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9日訊】(亞洲時報記者Andrei Lankov12月28日撰文)漢城 — 上世紀70年代當我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時，我的出生地蘇聯列寧格勒的許多理髮店都擺放著附有精美插圖的北韓宣傳雜誌《朝鮮月刊》。理髮店拿這種雜誌做何用途呢？我猜答案一定會讓其編輯們感到尷尬：等理髮的客人用這種雜誌消磨時光。
該雜誌得到平壤政府的大量資助，因此它的全年征訂費用極低，其內容稀奇古怪，滑稽可笑。因此，這種旨在激起全球對北韓“偉大領袖”及其兒子兼繼承人“敬愛領袖”的愛戴與崇敬的雜誌常常（據我所知，大多數情況下）是由那些把它視為笑柄、看它只是為了取笑“兩位偉人”的人訂閱。北韓的這種宣傳雜誌在俄國人看來非常荒唐滑稽－這恰恰是因為該雜誌看起來像他們自己的官方宣傳的誇大版。拙劣的俄文翻譯也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滑稽效果。
前蘇聯的中年人對這種雜誌記憶猶新，他們中許多人依然能輕易說出很多滑稽可笑的句子。一些俄羅斯家庭還保留了該雜誌的很多期刊（也許是為了把它們當作“荒唐集錦”），甚至有些俄羅斯諷刺網站（例如http://kimirsen.by.ru和http://www.aha.ru/~zentsov/korea.htm）搜集特別怪誕和/或可笑的北韓宣傳材料。
所有這些都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蘇聯媒體偶爾會讚美一下這個“最東邊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時候。不過這只是官方政策。普通百姓對北韓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換句話說，他們的觀點與政府的真實看法並無多大差別，因為從大局考慮政府往往不得不說些言不由衷的外交辭令。
當然，蘇聯民眾如何看待外國世人無法得知：在這樣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人人都應崇拜官方的盟友，與此同時增恨官方的敵人，個人情感都是根據不斷變化的國際聯盟改變。儘管如此，對蘇聯/俄羅斯人在1945－2004年期間對北韓的看法變化做個簡要回顧還是可能的。概括地說，北韓從一個“英雄國家”轉變成一個“滑稽可笑的史達林主義主題公園”－然後中途看法又發生轉變。
1945年之前，瞭解北韓的俄羅斯人如鳳毛麟角。只是在1945年許多蘇聯記者被派到北韓撰寫有關這個新的小夥伴的事跡之後，平壤才開始成為蘇聯媒體的“寵兒”。蘇聯記者們寫了很多有關北韓人對蘇聯解放者的感激之情以及他們滿腔熱情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報道。
當然，朝鮮戰爭也提高了北韓在蘇聯的知名度。根據蘇聯官方版本，戰爭是“美帝國主義者及其南韓傀儡”挑起的，因此北韓被描繪成國際入侵的受害者。與此同時，有關美國暴行的恐怖報道充斥著蘇聯媒體。
那時蘇聯官方不承認其空軍飛行員參與了朝鮮戰爭，但有關他們英勇事跡的傳言不脛而走，並激起蘇聯人對“我們的孩子”（空軍飛行員）的欽佩之情（事實上，蘇聯人以及現在的俄羅斯人依然認為蘇聯空軍在朝鮮戰爭中處上風，“曾教訓過美國佬”）。幾乎沒有任何蘇聯人同情被他們視為“侵略者”的美國人。然而，他們中絕大多數人都不在意朝鮮半島，所擔心的只是戰爭會導致美蘇之間爆發核衝突。雖然官方高舉國際主義旗幟，但蘇聯普通百姓對“這個東方國家”絲毫也不感興趣，並以一種家長式的自大態度對待它。
朝鮮戰爭結束後不久，有關北韓的報道幾乎從蘇聯媒體完全消失。這種沈默是有政治原因的：從50年代末起，當原創的史達林主義在蘇聯被廢除時，金日成卻開始打造“自己的”史達林主義。莫斯科對北韓的局勢發展很是不滿，但又不願公開表示反對，因為公開批評可能導致它與平壤原本緊張的關係進一步惡化。政府控制的媒體對有關北韓的好壞消息一概不報道。因此，報紙很大程度上保持沈默，只是偶爾報道一些正面消息，如平壤新建露天體育場。
雖然有關北韓的消息在蘇聯官方媒體一片空白，但有關北韓的各種謠言在蘇聯知識份子中間廣為流傳。他們知道金日成被奉若神明，北韓警察無所不在，平壤與莫斯科關係緊張。北韓政府很大程度上是自毀長城：他們讓極其低劣的宣傳材料（上面提到的《朝鮮月刊》又是“極品中的極品”）充斥蘇聯大街小巷，結果卻讓他們自己成了蘇聯百姓茶餘飯後的笑談。
在史達林去世和赫魯雪夫於50年代末實施改革之後，蘇聯人又開始討論政治和社會問題，當然他們是私下而不是公開討論。新一代蘇聯知識份子以不安的眼光看待北韓。在他們看來，平壤將共產主義制度扭曲得體無完膚，看上去是蘇聯的拙劣仿製品。與許多跟毛澤東主義和類似極左思想保持曖昧關係的西方知識份子不同， 60和70年代的蘇聯知識界事實上對毛澤東和金日成都沒好感。這是因為他們對史達林的恐怖統治記憶猶新，東亞的史達林主義者對他們毫無魅力可言。
當然，60和70年代的蘇聯知識界不只是自由派的天下（儘管他們主導著教育話語），還有強硬派、民族主義者、崇拜強國的鷹派人物。然而，北韓在這個集團中也不受歡迎。強硬派也許欣賞金日成的史達林主義政策，但他們不喜歡他的強烈民族主義或反俄國傾向。
包括絕大多數外交官和勃列日涅夫本人在內的蘇聯官員也沒有一個對平壤有好感：他們不贊成北韓殘暴和效率低下的史達林主義，而且還把它視為一個不可信賴、代價高昂和詭計多端的盟友。
從70年代起，比較大膽的蘇聯記者甚至觸及一些敏感話題，例如金日成的個人崇拜或軍國主義，當然這種含蓄的諷刺不得不用微妙的技巧來進行。不過當70年代末一群蘇聯電視觀眾看到北韓幼稚園的孩子如何滿懷熱情地表演名為“我的重機槍”的舞蹈之後，北韓局勢的荒誕性已盡收眼底。毫無疑問，這種效果是那個紀錄片的製作者想要達到的。
官方的“沈默牆” 約在1988年倒塌，不過這並沒有造成很大衝擊。事實人們早已知道。媒體基本上只是把很久以前就傳開的傳言重新報道一次。
在後蘇聯時代的最初幾年，莫斯科的外交政策是基於這樣的假設：俄羅斯應無條件加入西方世界，因此北韓被視為為人所不齒的夥伴。當時普遍的預測是北韓崩潰為期不遠。
1994年金日成壽終正寢，但北韓政權並沒有像普遍預測的那樣因暴亂而崩潰，儘管如此，也導致一些優秀的俄語作品產生。歷史學家、著名作家Lev Vershinin寫了一本名為《終結遊戲》的書，該書描繪了一個假想的共產主義專政的垮臺。讀者發現書中所描繪的國家與當時的羅馬尼亞、古巴和北韓有很多相似之處。甚至連地理名稱也故意違背語音規則，以便這個假想國家的首都的名字聽起來像朝鮮語中的T’aedongan和被稱為Munch’on的史達林主義者的最後盤踞地。與此同時，90年代最受歡迎的俄羅斯諷刺詩人Igor Irteniev寫了一首關於人人預計會很快發生的事情的諷刺詩：“沒有鎮靜劑我依然不能入睡/在黑夜裏/每當我想到金日成會有什麼下場時/行刑者雙手沾滿鮮血。”
但到1995年左右俄羅斯開始出現支援對北韓採取更積極的態度的新聲音。這反映在俄羅斯國內總體情緒的變化。大部分而且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把美國領導的西方視為削弱俄羅斯的狡詐對手，而不是友好力量。上世紀90年代早期親西方的熱情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和民眾對西方的深深懷疑。因此，西方的地緣政治對手－各種“賤民國家”開始贏得俄羅斯的些許同情，毫不掩飾的國家利己主義逐漸被視為唯一的合理策略。
官方對北韓的政策也開始轉變。到1997－98年，跡象明顯表明平壤不會很快瓦解，因此恢復與北韓的工作關係很有必要，特別是在俄羅斯努力走更獨立的政治線路的情況下尤其如此。學術界對北韓的批評之聲開始減弱，與此同時批評西方對這個非常特殊的社會漠不關心的聲浪日益高漲。
值得注意的是人權問題沒有在俄羅斯的外交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上世紀90年代早期的理想主義熱情是短暫的，因此俄羅斯很少有人把有關人權的聲明當真。俄羅斯政府和百姓都對西方打著人權旗號發動的改革運動漠不關心。眾所周知，北韓以漠視人權臭名遠揚，不過俄羅斯人並不介意。他們的立場很簡單：首先這是北韓的內政；其次如果北韓人自己生活在這種政權下，我們有什麼資格代表他們去譴責北韓政權？
當然俄羅斯不乏北韓金氏政權的真正崇拜者，儘管很少。一些俄羅斯左翼分子把北韓政權視為共產主義復蘇的實例。他們毫不質疑北韓政權憑什麼使50萬或100萬人餓死。他們要麼拒不承認這一事實（北韓50萬人死於饑餓？這顯然是華盛頓故意誇大死亡人數），要麼把這些死亡視為愛國的北韓人自願做出的犧牲。但實際上，北韓國內政治對俄羅斯的平壤崇拜者並不重要：對俄羅斯左翼分子來說真正重要的是北韓的“反帝國主義”立場。
幸運的是，俄羅斯民眾依然對北韓政權持懷疑態度，並未對其本性抱很多幻想。不過，現在俄羅斯沒人希望根據意識形態制定政策。俄羅斯人在過去一個世紀裏吃盡意識形態的苦頭，因此他們現在只關心利益。許多人依然翻閱有點發黃的舊《朝鮮月刊》以提醒自己過去一個世紀發生的事情。(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