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9日訊】對於”少數民族”這個身分標記，我的感覺稍許有些複雜。
我出生在遼寧西部建昌縣的二道灣子蒙古族自治鄉。然而，在十歲以前，我並不知道自己是蒙古族，或者說，作爲一個孩子，我頭腦中並沒有”民族”這個概念。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要求學生們填一張家庭情況調查表。這張表對一個小學生來說太深奧了,”籍貫””出身””民族”這些辭彙的含義超出了一九八二年時一個小學三年級學生的知識範圍。我把錶帶回了家,問母親”民族”一欄應該怎麽填.母親說填”蒙古族”。
使我感覺驚訝的並不是此刻,而是第二天上學交表的時候。老師看了我的表,對我說:”哦?你是少數民族啊!”這個時候,我才發現,原來別的同學在民族一欄裏填的都是”漢族”。
我爲這一嶄新的發現興奮不已.我與衆不同!這是多麽良好的感覺!同學們都用一種羡慕甚至崇拜的眼光看著我,看得出來,他們多麽希望自己也是一個少數民族,而不是普普通通的漢族,可惜他們不能夠。
這種種稚氣的虛榮心的滿足就是小學生我知道自己的族屬之後的全部心理反應。它對我的生活並沒有産生任何真正的影響。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自己所屬的民族産生了探究的好奇.我想通過這種探究來分別自己身上”與衆不同”的地方。
可是探究的結果令人十分失望。
我的老家與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相近,我的家族和喀拉沁蒙古尚保持親戚關係,不過年代久遠,很少走動了。
據史書記載，我的祖先源自蒙古兀良哈三衛的喀喇沁部。明朝以前，他們遊牧於張家口外。大約四百年前，咯喇泌部我的老祖宗們騎著馬從草原上一路呼喊而來，在內戰中打敗了蒙古林丹汗，在遼西建立了喀喇泌左旗。他們選錯了地方，因爲不久漢人們也來到這裏尋找土地。蒙漢雜居不長時間以後，我的老祖宗們就禁不住定居的誘惑，扔下了鞭子，拿起了鋤頭，卷起了蒙古包上的氊子，住進了土坯房。草原的風霜從他們的身上褪去，在土地上勞作弄得他們灰頭土臉，他們與漢人齊心合力，很快把遼西肥美的草場變成了水土流失的典型地區，把自己從馬背上的驕子變成了躬腰塌背的農民。同時，也讓我這個血管裏流著光榮的兀良哈三衛血液的人只能在睡夢中見到草原和馬。
每次回老家,我都留意搜尋文字記載的蒙古族風俗,可是一無所獲.老家人的生活起居,風俗習慣與周圍的漢人毫無二致.這讓我大失所望,也自覺愧對那些用羡慕的眼光看我的同學。
做爲一個完全漢化了的少數民族,民族身分對我的實際生活幾乎沒有産生任何影響.與衆不同的不過是上大學的時候,每個學期能領到十幾元的”少數民族津貼”.現在,做爲一個作家,我樂於在簡介中注明自己的民族身分,它使得我可以參加某些少數民族文學獎項的評比,這也許會給我的生活帶來一些小小的好處.除此之外,做爲一個中國人和做爲一個歷史研究者,民族族屬帶給我的是一種奇怪的心理上的優越感:它讓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以比較超脫的身分來觀察漢族文化,來談論國人的劣根性,來對待千百年來蒙古、滿族以及帝國主義列強施加給中國人的恥辱.當然,在另一方面,這種優越感是曖昧的,帶著一點點心虛和不好意思,畢竟我清楚,我的文化遺傳已經全部是來自漢族。
然而,根這個東西是很奇怪的。血液的原因促使我不斷地追究家鄉的過去,促使我兩次深入內蒙,去親近草原.從我上面的敍述,大家已經看到,做爲一個作家,我無法用學者的方式,來寫作一篇標準的論文.因此,請大家原諒,我只能從一個親身感受者的角度談談蒙古文化在這個時代的遭遇。
做爲漢化的典型地區,我的老家二道灣子鄉是在一九四五年之後被抹去最後一點民族特點的.在那之前,蒙漢不通婚,許多老人在家裏還說蒙古話,喇嘛教也依然盛行。一家裏有三個男孩子的,就會有一個去當喇嘛。
日本人的投降在東北人稱來叫”事變”.”事變”之後,東北在全國率先被解放,我老家的那座高大巍峨的喇嘛廟被改成了小學校,喇嘛們還俗回家.蒙漢通婚的界線被打破,一開始,娶了漢族媳婦的人家還被人看不起,但是後來,人們逐漸發現,漢族媳婦能吃苦,精明,能過日子.於是,娶漢族媳婦的越來越多。
民族融合的結果是徹底的漢化.現在我的老家已經沒有會說蒙古話的人,最後一個會說蒙古話的老人”八十三”,已經於十年前去世.人們已經不知道喇嘛教是什麽東西,只是某戶老宅還留下了”大喇嘛家””二喇嘛家”的叫法.過年與漢人一樣包豆包吃餃子迎財神,而不是像蒙古人那樣供火主吃粘飯祭上天.就連老奶奶講給孫子們的民間傳說,也完全是漢族的.唯一與漢人地區不同的,是相對于勤苦節儉到了極點的漢人,老鄉們的日子顯得粗疏懶散.他們常常說:”老蒙古到底是懶,要是漢人有我們這樣的好地板,早就發家了.”不過對於這種節儉,他們也有不以爲然的地方,比如漢人請客,小碟子小碗,菜的內容有時也華而不實,就很讓老鄉們批評.從漢人那做客回來,才發現自己宴客的大方,可見蒙古人闊大豪放的作風畢竟還有一點流風遺韻。
二OO一年十月,我第一次隨在包頭工作的表哥去內蒙,去探尋我心目中蒙古人的家鄉。
在幻想中我已經多次勾勒了草原的模樣，這模樣是建立在不斷的閱讀基礎之上的，因此難免多出一層浪漫：藍天白雲下的草原象一張潔淨的綠毯。穿著肮髒的蒙古袍，紫紅臉膛，矮壯身軀的牧民，騎著矮小健壯的蒙古馬，在眸子一樣清澈的湖泊邊照顧著他的羊群。我對這個在包頭工作多年的表哥說,此行內蒙,我想住一住真正的蒙古包,吃一吃真正的蒙古飲食，騎一騎真正的蒙古馬，感受一下真正的活生生的蒙古文化，以慰我的尋根之心.表哥滿口應承下來,說在牧區有許多朋友,這完全不成問題。
草原給我的第一波視覺衝擊力,超乎了我的預期.在越野車鑽出古長城盤踞的群山那一刹那，草原上的風迎面撲來。蒙古高原出現在我們面前。感覺就是四個字：空空蕩蕩。房屋、村莊、樹木、行人都被風一掃而空，只剩下赤裸的大地。天驀然高了，地驀然闊了，山驀然矮了。大地象剛被上帝造成那天的樣子一樣，粗放坦蕩，蜿蜒起伏，連綿不斷，直接伸入天際。
沙漠風暴如同一隻小小的甲蟲，開始了在大地腹部無望地爬行。蒙古高原僅僅用它的壯闊無邊就把我震動了。有生以來，大地作爲樓房、道路和圍牆的附屬物而被人們視而不見。或者，進入視野的是被剝去皮膚露出褐色血淋淋肌肉的耕地。直到此時，我才見到了祖先生活過的真正的大地。
蒙古人的勇敢、豪爽，是直接從這片粗獷的土地上生長起來的。
這片壯闊的土地可以給馬蹄以足夠的自由，卻並不足夠友善。蒙古高原海拔一千米左右，冬天，西伯利亞的寒風象鋼刀一樣毫無遮擋地刮過，而夏天又變得酷熱難當。水質苦咸，甚不潔淨，易致人病。一場大雪或者一次乾旱，很容易把羊群變成一堆白骨，讓昨天還富足的牧民變得饑腸轆轆。一個蒙古人的一生，就是與狂風、大雪、乾旱、洪水、野獸、瘟疫搏鬥的一生。正是這些挑戰，使蒙古族成爲一個勇敢、剽悍的民族。他們在困難面前從不低頭，在挑戰面前從不退縮，因爲退縮就意味著死亡。
歷史不止有善惡一種維度。蒙古人崇尚暴力，熱愛榮譽。他們給死氣沈沈的農業文明帶來一次次衝擊，以免這潭死水腐爛。正是遊牧民族的野性和活力一次次打碎了格式化的世界，使它不得不重新組合發展，爲新的文明生長製造了足夠的空間。遊牧文化中有許多寶貴的品質。特別是幾千年農業文明積累下來的負面因素越來越成爲我們身上的負擔時，草原可以爲我們提供一些精神源泉。
對草原的第一印象,使我對這次旅行充滿了期待.然而,隨之而來的卻與我的想象大不相同。
表哥給我安排的地方是中蒙邊界的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表哥在旗上有一個朋友，主管畜牧。
車從包頭北行三個小時後,我們才出了農區。草原美不勝收,秋陽下的枯草散發著一股焦黃的、烤熟的麥子味道。然而一路緊張地張望，一直沒有見到蒙古包，有的只是相隔二三裏路一座的磚房。進入牧區不久，草地就逐漸出現沙化的迹象。許多地方長起了一蓬一蓬的沙草，更多的地方牧草短得可有可無，沙磧觸目驚心地連成一片，草原像是長了皮膚病。羊群出現了，它們步履凝重，費力地拔除著短短的草根，似乎是爲了把沙磧地整理得更乾淨一些。電視上屢次見到草地沙漠化，一旦親臨其境，感覺像是親眼看到了自己的皮膚上的潰口一樣，仍然震驚不已。
在內蒙，所有的農業潛力已經被挖掘殆盡，即使畝産只有一百多斤，這塊地也還是會毫不猶豫地被開墾成農田。由於內蒙從根本上說不適合農業，所以大部分土地上只能種土豆，這就是我在內蒙那幾天天天吃到又粗又白的土豆粉的原因。在習慣耕作的漢族農民眼裏，讓土地長草而不是長莊稼，是一種無法容忍的事。“農耕”先進、“畜牧”落後，這一思想在農耕民族頭腦裏根深蒂固，所以他們主導下的國家政權當然把對內蒙來說絕對錯誤的産業選擇–“重農輕牧”，一以貫之地延續了下來。從過去皇帝們實施“主穀制”、“屯田制”，到現代的“以糧爲綱”和“牧民不吃虧心糧”，以及大批生産建設兵團開進草原地區，都說明了這一點。實際上，畜牧業在全區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時至今日還不明確。儘管1986年自治區黨委也曾提出“念草木經，興畜牧業”爲全區經濟建設主攻方向，但這一正確的主張都沒有得到認真的貫徹落實。時隔不久，又提出把內蒙古自治區建設成爲“國家的商品糧基地”的口號，並把它升格爲經濟佈局的長期政策，直到1997年還在鼓勵擴大耕地。於是所謂“開墾宜農荒地480萬畝”被確定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計劃指標。第三次草原開墾高潮就是在這個年代發生的。
內蒙的荒漠化因此而産生。蒙古族學者恩和研究表明，內蒙古地區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在20世紀6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40年間從6867.0萬公頃減少到5170.0萬公頃，淨減少1697.0萬公頃，保持豐美景觀的原生草原已所剩無幾；現有草原的23.5%也已受到嚴重破壞。在世界所有的蒙古族聚居地，中國內蒙是荒漠化發展最嚴重的地區。相比之下；蒙古國的天然草地在此期間從1.30億公頃降至2000年的1.26億公頃，淨減少400萬公頃，下降率尚不足3.1%，現有草原的6.8%即860萬公頃受到嚴重破壞，至少還有30%以上的草原保持著天然原貌。從根源上說，內蒙古草原生態惡化的實質是墾殖型荒漠化。把牧民的所謂超載過牧當作導致草原荒漠化的首要原因，實際上是找了某種意義上的“替罪羊”而已。
我們來到了旗政府所在地百靈廟，表哥的那個朋友告訴我, 草場承包了之後，遊牧的牧民幾乎沒有了。沒有遊牧也就沒有了蒙古包。看著我滿臉的失望，他說別著急，中蒙邊境那也許還有，那邊地廣人稀。他托那裏的朋友替我打聽一下。在此之前，他把我安排到離百靈廟不遠的一戶定居牧民朋友家裏。他們也是地地道道的蒙古人，定居不過幾年時間。
下午三點，我們到了察幹圖路。這裏的草情稍好，象一個悄悄開始謝頂的人，還能夠維持表面的繁榮。一座平頂磚房孤另另地矗立在草原上，這就是我們要找的人家。
四間和內地一樣的普普通通的磚房，裏面收拾得乾乾淨淨，表明了主人的勤快。地上是瓷磚，牆上是“仿瓷大白”，組合櫃上擺著海飛絲和大寶ＳＯＤ蜜。
女主人殷勤地端出了一盤瓜子,而不是我期待的奶酪.她穿著一件樣式時髦的紅毛衣，面貌削瘦，舉止利索，看上去和內地婦女沒有什麽區別。表哥的朋友和她說了一通蒙語，就放心地走了，說三天之後來接我。
女主人坐下和我攀談起來，她的漢語說得相當好。這是一個四口之家，男主人叫六十一，蒙語發音是“吉日尼格”，到旗上去辦事了。女主人叫阿拉騰花，“金花”的意思。一對兒女在呼市讀中專。
這是一個勤勞的蒙族牧民家庭，日子蒸蒸日上。改革開放以後，草場承包了，他們分到一萬畝（天哪！一萬畝！），都用鐵絲網起來（光買鐵絲就花了一萬多元錢）。他們建起了這座磚房，開始定居。由於勤勞，也由於精打細算，他們現在已擁有四百頭羊，三十多頭牛，兩台摩托車，年收入三萬元左右，內地農民根本沒法和他們比。專門從農區雇了一個漢族老頭給他們放羊，一年工資三千。他們自己只做做起糞、飲羊之類的活，勞動比以前輕多了。
天黑下來了。草原的天很短。一陣摩托車的轟鳴，男主人六十一回來了。他長著一副和我想象中一模一樣的典型蒙古人相貌：粗壯的身軀，上身過長，而兩腿過短，這是世代騎馬的遺傳。寬闊的面孔被高原的陽光曬成了紫紅色。他那雙棕黃色的眼睛很直接地盯著我，沒有一絲閃爍，也沒有我習慣的客套和權衡。這就是我想象中的蒙古人的樣子。可惜六十一的漢語說得不好，而且很不善於表達。他習慣於不停地幹活，除此之外，就安靜地坐在什麽地方，半日不發一言。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不知他在想些什麽。
晚飯端上來了，香味兒彌漫了一屋子，可是內容卻讓我大失所望：一大盤千層餅，一大盆燴菜，內容是白菜、土豆、番茄、青椒和羊肉丁。這些青菜都是阿拉騰花自己在草原上開荒種的。
草原的夜晚是寂寞的,沒有電,阿拉騰花打開收音機，裏面傳出軟綿綿的流行歌曲，用蒙語演唱，旋律卻是楊玉瑩的歌。聽收音機是緩解寂寞的唯一方式。雖然很少和外界交流，夫婦倆卻並不孤陋寡聞，他們知道美國總統是誰，也知道包頭和呼市之間有了高速公路。這個收音機和一件縫紉活計能陪阿拉騰花度過漫長的一天。
在和阿拉騰花交談中，我得知原來周圍的牧民大部分居然是漢族，他們都是從山西等地搬到這裏的。現在，方圓幾十裏的十幾家牧民中，只有兩家是蒙族。這就是阿拉騰花漢語說得這樣好的原因。他們日常打交道的都是漢族，說蒙語的機會越來越少。現在，兩個孩子回家，大部分時候都是漢語交談。羊越來越多了，原因是人越來越多。阿拉騰花吉日尼格小時候，得跑上半天才能見到一座蒙古包。現在，只要你登上一片高崗，四處一望，保准能看到一戶人家。
聽到我的三個願望，阿拉騰花笑了。在他家，能滿足我的，也許就是騎一回蒙古馬了。他們有一匹騸了的灰馬，由於買了兩台摩托，所以失去了用武之地，被散放在草場之內，他們已經快一年沒見到這匹馬的蹤影了。不過，要是想騎，騎上摩托馬上就能找到。
可是我的願望一個也沒能實現。第三天頭上，表哥的朋友來了。這三天他爲了找蒙古包，打聽了許多人，終於打聽到，有人在離中蒙邊境十幾公里的地方，看到了一片蒙古包。他驅車前去，卻一無所獲。有人告訴他，確實有十幾戶人家在這裏倒場。然而，由於天氣寒冷，他們已經在昨天收起了帳蓬，回定居點去了！
爲了安慰我的失望，吉日尼格和阿拉騰花騎上摩托，去找他們那匹馬。
過了一個多小時，他們兩的身影才出現在房子前面。沒有看見灰馬的影子，牽著的卻是一匹黑色的小驢。
灰馬由於多年不騎，已經變成了野馬，吉日尼格費了老大勁制服了它，剛剛騎上去就被掀了下來。沒辦法，他們只好把平時拉草的小驢牽回來了。
“你騎騎驢麽，騎上驢到前面草場上轉一圈，這頭驢很聽話的。”
小黑驢好象有點不好意思似地羞澀地看著地面。白鼻子白蹄，挺漂亮的一頭小驢。
好吧。吉日尼格給我找來了多年不用的馬鞍，套在了小黑驢身上，我翻身上驢，用手一拍驢屁股，慢悠悠地上路了。
這頭驢確實很聽話，騎在驢背上感覺很平穩。我把吉日尼格的草場巡視了一遍，所有的鐵絲網都完好無損。深秋的草原莫名其妙地有點憂傷。
蒙古文化包含諸多內容。包括以崇拜騰格裏爲核心的原始宗教，包括以馬、蒙古包、蒙古袍爲象徵的生活方式，包括以長調爲代表的藝術形式。每個人對民族文化的理解不同，在我眼裏，蒙古文化的核心是單純的人際觀與自然觀。在當今時代，這實在是稀缺的心靈資源。
我曾經採訪過內蒙的一個先進模範人物：挺·巴特爾。
使他成爲“中宣部選定的重點典型”的原因，是他的父親系建國後首批授銜的少將，離休前一直是內蒙的高官。而他在文革中下鄉插隊，文革後主動放棄返城機會，甘心在草原深處做一個普通牧民。
到巴特爾家之前，我猜想這也許是一個沒多大意思的人。到了他家之後，我被他的故事感動了。
文革中，他的父親被打倒，他從人人尊重的高幹子弟頃刻間成了人人喊打的狗崽子，在城裏深刻體會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之後被迫下鄉插隊。
然而，在他平生見過的最荒涼的地方，他感受到了天底下最濃厚的感情。
有一次，公社的馬丟了，巴特爾他們出去找了很遠才找到。回來的路上饑寒交迫，看見一個蒙古包就鑽了進去。素不相識的主人給他們做了一大盆熱氣騰騰的麵條。在七幾年的草原上，麵條可是難得的食物。幾個漢子立刻狼吞虎咽起來。
主人家幾個髒乎乎的小孩子咬著指頭，神情專注地看著這幾個人。
巴特爾想，草原上遇到一個生人不容易，所以這幾個孩子才對他們這樣好奇。
幾個漢子把最後一根麵條撈淨，吃得肚子溜圓，才放下筷子。這時，那幾個小孩子賽跑般沖上來，搶著喝盆裏剩下的湯。
巴特爾在那一刻非常感動。這些經常不洗臉的牧民們表情木訥，不善言辭，但是目光明亮，看人的時候從不閃爍。他們不懂什麽叫自私、做作、虛僞。簡單而廣闊的草原給了他們無私而乾淨的心。
那時草原上收養了許多上海孤兒，巴特爾看到牧民們對這些外來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還要親。三九天裏，他們把親生孩子打發出去放牛放羊，讓上海孤兒們呆在蒙古包裏做些輕活。甚至，當家裏供不起所有孩子上學的時候，他們讓上海孤兒去上，因爲他們覺得上海孤兒們本來已經夠可憐了。
巴特爾愛上了草原，愛上了真正的蒙古人。
文革結束，知青紛紛回城。他卻已經開始討厭城市的喧鬧、冷漠和精明。
有一次，他回呼市給公社修一架機器，在家呆了兩個多月。社員們都以爲他再也不會回來了。當他再次出現在草原上的時候，整個草原都轟動了。人們帶著各種吃的，穿的，用的，跑來看他。人們喜歡他這個見多識廣的不嫌棄草原的城裏人，他的回來成了草原上的節日。那些原來在一起經常說說笑笑的朋友現在一言不發，只是眼含淚水，沖上來緊緊地抱住他，好象生怕他再跑掉一樣。
就在那一刻，巴特爾在心裏對自己說：“草原上的雄鷹會展翅飛翔，但是我巴特爾，永遠不會離開你們！”
我非常理解巴特爾，也同意他的選擇。如果我處於他的處境，也許會做出同樣的選擇。即使是這次失望的內蒙之行，我也已經感受到了蒙古人性情深處的真誠善良。在吉日尼格家的前面不遠處還有一座舊磚房。吉日尼格說那是他們家原來的房子，現在裏面住著一戶漢族朋友。兩口子原來都在旗上的工廠，現在雙雙下崗，只好借他們的房子和草場，養了一百多頭羊度日。
正常情況下應該是三十畝地養一隻羊。吉日尼格家的羊群本來已經超載了，又借用給別人，更是難於承受。借給他們房子和草場，一年要多少錢呢？
不要錢嘛，好朋友嘛。吉日尼格說。
像是在說一件極爲平常的事。
這件事在他看來確實是非常的平常。就象表哥的朋友一句話，就把我扔在他家，連一句添麻煩的話都不用說。
畢竟是到了草原。
可是這種純淨現在已經越來越被污染了。在吉日尼格家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們圍著熬茶壺，聊到很晚。阿拉騰花和吉日尼格講起以前住蒙古包穿蒙古袍時的日子。那時候沒有公路，沒有磚房，沒有摩托，勞動苦，吃的也不好，可是回憶起來卻沒有苦，覺得勞動很快樂。現在生活越來越好了，可是快樂卻不多了。那時候附近幾家人和一家人一樣，不分彼此，現在自己過的是自己的日子，人和人越來越疏遠了。以前，草原上從來沒有偷盜的情況，牛羊從來不用管，蒙古包的門上沒有鎖。現在，出現了偷羊的賊，晚上開著車到人家羊群裏來抓羊，家裏不敢再沒有人了。甚至還出現了強盜。去年，吉日尼格在去旗裏的路上，看到兩個人躺在路邊。他以爲出了車禍，趕緊上前去救，不成想那是兩個搶劫的，他們捆住吉日尼格，騎跑了他的摩托。
越來越多的人家裏安上了風力發電機，買了電視。由於人口越來越多，居住地越來越近，許多人騎著摩托聚到一起晝夜打麻將。沒有條件打麻將的人反抗寂寞的辦法就是喝酒。草原上，經常有的人家因爲喝酒喝光了所有的家產。
草原上說蒙語的越來越少了。旗上的蒙古小孩都不會說蒙語了，祭火祭敖包這些蒙古風俗早都沒有了。現在牧民結婚也都到旗上或者呼市去照婚紗照，過去的送哈達請“昭齊”之類的儀式都漸漸取消了。馬不再有人騎了，蒙古袍不再有人穿了。
吉日尼格和阿拉騰花爲了生活是變好了還是變壞了爭論起來。吉日尼格認爲變好了：“騎摩托比騎馬不強？住房子比住帳房不強？吃菜比吃肉不強？過去騎馬去旗裏，得走上大半天，屁股磨得疼得不行。現在來回不到兩個小時。過去住帳房，四處漏風，煙薰得烏黑烏黑，沒有一塊乾淨地方。現在暖暖和和，多好。過去一年到頭吃不上青菜，現在想吃什麽就有什麽。”
吉日尼格說的千真萬確，無可辯駁。在物質進步和保留傳統之間，人們有太多理由選擇前者。很多東西是不經意間丟掉的。沈默了一會，我說我到內蒙一直想買一盤長調的磁帶，找遍了包頭和百靈廟，都沒有買到。那些改良的民歌和蒙語的流行歌曲，聽了讓人不舒服。對這一點吉日尼格深表同感。他承認，這是很讓人惋惜的事。“騰格爾唱的那不叫蒙古族的歌！”他說。“過去草原上的人都會唱長調，現在的年青人不唱了，他們就會唱騰格爾。”
“你們那個時候呢？”
“那個時候白天勞動，晚上就是唱歌嘛。一唱起來，完全忘記累了。大家比著唱哩，每個人都會百十首，都是一代代傳下的。現在都要失傳了！我的兩個娃娃蒙古話都說不好，還唱歌哩！”
我請求吉日尼格給我唱首歌。“好幾年不唱了，都生了呢。”吉日尼格害羞地笑了一下。沈默了幾秒鐘，他突然開了口。歌聲從他那寬厚的胸膛裏直接淌出來，又亮又厚，高音區拔得極高。這個外表粗糙的牧民居然有這樣好的嗓子！說實話，那些所謂的歌手和他簡直不能同日而語。
這是一首悠揚而又憂傷的歌。唱完了，他把大意翻譯成漢語：騎上馬，騎上一對對棗騮馬，姑娘出嫁走了。
姊妹兩從小父母一樣喂大，走到山南海北，也是想到家鄉，想到父母的恩情。
草原再廣闊也擋不住對父母的思念。父母喲，明年我就會探望家鄉。
幾千年前，成吉思汗就已經洞悉了定居的危險。在想到他的後代們將抛棄艱苦的草原生活而向往定居生活時，他悔恨地沈思：
我們的後裔將穿戴織金衣，吃鮮肥食，騎乘駿馬，擁抱美貌的妻子。但他們不說：‘這都是由我們的父兄得來的’，他們將忘掉我們和這個偉大的日子！（多桑《蒙古史》）
成吉思汗懼怕草原之外的生活。他討厭溫和的氣候，因爲這種氣候令人鬆懈。每次戰役之後，他就返回北方，在貝加爾湖附近度夏。“在打敗了劄蘭丁之後，故意躲開就在他腳下的印度，因爲對於從阿爾泰山來的成吉思汗來說，印度好像是魔窟。無論如何，他對舒適的文明生活的懷疑是正確的，因爲當他的曾孫子們住進北京和大不裏士的宮殿時，他們隨即開始墮落。”（草原帝國）
吉日尼格家的生活圖景讓我這個來尋訪傳統的人沮喪，雖然他們富足安定，然而，我卻清楚地嗅到了一種不祥的氣息：遊牧文化正在死亡的氣息。
遊牧民族的本質流動。勇敢、進取、好奇是因爲不斷流動，不停地應對挑戰。善良、重義、好客是因爲人煙稀少，關係簡單。蒙古長調的魅力在於它歌頌著傳說中的流奶的地方。而一旦定居了，這些品質勢必慢慢死去。定居不可避免地使人知足、保守、患得患失。而人煙的聚集將滋生狡詐、欺騙和無恥。一旦物質享受佔據了全部心靈空間，長調中的悲苦憂傷自然就變成了歡快甜膩。
我突然産生了這樣的想法：也許，一百年後，當人們再談起草原，會說：據說很久的從前，在中國北方是一片廣闊的草原，這裏曾經生活過一個馬背上的民族。他們穿蒙古袍，說蒙古語，與馬爲朋，逐水草而居，住在一種叫蒙古包的白色帳房裏。他們會唱一種優美而憂傷的長調。當草原夏日，當馬奶酒盛在了銀碗裏，篝火點起來的時候，他們就會彈起胡畢斯，讓憂傷的長調劃破草原的寂靜。歌聲裏，有少女粗礫的愛情，有男人之間的友誼和衝突，還有古老的戰爭和他們的首領成吉思汗。
原載《議報》第171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