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1日訊】銀行裏的人數錢，總以爲不是錢，是紙片。
報社裏的人寫新聞，總以爲不是新聞，是垃圾。
所謂新聞正義，所謂新聞理想，有時候與瞎掰的事情一模一樣，都是些毫無道理的道理。
馬俊仁被山西作家趙瑜揭開傷疤的時候疾呼“我比竇娥還冤”、“趙瑜是政治流氓”。這純粹地是媒體最需要的瞎掰，天底下比竇娥還冤的事還少嗎？比“楊乃武和小白菜”還冤枉的事情還少嗎？真理與正義又都站在哪里呢？
有兩個小警察，剛畢業就趕上一個刑訊逼供致人於死地的事情。死一個人，肯定不是一個警察打死了，也不是這兩個警察打死的，而是一幫警察打死的，但具體是誰下了最致命的一手，一時查不出來。死了人，卻不能沒有人對這個事情負責吧。於是，這個城區的公安局副局長出面了，告訴這兩個小警察——我也奇怪爲什麽不是告訴那些老警察呢？你們先承擔下來，就說是你們兩人打死的嫌疑犯，不會有什麽大的事情的，即使你們不當刑警了，還可以去當交警。組織對承擔責任的警察，決不會虧待的，即使判刑了組織還可以私下活動兩三年後就可以出來。再退一步即使當不了警察了，組織還可以幫你們聯絡當保安，當經警。小警察到底是小警察，然後組織又做通了他們父母等親屬的工作，基本上也就認同了。於是，按照法定程式，公訴，審理，判刑。後來，事實上並不是所謂副局長代表組織所說的那樣輕鬆。於是，成了“替罪羊”的兩個小警察和他們的家屬覺得受到這個副局長的騙了，遂說出真相。事實上正是這個副局長爲了保自己怕掉烏紗帽，怕受更多的連累和司法追究，所以通過精心安排和利誘兩個小警察及其家人，讓他們承認嫌犯是他們打死的。當然，嫌疑犯確實不單單是他倆打死的，他們承認打了，但打人的不止他們兩個，甚至更多，包括副局長都是指揮者和參與者，是大家輪著打的，而且輪到他們兩個小警察去下手的時候，嫌疑犯已經差不多就要死了。後來真的死了，據說公安局賠了死者家屬二十多萬，兩個小警察被判刑。被關在牢裏後，小警察不服，家人四處含冤，本以爲那個副局長會能替他們說說話，誰知那個小警察的家屬找到副局長時得到的“你給我滾開”的話，副局長就是老警察，老警察當然能夠說出這樣的話。於是他們的寒心了，再繼續向上級告狀，誰知越告事情越嚴重。據知情者說，那兩個小警察在服刑的時候分別加了刑，從不到十年加到都是十年以上。這難道不比“楊乃武與小白菜”還冤屈嗎？如果他們不繼續告狀，不四處找媒體要求公佈真相，他們還可以出來的早一些。越告狀越加刑，這就是現實，這也就是真理。新聞界怎麽能夠不感動呢？《中國青年報》和《工人日報》都刊登了，長篇大論，案子後來也再審了，但結果已經說出來了，結果出來並不能說明真相大白。最後兩個小警察被加刑的真相至今都沒有被沒有被媒體揭露，誰能說他們不比竇娥冤呢？一群人打死一個人，完全與兩個人打死一個人是兩碼事，但問題是能夠說清楚嗎？小警察的家人在巨大的對手面前，只有放棄努力，認命了。這是誰的悲哀？
人世間的事情用“真理”來總結，有時候多以“瞎掰”告終，無論是多委瑣的事情，還是多神聖的事情。大多時候，瞎掰還會成爲媒體的動力，成爲人世間的“行動指南”。媒體以瞎掰影響人類，不是說明人類脆弱，而是說明人類太需要這個了。
這兩天我讀到一篇關於媒體的戲說的故事《深喉》（2004年第一期《收穫》雜誌長篇小說，張欣著，占126-208頁碼），滿紙都是講媒體如何瞎掰的故事。看到最後總覺得內容差不多都是媒體生活的真實反映——這應該叫媒體超級故事吧。
故事是以南方《芒果日報》、《南中國大報》和《花城晚報》三個報業集團所牽涉出來的三足鼎立卻又相互爲敵的背景下開始的，不到四十歲的南方《芒果日報》總編輯接手時不過是一份發行量只有十萬來份的報紙，接手後卻能獲得空前的成功，率先自辦發行，然後並購擴張，甚至還發展房地産……最後成爲中國廣告收入第一報，自己也成爲報業“巴頓將軍”。該報成功的前提是用能人，膽子大，所以他們說的話都是別的媒體一輩子都沒有說過的話，再加上能人都是強硬派，自大派，機會多，資源廣，人脈多，終於把江山打下了。可是，“芒果”在行動，被簡稱“南報”的《南中國大報》也不會甘拜下風，它的掌門人也不是俗輩，先是生出政治方面新銳的《精英在線》——類似《南方周末》的風格，後有面向白領的《經濟導報》——有點《21世紀經濟報道》的味道，還有市民喜歡的《星報》——多麽像《南方都市報》呀，此外還有《花鳥魚蟲》，居然也都有一定的發行量和廣告。這個掌門人之所以不俗，就是他雖然不是中國廣告第一報，但是報界的諸葛亮，他的目標是賺錢賺錢賺錢，就是直逼市場，是市場不會倒的老大。
前兩份“老大”，都有黨報的名頭，對“第三者”《花城晚報》來說確實他們是老大，但“第三者”並沒有氣餒的意思，想當年晚報也是老大，只不過現在需要更大的變化而已，快車沒跟上，但可以加速呀。於是乎，三家媒體打了起來，無一不是爲了全新新聞理念，創造新聞價值，實現新聞理想。可是，這只是他們瞎掰的表像，他們惟一不瞎掰的就是利益。沒有永遠的瞎掰，只有永遠的利益。所謂全新新聞理念，創造新聞價值，實現新聞理想，都可以一一放棄，但不能沒有利益；一旦利益受損需要全新新聞理念，創造新聞價值，實現新聞理想時，他們會重新拾起，繼續包裝，繼續拼殺，繼續獲得永遠的利益。
三家媒體拼殺的故事就是從線人傳來的兇殺案開始的，一個黑社會老大的女兒被殺，警方很快懷疑其丈夫是兇手。於是，黑老大兼超級富翁的岳父一定要這個女婿兇手償命，事實上法院也是這樣判的，法院完全被黑社會老大買通了。但是，這個案子後來發現是冤案，殺人證據不足，在律師的努力下，最後死刑變成死緩。後來這個事件就使媒體有了“過年”的感覺。六年後，真凶出現，已經壯大的媒體卻不同以往了，開始知道保護自己了，再也沒有“過年”的感覺了。但法制口的幾位元記者不是這樣的，他們是自由而執著的。只是，令他們惟一感到不協調的是公檢法三家都不願意接受記者的採訪，想弄到線索就看記者的表現了。
媒體之間相互競爭，是爲了利益。而記者，則無一不是報社使用的工具，報業老闆才是報社的主人。對於主人來說，博取利益，就應該做大事情，新聞採訪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於是，各家報紙開始爭相擴版，從日出八版到日出五十大版，甚至香港回歸、千禧年還可以擴到二百版、一百版。媒體就是燒錢，錢燒多了就能換來更多的錢。《芒果日報》就是這樣做的，成爲中國第一家報業集團後，一口氣延伸出七個子報，有面向投資者的《發財獅子》，有專門給球傻子看的《球報》，還有一些小資、女性報紙以及一家出版社。從此財富開始呈幾何公式上揚，發行量一百六十多萬份，排中國第二，也就是僅次於《人民日報》，總資産高達40億。這家報紙的老大，也就成了報業的“巴頓將軍”，他敢於捅兇殺案，但卻不是爲了正義，而是實現個人的理想和事業和利益。雖然老大爲此事還被宣傳部訓斥，但也僅僅如此。他不是怕出事，而是怕不出事。剛開始創業的時候正是這樣的心態，殺吧，搶吧，都有理由。可是，隨著事業見了高度，報業有了大的規模，他仍然號稱膽子最大但步子卻越小，他已經明白了“在這個世界除了他之外還有更多的老大”。老大是看不見，甚至有時候連他的聲音也聽不見，他是上面的，名字就是“深喉”。省委宣傳部的老兄說，“深喉”的最簡單定義就是事件背後所發出的那個更深層次的聲音。比如有了“深喉”的照應，反腐敗反官倒都可以平安無事；而沒有“深喉”照應，喝口涼水都可以噎死。比如省委強書記說，我們要樹立監督就是支援的觀念，不能讓這一有效的機制成爲空談。可是，話到了省委宣傳部報刊處副處長的嘴裏就成了“沒有孤島上的名記，其實政治上的成熟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成長。辦報紙不是爲領導減分，而是加分，這就叫做踩到點子上。”
吳思說，“潛規則”是中國的特色，人治的現實標本。確實如此，幹新聞辦報紙同樣需要潛規則，甚至每一句話怎麽說都是潛規則。按照《深喉》的說法，連省委宣傳部報刊處副處長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話，卻都能說出口，而且還頭頭是道。正如領導也是人，報社要養人，人也要養報社一樣，爲了新聞他們可以奮不顧身，但一旦涉及權勢和切身利益，比如烏紗帽就要被摘掉的時候，“沒有孤島上的名記”真的應驗了，報業老大成了“縮頭烏龜”，記者的稿子沒有一家媒體敢用，甚至記者最崇拜的人，同時也是最欣賞記者這種精神的崇拜偶像，都一一講政治講原則去了。記者出生入死，卻陷入窮途末路，最後差點被人陷害。幸好，故事中的“兇殺案真兄”最後殺人償命，被冤屈的人無罪，真正的黑老大音信遙無，操縱案子黑白顛倒的法院院長畏罪自殺，《芒果日報》老大涉嫌貪污被關進監獄，有良知的記者重新回到以前供職的報社，終於在當事人死的死，傷的傷以後發表稿子，公佈“遲到的真相”。最後，到了皆大不歡喜的結尾時刻，剩餘的瞎掰就不那麽瞎掰了，有良知的記者到監獄會見他以前的頂頭上司、前《芒果日報》老大時，他們得出共同的結論：權力喪失以後才能恢復人性，接近真理。尤其是當一個人什麽都沒有的時候最接近真理。在一切可以改變人的因素中，如女人、權力等等，最後一個才是真理。
以上就是《深喉》的故事，雖然這是一位名叫張欣的作家筆下的瞎掰故事，但閱讀起來卻是那麽的真真切切，有時候就覺得那個《芒果日報》的老大不就是被收審的某報業集團老大某某某嗎？那個南報、那個花城晚報，不都有其現實中的原型嗎？這樣的故事豈能說是瞎掰嗎？
媒體可以對讀者瞎掰一氣，但媒體對媒體自己卻不是瞎掰一氣。明明是垃圾，他們也要按照蛋糕的樣子去做，做給讀者吃。所謂真理，所謂正義，都隨著報紙進入垃圾堆吧。否則，報紙怎麽會有“娛樂媒體”之雅稱呢？其實他們不僅僅是娛樂大衆，更多的是在愚弄大衆——惟獨不愚弄自己，否則他們不就成了雷鋒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