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9日訊】(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採訪報導)到現在為止毛澤東已經過世二十多年了，最近四、五年開始披露出一些中共歷史上鮮為人知的事件，例如最近出版的《晚年周恩來》和在1929年到1934年間的，發生於中共(江西)蘇區的「打AB團」事件，我們將有一個系列的節目來介紹中共內部發生的「打擊AB團事件」，介紹一下當時中共內部鬥爭及肅反的情況。
談起中共的蘇區，大家都知道，是毛澤東首先建立的井岡山根據地。大家知道在毛澤東上井岡山之前，在井岡山上就有兩位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就是他們接納了毛澤東的秋收起義的部隊，下面我給大家介紹一下，袁文才和王佐在共產黨內部的經歷和他們最後的遭遇。
一想到袁文才和王佐，毛澤東的心間就不禁的微微戰慄，為什麼呢？因為這兩個昔日稱雄湘贛邊界的山大王，特別是知識份子出生，1927年1月就加入了共產黨的袁文才，對於中共革命的貢獻是絕對不可低估的。他們在最困難的時候幫助中共革命渡過了難關，沒有袁文才的全力支持，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隊伍就上不了井岡山，更談不上這一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開創。萬事開頭難，井岡山就是毛澤東賴以起家的革命寶地。
那麼他們倆為什麼被殺了呢？第一個原因就是由於本地人與外地人的爭端，本地人也就是土籍人，外地人就是客籍人。一般來說，黨內權利的分配，是雙方爭奪的重點。湘贛邊界的黨政領導權，素來是操縱在土籍人手中。就寧岡這個地區而言，客籍人口比土籍少不了多少，儘管袁文才再怎麼力爭，九個常委中只能獲得兩席。「土籍的黨客籍的槍」是當年流傳的原話，形象的畫出了兩籍爭端的洪溝。既然黨政重權盡操龍超清等土籍人的手中，客籍只有好生保重手裡的槍桿子了。
以袁文才為團長，王佐副支的紅四軍三十二團，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客籍，土籍人縱有極少數，然而排長以上的，打燈籠也找不出來。龍超清、謝希安等人便希望打破這種局面，想方設法以縣委名義從袁文才那裡調槍、借槍，袁文才就是不理睬。龍超清等人就從外縣購槍，同時向紅五軍求援，幾經努力終於拉起了有六十三條槍的隊伍，他們的官兵是清一色的土籍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支百餘人的武裝是衝著袁文才和整個客籍建立的。
對於這種情形，袁文才、王佐對於龍超清等人的戒備心理也就更加的重了，雙方不斷的發生磨擦和爭論。袁文才對於龍超清和永興地區的朱昌楷、王懷等人有些看不起，認為他們年輕書生本事不大，這種自傲的心理，自然會在其他一些場合表露出來。比如說，為了一支剿獲的精美的伯朗寧手槍，袁文才當眾從龍超清的腰裡奪去，使年輕的縣委書記顏面掃地、心升腦怒。袁文才有生以來唯一的相好叫陳白英(音)，當時任寧岡縣委書記的謝希安，也慕其姿色，暗中插了一手，不料有一回與袁文才打了個碰頭，於是醋罈子打翻，兩人從此關係惡化。
世俗的偏見以及共產黨內的左傾風氣，也決定了袁文才和王佐最終還是要遭惡運。首先是中共中央對於綠林土匪的政治歧見，起了先聲奪人的錯誤指導的作用。中共六大有個著名的《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決議案中明確提出：「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暴動前可以適用，暴動之後必解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暴動也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鏟除。」
這個文件輾轉了將近半年，才由國民黨第三軍當中的秘密中共黨員設法送去了井岡山。在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傳達的時候跳過這一段沒有唸，會後在小範圍內找了朱德、陳毅、彭德懷、譚震林、鄧乾元幾人商議，會上多數意見是袁文才、王佐的情況不可與土匪、綠林相提並論，中央的這一政策對他們不適用，更談不上執行的問題。
毛澤東離開之後，幾任邊界特委書記對於袁文才、王佐根本沒有一點好感，連毛澤東的堂內兄楊開明對於袁文才、王佐的看法是始終把他們當成十惡不赦的土匪，他於1929年2月在《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綜合報告》中寫到：「邊界的土匪為兩部，一為袁文才部，一為王佐部，袁王二人都非常狡滑而且有能力，對於我們的政策常常面是而心非，甚至全然不接受，所以我們在邊界的工作受他們的影響很大，許多政策都要遷就他們，恐怕與他們鬧翻。所以奪取土匪的群眾，加速急謀能解決土匪的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須特別注意才行。」
邊界的特委書記鄧乾元把袁文才、王佐劃為足以危害邊界政權的第一個勢力，力主按六次會議所決議的幹。這位特委書記還說：「本來邊界的政權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所領導的政權，而是與土匪合作的聯合政權，現在土匪問題更加嚴重。」
潛伏已久的災禍終於降臨，那是袁文才自己點燃了災難的導火線。在1930年2月的上旬，袁文才指揮部下幾經努力，好不容易活捉了茶陵、寧岡等三縣國民黨聯防團團總羅克紹，將他的擁有十八個工人、數台機器的小型兵工廠搬到了寧岡。抓羅克紹是蓄謀已久的想法，袁文才和王佐等人的動機，是利用了羅氏的兵工廠造槍、造子彈。
袁文才對羅採取了軟化、感化的策略，以禮待之，如同貴賓。他對部下說過：「你們都勸我殺掉這狗賊，殺他有什麼用？我們剿到了他的工人和機器，但不由他出面，我們在長沙只能買到鋼鐵、洋硝，哪又造得成槍彈？」也有人提醒說：「世事複雜，其他人倒不考慮，特委那邊要特別小心，應該向他們報告這樣有好處。」袁文才不願屈就，搖著頭說：「事久見人心，事實自能塞住他們的口，難道我們還會同這樣的反動派滾在一起？」
可是袁文才不曾想到，羅克紹事件引起了濤天波瀾，在滾滾的波濤之中，蘊藏了看不見的殺機。寧岡、永興兩縣傳出了袁文才勾結羅克紹反水，袁、王要另找出路之類的謠言，遍佈城鄉沸沸揚揚。那些真真假假夾雜在一起的傳聞，傳到特委一幫人的耳裡，使得書記朱昌楷和常委龍超清、王懷、謝希安、彭文祥等人著急的不得了，連夜商議對策。到這時候，除了內心真正擔憂袁文才勾結羅克紹叛變革命的因素佔了幾分，更多的成分是心中蓄之已久的土、客籍矛盾引起的怨恨，驟然間惡性的併發出來。這二者情況適時的結合在一起，袁文才、王佐的惡運便在所難免了。
朱昌楷、龍超清等人知道，要鏟除袁、王不是那麼容易的事。袁文才、王佐他們的部下有七百多人，戰鬥力不亞於紅五軍，倘若硬梆梆的對付，非但達不到效果還要引禍上身，反受其害。「設下香餌釣鰲魚，安排軟鎖套猛虎」，朱昌楷等人深諳此道。精心設置的策略，一是設計騙殺，二是借助紅五軍的力量。於是1930年2月19日，一封偽造毛澤東簽名的指示信，送到袁文才的手中，信稱「根據紅四軍前委決定，各縣地方武裝統一編為紅六軍第三縱隊，以袁文才為司令，王佐為副，集中永興縣城河邊，然後與紅五軍一道攻打吉安」，命令袁、王部隊務在2月22日趕到。
袁文才、王佐於2月22日，率領他的七百多人開赴永興城，邊界特委和永興縣委組織了千餘民眾，在街上列隊歡迎。晚上特委在蕭家祠設宴招待袁、王、所部主要幹部和各縣衛隊負責人，大家喝酒聊天。2月24日淩晨，大地瀰漫著破曉時的寒氣，按照計劃，分路行動。朱昌楷帶人赴尹家巷22號，將突被叫醒的袁文才打死在舖上。另一路人由彭文祥帶領直奔「一家祠」對付王佐，曾經威震邊界的紅四軍三十二團，就像跌進陷阱，受了重傷的猛虎，被人套住給關起來了。由於促不及防和群龍無首，被佈置妥當的對手打得四處逃散，最後全部被剿盡。井岡山的末代綠林紅色梟雄，就這樣慘死在自己人的槍口之下。
關於袁文才、王佐被殺的故事講完了，這個故事的情節來自於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於2001年5月出版的一本書，書名叫做《毛澤東的第一次政治悔悟》。聽眾朋友們，尤其是大陸的聽眾朋友聽了這個故事一定會感嘆，連袁文才、王佐這種有功之人也難逃一死，不過更加血腥的故事還在後面。下集我們將要給大家講述一個在抓「AB團」的過程中，紅軍總部政治處機關的七十多名幹部，怎樣在兩天之內幾乎全部變成反革命，被殺得血流成河的故事，謝謝大家。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紅軍內部的肅反運動》節目錄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