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9日訊】上個世紀60年代，世界共産主義運動似乎正如火如荼、方興未艾，在臺灣，一個熱烈地追求自由的知識份子殷海光（1919～1969）就堅定地預言──狂瀾已在退落，“歷史應在自由這一邊”。這是他在1965年底出版的《中國文化的展望》第13章《世界的風暴》中提出來的.他以強有力的邏輯力量和常識理性,深刻地指出了當代共産集團的弊病，毫不留情地批判“泛政治主義”以及爲了目的不擇手段等違背基本人性所導致的災難。但是他從不可摧毀的信念出發，樂觀地預言了“歷史應在自由這一邊”。其時，他本人正遭受著國民黨專制勢力的嚴重迫害，被剝奪了在大學的教席，貧病交加，離生命的終點已沒有幾年。
這個預言要比尼克松的“1999：不戰而勝”早了20幾年。殷海光在這個苦難的世界上只活了50年。在他身後20年，共産主義如同多米諾骨牌一般在東歐、蘇聯一個接一個倒下。他的預言實現了：歷史固然在自由的一邊。即使在他的祖國，在古老的大陸上也曾發生過震撼世界的自由風暴，雖然最終以流血的告終，但卻預示了殷海光的同胞──這些黃皮膚、黑頭發的人類也終將要擁抱自由。暴力可以暫時阻擋人類追尋自由的腳步，卻不可能永遠阻擋這一進程。當全世界都沐浴在自由的陽光下，我們這個“最後的角落”又能等待多久？在殷海光晚年棲身的臺灣，他曾經爲自由奮鬥、受難的土地上，自由的陽光已經灑滿，自由的種子已遍地生長，其中包含了他和同伴雷震等人當年的汗水、努力和智慧，正好應驗了胡適喜歡的那句話：“要怎麽收穫，先那麽栽”。
殷海光出生於1919年。不少年輕時與他走著一條不同道路的同時代知識分子，到了生命的晚年竟然也在海峽此岸踏上了他走過的那條道路，朝自由走去。歷史就是這麽奇詭。顧准是1915生人、胡績偉是1917年生人、許良英是1920年生人、李慎之是1923年生人……，這些殷海光的同時代人，幾乎都是青年時代追隨共產黨革命，以爲革命是通向民主、自由的必由之路，滿腔熱血，無私地獻出了自己的青春。然而在革命高歌行進、刷新歷史之後，等待他們的卻是接連不斷的運動、一場接一場的災難：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他們中的大多數未能免於“反右”的浩劫，即便僥倖漏網的，也難逃“文革”的網羅。
20世紀50年代，殷海光以筆爲槍在《自由中國》書寫了無數自由的篇章，即使在《自由中國》被查封、雷震鋃鐺入獄之後，他也沒有屈服過，沒有向專橫的國民黨低下高貴的頭顱，繼續以充滿道義關懷的思想和學術研究影響社會，不倦地追求自由的理想，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因此而成爲5、60年代臺灣最有影響的知識份子。與他相比，他同時代（即“5．4”前後出生）的這一代知識份子，在大陸産生影響，卻是8、90年代以後的事，至少比他們同時代的殷海光晚了30年。顧准于70年代初含恨而逝，舉國之大幾乎沒幾個人知道他在黑暗隧道中的思考。直到1995年《顧准文集》出版，他的思想、言論才開始影響社會。李慎之真正對中國社會産生影響應該是在1999年《風雨蒼黃五十年》洛陽紙貴之後。《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者、科學史家許良英80年代即以倡導民主與科學著稱，但他影響最大的時期也是90年代中期、發出“寬容呼籲”前後。在某種意義上，特別是在通往自由的路上，大陸無疑也要比臺灣滯後了大約30年。
好在，“歷史應在自由這一邊”，這不僅是殷海光40年前的預言，差不多與此同時，一個叫做林昭的女政治犯在一個暗無天日的監獄裏用淋漓的鮮血寫下了她對自由的熱切渴望，“自由，這個人類語言中最神聖、最美麗、最高貴的名詞，永遠燃起人們特別是青春心靈之最強烈的愛戀與追求的感情！”自由是人類永遠不滅的追求，就憑這一點，我們也沒有理由懷疑“五四之子”殷海光的預言只適合於其他民族，而不適合於他自己的祖國。
（2004年10月6日）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