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3日訊】我們上次介紹了金堯如先生思想轉變的緩慢過程。從忠心耿耿爲共產黨打天下坐天下﹐到對共產黨的所作所爲萌生不滿再到徹底一刀兩斷﹐根據他自己的回憶﹐是一個從五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從參加革命只有幾年的小夥子到曆盡人世滄桑的老翁﹐幾乎半個世紀的漫長經歷。
這個經歷之所以漫長﹐是由很多原因決定的。但是我想最基本的﹐是共產黨體制從各個方面完全取消了個人自由選擇人生道路和追求人生理想的可能。有人也許會說﹕那金先生參加共產黨不就是他自由選擇的嗎﹖那是對的﹐但對於金先生和很多在青年時期加入中共革命的人來說那只是人生的第一次政治選擇。當他們在親身經歷了這個革命之後﹐發現這個革命並不那麽理想﹐並不那麽高尚的時候﹐他們要脫離這個革命﹐就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爲什麽呢﹖首先﹐共產黨革命是把個人從家庭和社會中剝離出來﹐完全處於組織的控制之下。對於今天的年輕人來說這是一個難以理解的問題﹐因爲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共產黨雖然控制著政權﹐但對個人的控制已經大大不如從前。然而當年參加革命﹐就意味著把組織當成你的家﹐很多人是在和家庭決裂後參加革命的。即使沒有和家庭決裂﹐黨也會要個人把所有家庭和社會關係都毫無保留地交給組織﹐不但讓上面瞭解你的所有情況﹐而且要求你把組織放在家庭之上。一旦參加革命﹐對於個人來說在組織和社會之間就有一條鴻溝。當年共產黨有一個對外保密的機構﹐叫做社會部﹐是一個安全機構﹐即今天的國家安全部的前身。這個部門的名詞就說明共產黨是把”社會”當做”党”的對立面的。
這種組織對於個人的控制﹐是通過多種途徑實現的。在1949年前後共產黨剛剛建立政權﹑對社會的控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的時候﹐社會一般成員還可以有選擇工作的自由﹐但党團員就不行﹐他們的工作是由黨分配的。這種對就業自由的剝奪很快就擴展到社會其他成員。一旦你參加了黨分配的工作﹐你就在黨和組織機構中得到了一個相應的位置和待遇﹐相對于社會一般成員來說就有了特權和優越感。這叫”參加革命”﹐和”參加工作”或者”就業”是不一樣的。在”參加革命”之後﹐你就會在党的領導下從事很多和正常人的倫理道義格格不入的事﹐我們在上次節目中已經用金先生自己對土改鎮反等等政治運動的反感說明了這一點。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如果你對自己參加的組織和黨派不滿﹐即使你不一定反對它﹐你也可以馬上離開它。但當時金先生如果這麽做﹐就是反黨反革命﹐雖然不一定被送經監獄﹐但淪爲社會的最底層是毫無疑問的。
對於多數人來說﹐求生自保的本能總是比政治信念和道義理想更重要。在離開黨和組織就意味著喪失一切的情況下﹐他們當然不會做出那樣的選擇。越來越多的人會逐步在精神和心理上甚至人格上認同於這個體制。但也有很多人在內心深處始終會和黨保持一定的距離﹐正常人的道義感和倫理道德標準使得他們在從事黨所分配的工作時始終感到不舒服﹐感到壓抑和被迫。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對於他們來說﹐就是迫使他們去說不想說的話﹐幹不想幹的事﹐是對他們良知的強暴。這種對個人良知的強暴積累到一定程度﹐在外界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就會産生忍無可忍和逼上梁山的後果。這就是爲什麽”六四”事件成了很多人公開和共產黨決裂的分水嶺。因爲在一方面﹐共產黨在”六四”的顛倒黑白和血腥鎮壓是有目共睹的﹐是最公然和毫無顧忌的﹐等於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施暴﹔而在另一方面﹐中國已經不再是完全封閉的社會﹐客觀上存在著一個梁山泊﹐特別對於那些在國外工作的人來說﹐離開黨不一定就走投無路﹐雖然這麽做同樣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和承擔風險﹐尤其對於一個年逾七旬的老人。
(RFA)
(2/13/2004)(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