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0日訊】近日來,大紀元發表的《九評共產黨》社論,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在海外華人社會引起強烈反響，自大紀元2004年12月3日開設“退出共產黨”的網站以來，目前（截止12月28日）已有2350人公開發表退黨聲明。“九評”和“退黨”開始成為海外華人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
對於曾經生長在中國大陸、經歷了數十年“黨生活”的中國人，現在為甚麼紛紛加入“退黨”大潮，箇中的滋味和緣由是甚麼？帶著這個疑問，記者走訪了居住在大費城地區一對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黃姓夫婦。今年六十多歲的黃先生（1941年出生）和黃太太（1943年出生）祖籍廣東潮汕，2001年來美國和女兒住在一起，有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外孫女，一家人其樂融融。
黃先生和太太大半輩子生活在中國大陸，兩人的“黨齡”加起來也快有60多歲了。近期他們在“退出共產黨”的網站上先後發表退黨聲明。在採訪過程中，黃先生和太太分享了很多不為人知的親身經歷的往事。
往事並不如煙
黃先生分享了他10歲時在“土地改革”中的經歷。1950年月中共搞“土地改革”，即“土改”。黃先生回憶說，當時南下來的部隊，派人到每個村子成立“土改隊”，發動群眾搞土改。“當時我們村來了兩個人，一個姓鄭，本地的，另一個姓王，東北來的，他們來了後，就開始評階級，把村裡的人分成不同的階級，貧農、僱農、中農、富農、地主等。我們村有70多戶300多人，根據當時的指標，每個村要評出百分之五的地主，評出地主後，就開始斗地主，因為當時土改的政策是『依靠貧農、孤立富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打擊地主』。就這樣，村裡被評成地主的人，抄家的抄家，沒收財產的沒收財產，把他們把掃地出門，集中起來，趕到豬牛住的破爛房住著，羞辱他們，叫民兵和兒童團看著他們不要跑掉。”
“看到民兵為了能撈到地主的財寶，把地主綁在『老虎凳』上餵大糞；用繩子把他們的手指頭吊起來,把身體吊在半空,然後用皮帶抽打,打得身體在空中蕩悠，叫『飛機吊』…然後是公審大會，法庭來人，宣佈地主罪行，問下面的人『該不該打？該不該殺？』，下面說『該！』，就當場宣佈槍斃，記得有一次看到五個地主同時被槍斃，有一個沒被打死，身子跳了起來，一個民兵馬上對著那人的腦袋補了一槍。”
據黃先生還回憶了“文革”期間地主受迫害的情況，“當時斗地主死亡最多除了湖南道縣，就是廣東五華了，那時大搞『無政府主義』、『群眾法庭』，用亂棍把地主活活打死叫『棍斃。黃先生親眼所見當時廣東梅縣的梅江橋下，順水漂下來成群的被打死的地主的屍體，沒人收屍，這些浮屍就這樣漂進南海，慘不忍睹。還有被『棍斃』的，就是活活用亂棍打死。
黃先生說，大紀元《九評共產黨》中提到的共產黨的暴政和殺人歷史句句是實。在“戶戶冒煙，村村見紅”的“土改”政策下，大約有200多萬地主鄉紳在這次運動中遭到屠殺。
孩提時代的愧疚
黃先生回憶“土改運動”時說，“當時我才10來歲，上小學二年級，是個甚麼也不懂的孩子。那時的小孩子們都被編入“兒童團”，開批鬥大會的時候，民兵把『兒童團』趕到最前面站著，讓我們跟著喊口號，甚麼『打倒地主』『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土改隊』叫『兒童團』的小孩子們去找馬蜂窩，叫我們把馬蜂窩放到地主身上、塞到『地主婆』的胸襟裡面，找不到馬蜂窩，就找螞蟻窩代替，那個螞蟻都是兩三毫米長，一窩一窩的，咬起人來又癢又疼、渾身起疙瘩”
那時十來歲的小孩子如今已是飽經滄桑，膝下有孫的老人了。黃先生在說起自己在年幼無知時被中共教唆做這些傷天害理的事情時，依然稀噓不己。“孩子就像一張白紙。畫上去甚麼就是甚麼。記得中共建政前（也就是『解放』前）的國民黨時期，我上的學堂的牆上就寫著『禮義廉恥，敬業樂群』等字樣，唸書前，還要洗手淨身拜孔子爺。對小孩的教育是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童蒙養正，教小孩灑掃應對，奉事師長，友愛別人，端正品行，修養德性。幾千年來中國歷朝歷代的文明都是這樣，只有到了中共就變了樣，用『黨文化』強行代替了中國的『半神文化』。從小就給人灌輸仇恨、暴力和屠殺，叫人做壞事，逼人做壞事。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把小孩子和青少年推到暴力鬥爭的最前面，比如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紅衛兵』。這種惡習一直延續到今天。”黃先生舉例說，今年夏天他看到一條新聞報導說，一位南京的中學生到英國康橋參加暑期學習英文班，在繁華的市中心看見一條法輪功的橫幅，跳上去就撕，令圍觀的英國民愕然。當被問及原因時，這個少年說：“老師說法輪功是犯法的”，後來英國民眾才知道這個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是當今中共教育部部長陳至立的大手筆：在學校推行“百萬簽名”運動，教唆大、中、小學生迫害法輪功。
黃先生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中華民族要有未來，如何能讓中共繼續遺禍子孫呢？黃先生很慶幸自己能夠和家人在美國自由和平的環境下生活。他說，初來大費城時，在路邊、公園看到天鵝、松鼠、鴿子、野兔感到很驚奇，感歎這裡的動物都生活得自由自在，和人們和平相處，互相禮讓，無需擔心在“打打鬥斗的黨文化”中求生存。
小閣樓裡的祈禱
黃太太1943年出生在廣東揭陽一個小手工業者的家庭。黃太太回憶說，父親經營一個做火柴的作坊，僱了幾十個工人，原本是一個本份的養家餬口的小生意。然而在五十年代“三反五反”清算資本家的時候，黃太太的本是手工業者的父親被扣上了“剝削工人“的帽子，被打成了“不法資本家”，從此全家陷入災難。
黃太太回憶說，“那時我才七、八歲，剛上小學，家裏有兄弟姐妹四個，每天晚上天一黑，一幫工作隊的人就衝進家門，批鬥我父親。媽媽把我們幾個小孩偷偷帶進小閣樓藏起來，不敢出聲；整個晚上，都聽見樓下批鬥爸爸的聲音。媽媽帶著我們在樓上不停的念『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的經，一直念到那些人離開，我們才敢從樓上下來，看到爸爸神情呆滯的坐在那裏流淚…每天都這樣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爸爸的精神都崩潰了，如果不是上有爺爺奶奶、母親還有我們幾個小孩，也許早就不想活下去了。
“在『五反』運動中,父親經營的養家餬口的小生意,被共產黨指控為『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為了支付共產黨開的罰款，父親傾家蕩產，連嫂子嫁妝帶過來的首飾都變賣了…到六四年搞『四清』的時候，又把我家劃為『手工資本家』，從此我就背上了沉重的黑包袱，處處低人一等。”
愛的代價
黃太太為了自己所愛的人付出過很大的代價。“1960年初中畢業後，我就進了四十一軍護校當護士。因為父母的身份問題，當時的那些“入團、入黨、提干、送軍醫大培訓”的好待遇都沒有我的份。單位領導要求我和父母斷絕關係、和家裏劃清界限。因為從小吃了很多苦，我實在無法做到在苦難中拋棄養育我成人的父母。所以我就把每月的津貼省下來，買些日用品偷偷寄給父母，盡一盡人子的心意”
“1968年，我和母親一起照相，母親坐在石凳上，我摟著媽媽很親熱的樣子，當時我正好穿著軍裝，戴著軍帽。後來一次偶然的機會，這張相片被別人看見，就被揭發了，說我穿著軍裝、戴著軍帽和軍章、竟然和『資本家的老婆』摟摟抱抱…組織上要求我寫檢討並撕毀這張相片…因為母親是『資本家的老婆』，所以我女兒出生後，都不能讓母親來幫助照看並享受家庭的天倫之樂”黃太太說到此處，不禁潸然淚下。
因為黃太太是“資本家的女兒”，所以在和黃先生談戀愛的時候也遇到了麻煩。黃先生當時所在的司令部黨支部多次找黃先生談話。因為黃先生的出身不錯，所以當時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在保密室工作），後來兩人確定戀愛關係後，黃先生就不能在保密室工作了，被調到機關當參謀；兩人結婚後，黃先生再降一級，被調到醫院做後勤工作，失去了所有調級、晉升的機會。
黃太太說，“我們的經歷對很多從大陸來的中國人來說應該並不陌生。其實，中國大陸的很多家庭都被共產黨傷害過，很多像我一樣的母親都曾經為自己的家庭付出了痛苦的代價。在那個瘋狂的年代，親情被抹殺，人性被扭曲，“階級鬥爭”和“共產黨邪靈”滲透到每一個家庭。”
黃太太鼓勵自己的孩子和下一代能夠重新找回中國傳統的家庭觀念和人倫道德：“家庭和人倫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安身立命的基礎，只有到了共產黨這兒才被破壞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中國古訓很有道理。比『穩定壓倒一切』更能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明天會更好
提起目前在華人社會中出現的“退黨”熱潮時，黃先生說，自己從1960年入黨，一直到1988年起，就沒有再交過黨費，也沒有過甚麼“黨生活”，所以應該算自動退黨了。“退了黨，做個堂堂的中國人。想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人們：沒有共產黨，生命會更好，明天會更好！”
黃太太說，發表退黨聲明後，心裏感到很釋然。 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和下一代、以及所有的中國人/家庭能夠生活在一個不需要為愛付出慘重代價的社會：一個充滿希望的社會，一個沒有共產黨獨裁專制的社會。“為了孩子和明天，應該退出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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