時候我概括了我們的要求，并把我們帶來的几本《轉法輪》送給他們，請中央領導閱讀。
后來的情況表明我們反映的情況也是許多學員都想反映的問題。當天下午，國務院領導找當時北京研究會的學員反映的大致也是這些內容。
出來之后，學員們很關心天津公安是否放人。我簡單的向站在西門口的學員介紹了情況，以及他們沒有明确表示放人。因此大家仍然在原地站著，等待著事情的解決。旁邊一直有便衣注意著我的一言一行，他們心里可能以為我是上訪的組織者之一，或者我是某某負責人，所以一直在跟蹤。事實上，我只是普通的煉功者之一。（几天之后，單位同事告訴我那天晚上就有人查了我的檔案，但沒有發現我有什么特殊經歷。）
北京的早春，中午太陽已經很晒。中南海附近的人越來越多，但秩序仍然很好。大家都是從各地來的大法修煉的親身受益者，最清楚法輪功的真實情況，也都非常關心政府對天津警察無理抓人事件的處理情況。學員們的心境非常祥和，都在安靜地等待消息。
我覺得剛才的上訪已經反映了我關心的問題。那天我還有別的事情要做，于是從中南海出來不久我就回去了。
晚上我照例去參加集體學法，但附近的學員都不在家，估計他們也都去上訪了，還沒有回來。大約九點，我決定再次去中南海。半道上遇見滿街學員往回赶，得知事情已經妥善解決，我才回家。
(石采東，法輪功學員，4.25 時在中國科學院攻讀博士學位，2002年11月起在美國特拉華大學作訪問學者，現居紐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