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4日訊】2002年9月10日上午，湖南省湘鄉市城裡，迎來了一支20多名舉著紅旗，身著清一色大紅衣服的婦女腰鼓隊。大家都感到好笑，以為又是某某計算機學校或者某某酒在做廣告吧。當看到腰鼓隊前面那塊大匾，我眼前是大大的一亮：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對抬著一塊上書「當代包公平反冤獄」的大牌匾衣著寒酸的農村老年夫婦，我不禁要對我們敬畏的人民法院另眼相看了，這幫人並不是天天在幹壞事，畢竟還有人送匾給他們了。
我心情一激動，決定走進湘鄉市人民法院去看過究竟，看來法院裡早有準備，當地和省市報社、電視台記者早就在此恭候多時了，我從而瞭解這起並不罕見又催人淚下的沉冤三十載的「強姦搶劫案」的來龍去脈：三十年前，正是那個實行法西斯專政的文化大革命時代，一個有三個孩子28歲的無辜青年農民，被真正的罪犯誣陷為強姦犯，當時的湘鄉縣革命委員會人民保衛組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湘鄉縣公檢法軍管小組明知證據明顯錯誤，受害女青年也作了明確的否定的情況下還是對他進行了連續三天三夜的刑訊逼供，三天三夜的殘酷折磨也沒有達到他們罪惡的目的，最後這群滅絕人性的執法者只好一起按住他的頭強迫他在所謂的「認罪書」上按上了手印，軍管小組枉判他入獄七年，全家人從此踏上了三十年走南闖北漫漫申訴長路。由於，冤案審理的主要負責人原湘鄉縣革命委員會人民保衛組，中國人民解放軍湘鄉縣公檢法軍管小組的領導搖身一變成了湘鄉市人民法院的前院長和副院長，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退休前，明知有冤屈，極力阻撓冤案的平反……，黑髮熬成了白髮，好不容易平反了，法院依法向市府申請國家賠償時，市府領導卻責怪法院為甚麼要為平反，現在誰出錢來賠？法院不得已只好曲解法律違心做出不予受理國家賠償的決定。我不禁大發感慨：當我們的司法沒有真正的獨立，行政干預無處不在，對執法者又缺乏可靠的監督制約機制的情況下，極端權力的執法者又怎麼不會為所慾為，當執法者將「司法」看作是自己的「私法」，當執法者從來就將違法當成習慣的今天，我們真的還能指望他們做點甚麼嗎？
午夜驚魂少女被奸
讓時光回溯到三十年前的1972年，距中共前領導人毛澤東家鄉韶山僅二十多公里遠的湖南省湘鄉縣東郊公社石江大隊原本是一個寧靜的小村子，由於，眾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這個村子從此就再沒有能清靜了。第三生產隊28歲的社員王威發和妻子李竹秀都是苦命人，王威發幼年喪母，父親多病；李竹秀比他小2歲，幼年喪父。二人結婚時家中一無所有。王威發被生產隊安排在大隊紅磚廠做事，妻子也天天在生產隊出工，二人都很勤勞節儉，終把一窮二白的家庭改造得有模有樣，還有了3個可愛的孩子。
7月12日，王威發從磚廠下班回家妻子告訴他，快沒米下鍋了，說完，妻子為他裝好了滿滿一擔稻穀。因為一連停了五天電，剛才路過大隊碾米廠時看到碾米的人特別多，大隊碾米廠距家不過幾百米，他想如果此時去了會要等很久，他乾脆到自留地裡淋了幾擔糞，吃了夜飯再去。農家的夜飯遲，等他擔著穀子到大隊碾米廠時，已快晚上十點了，他見前面還有好幾擔谷沒有碾完，乾脆就在碾米廠裡的床上睡了會兒，醒來時，在他前面還有三擔谷沒有碾，等到他打完米要回家時已是晚上11點半左右，碾米廠只剩下王威發和年僅20歲的女青年碾米員王紅衛（化名）。王威發付了3角錢碾米費，並問王紅衛：「晚上你一個人回去怕不？」，「不怕，平時也是一個人回去的」王紅衛回答說。王紅衛家住本大隊第四生產隊，與王威發家不在一個方向，因此，王威發囑咐她一個女孩子走夜路最好拿條扁擔，以防萬一，王紅衛認為反正離家不遠，平時也一個人走慣了，沒有在意就走了。王威發回家後，到屋後的水塘裡洗完澡，看看時候不早了，李竹秀催丈夫睡了。
令王威發絕對想不到的是，這極其平常的一晚卻成了他全家一輩子永遠的痛，無辜的他為此要蒙冤三十年。第二天上午，王威發到大隊磚廠上班時，聽說昨晚王紅衛回家途中被人強姦了，身上僅有的8元錢公款也被搶走。王威發震驚之餘，簡直懷疑這是不是真的，於是趁中午吃飯時，抽空去了她家，還問她為甚麼沒有喊救？
據後來王紅衛的陳述：她碾完最後一擔米後，與王威發沿著各自的路線回家，這個晚上天氣不太好，儘管還有點月光可以看清回家的路，畢竟，已是子夜時分，勞累了一天的人們早已入睡，鄉村夜色是那麼的寂靜，只有不知名的小蟲子零星的叫聲，王紅衛心裏有點發毛，輕輕的哼著一路的歌為自己壯膽。走著走著，她聽見路邊的水田裡好像有甚麼聲音。仔細一聽，聲音又沒有了。王紅衛有點害怕，緊緊地握住雙拳，加快了步伐。
王紅衛剛走出碾米廠120米左右的時候，突然從左邊田塍上冒出一個男子，餓狼般地撲過來，王紅衛還沒有明白是怎麼回事，就被他緊緊地抱住了頭，剛開口喊「救命」時，該男子用一條手巾塞進了她的嘴裡，一把將她摔倒在地。歹徒將手巾蒙住王紅衛的眼睛並在頭後打了一個結頭。歹徒一手挽住她的頸部，一手操著她的右腿，往不遠的水圳邊艱難地拖去。拖了約20米遠，由於王紅衛的極力掙扎，兩人同時掉入下面的水圳裡，歹徒立即將她拖上來，「啪」的一聲摔倒在田塍上，一屁股坐到了她的頭上，由於過度的驚嚇和極力的掙扎已使她全身乏力，以至昏迷。歹徒從王紅衛衣袋裡搜走了當天碾米的8元錢，接著，瘋狂地姦污了這名平時聽到笑話都臉紅的純潔的少女。
過了幾個小時，王紅衛才甦醒過來，想到剛才的劫難，不禁大哭了一場。她艱難地爬起身來，穿好衣褲哭著走到最近的人家，叫開門，主人看到王紅衛這般落魄模樣，大吃一驚，王紅衛告訴了他發生的事後，這戶好心的主人立即帶著她去了大隊隊長易中良家報案。
易隊長很快將石江「7.12」強姦案報到了公社和縣裡，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中，和全國各地一樣，從1968年起，公、檢、法已被徹底砸爛，湘鄉縣革命委員會人民保衛組（承擔縣公安局的職能），中國人民解放軍湘鄉縣公、檢、法軍管小組的幹部進駐大隊附近的湘鄉師範學校，在公社、大隊幹部的協助下緊張地開展了破案工作。
奇冤天降蒼天落淚
王紅衛像過電影一樣回憶了當晚來碾米的每個社員，在干警的提示下，她提供了四個嫌疑對像：本大隊的谷某、金某、曾某及鄰近的石竹大隊的王某進入了干警們的視線。由於夜間光線很暗，加上被害人心情極度緊張，對歹徒的相貌記憶很模糊，只記得歹徒留平頭（淺發），並且身材魁梧，力氣很大。而現場留下的唯一物證只是一塊打有青布記號的羅布洗澡巾，這樣的洗澡巾在當時是極為普通的。干警們只能從這條洗澡巾入手尋找突破點，很多時候都是拿著這條洗澡巾走東家、串西家找尋洗澡巾的主人。時間過得很快，差不多離出事時間有一個月了，王威發開始聽到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議論紛紛，傳言說是他作的案。他感到心裏很壓抑，但轉念一想，為人不做虧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門。只要自己行得正，坐得穩，讓別人說好了，共產黨的幹部是決不會冤枉一個好人的。
王威發永遠都不會忘記這個日子，1972年8月19日傍晚7點左右，他還在磚廠做工，突然，有七、八個機械民兵闖到了磚廠，他認識帶隊的是後來被別人稱為「劉法官」的東郊公社衛生院的劉少福院長。來人一把將他五花大綁，押到了湘鄉師範學校東南角的一間僻靜的小平房裡，王威發惡夢般的生活從此開始了。
為甚麼王紅衛從一開始就將王威發排出在外，而一個月以後，捉住的唯一嫌犯又是他呢？原來，干警們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調查這條洗澡巾的主人，但差不多一個月了還是沒有找到可靠的線索，真不好向上面交代，干警們都有點急了。一天，干警們在去十里外的長豐公社滸洲大隊調查途中，遇見東郊公社新村大隊的社員王秋生（化名），王秋生主動對干警們說他知道這條洗澡巾是誰的，干警們喜出望外，真是踏破鐵鞋無覽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立即打道回府，在湘鄉師範裡，干警們特別炒了三個菜，像招待上賓一樣招待王秋生。王說，他在1967年修南灌渠時曾經看到過石江大隊的王威發有這樣一條洗澡巾，當時，還有一辦案人員有點疑惑，問了王秋生為甚麼過去五年了，你還記得這樣清楚，但當時沒能引起領導的注意和進一步細查。
中國人民解放軍湘鄉縣公檢法軍管小組於8月12日向湘潭地區公檢法軍管小組申請對王威發進行拘留審查，湘潭方面當即批准了。
王威發後來才知道辦案人員主要有中國人民解放軍湘鄉縣公、檢、法軍管小組組長楊連生和副組長彭江源，文革後這兩人分別擔任湘鄉市人民法院的正副院長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退休；湘鄉縣革命委員會人民保衛組組長彭澤洛，文革後成了大名鼎鼎的中共湘鄉市委紀檢書記；東郊公社司法員周學從；東郊區公所公安特派員劉健莊，此人後來在東郊派出所退休；另外幾人的身份不明。他們首先告訴王威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日夜不停地輪番對王威發進行審問。王威發一再否認有這條洗澡巾，絕對沒有做這件傷天害理的事，請求政府澄清事實，不要冤枉好人。為了獲得干警們想得到的結果，王威發的尊嚴被徹底剝奪之後，辦案人員開始了連續三天三晚對他進行的慘絕人寰的刑訊逼供，採用了反銬、「吊半邊豬」（將一隻腳和一隻手吊住），皮鞭、棍棒抽打等法西斯酷刑，喝令他交待強姦王紅衛的犯罪過程。打得王呼天搶地，王不斷地大聲喊：「冤枉」，多次昏死過去，這又被認為是「負隅頑抗」，辦案人員立即用一桶水將王潑醒，換來的又是皮開肉綻的毒打，如此反覆……
經過三天三晚的輪番折磨，原本壯實如牛的28歲農村小伙子王威發已經完全不成人樣：目光呆滯，步履蹣跚，精神完全崩潰了，兩個手腕和雙腳踝及前胸後背均被繩索吊爛、化膿，左手腕骨頭脫位，手背烏黑，腫得像戴著拳擊手套似的，全身可以說是皮開肉綻，血肉模糊。
與此同時，辦案人員加緊對王紅衛和其他群眾的調查詢問卻多少讓人有點失望。據事後不久被招工進了某醫院成了一名護士的王紅衛回憶說：當時辦案人員接連四次詢問我，我沒有一次指控過王威發，認定歹徒比王威發身材高大，並且蓄平頭，而王威發是西式頭，更重要的是我能分辯出那不是王威發說話的聲音。通過對上百名與王威發在修南灌渠、修鐵路共過事及大隊磚廠社員的調查中，沒有一人指證王威發有這樣一條洗澡巾。辦案人員顯然不甘心自己的失敗，為了充實「可靠」的證據，顯得「證據充分」些，像那麼回事兒，沒有證據只能「創造」證據了。辦案人員為此加緊了活動，到處威逼利誘與王威發熟悉的社員寫材料證明王威發有這樣一條洗澡巾。1968年和1969年，本大隊第五生產隊社員王文衛和王威發一起被大隊抽到臨湘縣修建鐵路，因為是一個大隊的，兩人交往比較多。劉健莊和周學從兩次到王文衛家請他寫假材料證明王威發那時有這樣一條洗澡巾，王文衛說我確實沒有看到王威發有，所以不能寫，寫了是要負法律責任的。荒唐的歲月總會產生荒唐的事，一個農民給這兩個執法者上了兩場法制課，兩個執法者依然執迷不悟。他們對王文衛說：你只要寫就是，不要你負法律責任。見王文衛「頑固不化」，只好找組織上的培養對像下手，四生產隊的李迪平是大隊的機械民兵排長，畢竟是身份不同，李迪平不得不考慮自己的政治生命，只好違心地寫了一份假材料證明王威發有一條這樣的羅布洗澡巾。2001年8月16日，湘鄉市法至律師事務所彭志才律師在李迪平家調查時，李迪平承認了當時辦案人員誘導他作的假證。三十年來，他內心一直非常不安，請求王威發原諒他。
王威發回憶起最令他傷心的一幕顯得非常的激動：1972年8月21日深夜，已是三天三晚沒有入睡了，加上全身的傷痛折磨，我感到極度的痛苦，幾乎失去了生存的勇氣，這時候周學從魔鬼般冷笑著走了過來，由於傷勢嚴重，我眼前一片模糊，昏暗的燈光下，只能依稀看到周學從二排發著可怕亮光的牙齒。周學從要我學著他說：「是我強姦王紅衛的」，並且還要我說是從哪條路怎樣去的。由於當時判死刑的很多，我認為我死定了，於是大聲哭泣著、殺豬般嚎叫著喊冤。迎來的只是無休止的皮鞭棍棒的抽打。最後，幾個如狼似虎的干警按住我的雙手和腦殼，硬是將我的指模印在他們寫好的材料上。
這罪惡的一幕並非發生在法西斯德國鐵蹄下的集中營，而是發生在湘鄉縣唯一的中等專業學校－－玉女般美麗而聖潔的湘鄉師範學校校園內。王威發的聲音早已變了調、令人毛骨悚然的慘叫聲，使得干警們也不寒而慄。關於三十年前審理此案的一些情況，東郊中學的洪德喬老師至今還記憶猶新。當時，領導安排他在晚上十二點時為辦案人員做一餐夜飯，放到湘師門口就有人接過去。因為，東郊中學就在湘師的東南面，中學的廚房與辦案的房間僅僅只有一牆之隔。洪老師後來挺身而出，指出當時他每天聽到辦案人員的吼聲及皮鞭和棍打聲，王的喊冤聲和「唉喲」的慘叫聲，過一陣就平靜了，接著就聽到潑水的聲音，立即就會有慘叫聲，循環往復，王老師當然知道牆內究竟發生了甚麼。「唉！太殘忍了！」，王老師歎了口氣，補充說。
兩天後的1972年8月23日，東郊公社機關裡紅旗飄飄、歌聲嘹亮，在公社禮堂裡正召開批鬥大會，會場裡貼滿了「打擊犯罪，決不心慈手軟」，「將革命進行到底」等白色的標語。上午10點左右，隨著一聲「把犯罪份子押上台來」的斷喝，從主席台側面那間小門走出一個被五花大綁、吊著黑牌、骨瘦如柴、鬚髮蓬亂的小老頭。黑牌上面寫的是「強姦、搶劫犯王威發」。傷痕纍纍的王威發被五花大綁跪在台上，向廣大的工農兵群眾「低頭認罪」。下面群情激奮，包括受害人等一批革命群眾紛紛走上主席台對王威發聲嘶力竭的討伐。中國人民解放軍湘鄉縣公、檢、法軍管小組當即宣佈對王威發予以拘留。在眾目睽睽之下，幾個干警又一次按住王威發的手指在《認罪書》上按下了手指印。躲藏在一旁的李竹秀大氣不敢出，心如刀絞。當宣佈批鬥會結束，跪在台上的王威發被兩個警察拉下台時，李竹秀飛快地在人縫中鑽過去，在門口迎住了王威發。王威發又驚又喜。在車門將關時，他聲嘶力竭地喊：「竹秀，你要幫我申冤啊！」汽車捲起塵埃急駛而去。
兩個月後，李竹秀才收到一封從茶陵勞改場寄來的信，是王威發寫的。信中說，他當天就被押送到茶陵勞改場，10月12日，已被正式宣佈逮捕。10月21日，湘鄉縣革命委員會人民保衛組、中國人民解放軍湘鄉縣公檢法軍管小組對他作出了「強姦搶劫犯」的刑事判決，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從今天看來軍管小組的文書漏洞百出，還帶有十分鮮明的「文革」色彩：「……王犯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特別嚴重的是1972年7月12日晚上，去本大隊碾米廠碾米見女青年王某尚未回家，王犯獸性發作，有意拖延到最後一個碾完米，待王回家時，王犯便隨後追到離碾米廠120米的地方，橫過稻田將王抱住，用事先準備的爛浴巾封住王的嘴巴，……進行暴力強姦，奸後又搶走王隨身攜帶當日打米費8元多。情節嚴重，手段毒辣，民憤很大，本應從嚴懲處，但王犯入監後，認罪態度較好，根據『坦白從寬』的政策精神，依法判處王犯威發有期徒刑七年，強制勞動改造。」。王威發在信中反覆申明自己是冤枉的，沒有做對不起妻子的事。不久後，王威發被轉到岳陽的建新農場勞改。在相距三百多公里遠的監獄內外，為了洗清冤屈，王威發和李竹秀幾乎同時開始了漫漫申冤之路。
路漫漫兮申冤之路有多長
王威發到岳陽建新農場開始七年勞獄生涯時年僅28歲。28歲的農村小伙子本應是身壯如牛，由於受到過非人的刑訊逼供，全身已是傷痕纍纍，特別是兩個手腕和雙腳踝及前胸後背均被繩索吊爛、化膿，左手腕骨頭脫位，實際上當時已不具備任何勞動能力。農場的管教幹部看他可憐，就交代一個曾經練過武懂得療傷的犯人，要他好好將王威發的傷治好。李竹秀擔心丈夫營養不夠，就把米飯用油浸了再曬乾磨碎，給王威發寄去，讓他餓了就用開水泡著吃。王威發想到自己從此不明不白地背上了「強姦搶劫犯」的黑鍋，真是心如刀絞。幾次轉不過彎來的時候真想一死了之，但想到三個一到八歲的孩子和始終不渝信任支持他的妻子，他決心無論今後怎麼受苦，怎麼受冤，一定得好好活下去。既然沒有做壞事，就總會有真相大白之日。
在勞改農場裡，王威發自始至終積極勞動，並服從管教幹部的指揮，給管教幹部和場部領導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在例行談心活動時，王威發向管教幹部傾訴了自己的遭遇，引起了農場領導的同情和重視。懷著對黨的事業無比真誠和不冤枉一個好人的宗旨，建新農場的幹部開始頻頻與湘鄉方面聯繫，請求湘鄉方面尊重事實並對王威發案進行再審。但當時豺狼當道的湘鄉政法界，哪能聽得見正義的聲音。惱羞成怒的湘鄉縣公檢法軍管小組負責人大罵建新農場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為了封住農場領導的嘴，1974年，他們竟然回函建新農場，以王威發「不認罪」為由，要求農場給予他加刑兩年的處分，這一無理要求理所當然遭到了農場領導的一致反對。考慮到事情的複雜性，1975年6月，報請湖南省公安廳同意，農場抽出幾名干警專程到湘鄉實地察看了案發現場，並找到了受害人詳細詢問了當時的情況和歹徒的體貌特徵。農場干警們拿到一手材料後請求湘鄉縣公檢法軍管小組對此案進行重審，但遭到湘鄉方面強烈的反對。儘管多次受了湘鄉領導幹部委屈，但農場的領導還是不死心，直到1979年，離王威發刑滿只有幾個月，農場方面實在不願冤枉王威發，幾經研究後準備作最後的嚐試，再次派出最得力的干警前往湘鄉。看到「老冤家」又上門「拿耗子」了，湘鄉縣人民法院的領導們心裏老大不高興。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就不讓他們看案卷得了，害得岳陽來客又馬不停蹄跑省公安廳搬救兵，取得省公安廳領導的尚方寶劍後，案卷是看到了，但結果是可想而知。
有了農場領導的理解、支持和鼓勵，王威發心裏非常感動，勞動的熱情更加高漲。在勞動之餘，沒讀幾年書的他從1972年11月24日開始用那生疏的筆不斷地向湘鄉縣、湘潭地區及湖南省的各級法院寫信申冤。據親眼看到過王威發案卷的記者和官員說，湘鄉市人民法院有王威發「近二尺厚的發黃的案卷」，另一個記者估計僅申訴材料就「在百萬字以上」。其中最讓人難忘的是1973年10月1日是中共的國慶日，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一天，想起一年的牢獄之苦，不禁悲從心底起，於是滿懷激情向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寫了一封長達8000多字的《上訴報告》。我們不必在意一個文化程度很低的青年有時的文理不通，但我們不難理解他此時的無奈和悲傷：「……我確實無此案，冤枉被迫而認判刑。投入勞改以後，我已9次向湘鄉縣人民法院提出申訴，強姦搶劫犯不是我，要求原判法院派人再度深入調查、澄清事實。不要冤枉我一個好人。時間已過了一年多，但沒見原判法院的正確結論。此案我於1973年2月又向湘潭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申訴報告5次。1973年8月16日湘潭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給我的來信，要我等候湘鄉縣人民法院答覆。至今兩月餘，仍然不見湘鄉縣法院正確結論處理。高級人民法院，我內心真是萬分悲痛。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人民公社社員，一個好人，被關押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勞改場所一年多了，為此今日特向你高級法院申訴，請求你院去我原判地區調查落實，給予澄清處理……」；在上訴報告上王威發重申了八條申訴理由：「一、我和王紅衛是一個大隊的人，她和我是一個熟人，每天都能見面。當天晚上同路從米廠出來，各走各自回家的一條路，……如果我真正強姦了她，難道她會不認得我嗎？二、王紅衛向政府提供，這壞人頭上蓄一個平頭，我是一個西式頭，這怎麼會是我呢？……四、現場有一條洗澡手巾……我根本沒有一條那樣的手巾。12日晚上去打米，我僅穿一件單衣、一條短褲，一條做紅磚的白布圍裙，在米廠3個多小時，所有打米的人都看見，王紅衛也看見…五、從米廠到120米遠的作案地點，只有王紅衛走回家的一條大路，其它都是稻田，我根本沒有路到那作案的地點，要經過三至四丘田……我是一個人，沒有兩隻翅膀飛，到作案地點？……」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有力的證據是：當晚倒數第二個碾米的是王威發同在一個生產隊的社員李良成，兩家相距不遠，他擔著米回家後，沒有多久就聽到了王威發回家後說話的聲音，從時間上完全排除了王威發作案的可能。
與王威發遙相呼應的是在家鄉拉扯著三個小孩艱難度日的妻子李竹秀，更是隔幾天就拖兒帶女往地區、省裡的機關跑，到處喊冤。但是，在那個年代裡，她的申訴只能招來更多的災難。與王威發相比，李竹秀的文化水平更低，基本要靠別人幫忙寫申訴材料。一次，她請石竹大隊一個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後下放回家的大學生幫著寫申訴材料。一個是「反革命分子」，一個是「壞分子」的家屬，白天不能來往，那人只得晚上偷偷來。那人寫完材料回去時碰上了大隊的幹部。結果，那人被大隊民兵吊打了一個晚上，李竹秀也被關了整整一天。
因為丈夫被無辜入獄，家裏的親人和親戚都被一張無形的網籠罩著。生活中再也看不到一絲陽光，從此開始了漫漫長夜般的生活。三個小孩在學校裡經常被同學欺負，老師也對她們另眼相看，三個孩子都心灰意冷，沒有一個念完初中就回家務農了。由於成了上訪專業戶，1975和1976年兩年裡生產隊沒有分過全家的基本口糧。新年時，生產隊有按人分的一點可憐的物資，有一些人竟提出不能分給勞改犯家屬，最後由於生產隊會計顏良平衝破阻力堅持原則才分到一點點過年物資。由於，家裏沒有男子漢。不能上屋撿漏，1973年，幾間破舊的房子在大風雨之夜轟然倒塌。一家四口住了一年多臨時搭建的「人字棚」，到1974年在親友們的幫助下，才建起了三間簡陋的小屋子。
同樣，李竹秀娘家的人也沒有能倖免，李竹秀娘家在長豐公社長豐大隊四生產隊，她的哥哥李雅俊是共產黨員、生產隊隊長。他相信妹夫沒有罪，因此，利用到公社開會的機會多次向公社幹部申訴說：我妹夫寫信來說，不是他幹的，他是冤枉的。公社幹部惱羞成怒，稱他「為壞人翻案」，竟對李雅俊作出了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李竹秀的妹妹李金吾是長豐大隊的團支書兼大隊婦女主任，有文化，政治上很追求進步，她多次寫過入黨申請書，大隊書記沉裕泉說，因為你姐夫出了事，你不能入黨。
王威發夫婦和建新農場申訴也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重視。但是，由於各種原因，湘鄉法院每次的複查或複審不是半途而廢，就是維持原判。從案卷看：早在1974年5月原湘鄉縣法院就進行過重新的調查，但由於人為干擾，1974年6月22日湘鄉縣人民法院作出了王犯「申訴無理，予以駁回」的刑事裁定。李竹秀是一個性格十分倔強的女人，王威發在服刑期間，除了不認罪以外，其他表現都特別好，建新農場根據王威發的表現，打算給他減刑二年，同意減刑的前提就是認罪。李竹秀知道後，忍著痛苦，不同意丈夫減刑，堅持要湘鄉縣人民法院改判。
李竹秀從來沒有屈服過。她想，丈夫是冤枉的，就算傾家蕩產也一定要把冤屈洗清。1977年6、7月間，李竹秀作出了讓別人大吃一驚的決定：上北京找最高人民法院為丈夫申冤去！她把大兒子寄在親戚家裏，帶著兩個小的孩子首先到了長沙，因為沒錢買票在長沙火車站露宿了幾晚，才被一位好心的車站工作人員偷偷地帶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哪知，剛到岳陽，就被列車員查出趕下了火車。無奈身無分文的母子三人只好跪著向路人討錢。天無絕人路，第二天，建新農場兩位幹部路過，看到紙牌上寫有「王威發」的名字，一問才知正是自己隊裡那個王威發的家屬，準備上北京申訴。大家一直以來對他的冤情深表同情，便立即找火車站的領導說情，請他們幫忙，好說歹說當日下午四時左右，火車站讓她們搭上了一輛北去的貨車。
一家三口餓著肚子到了北京，沒出過遠門的李竹秀到了首都可真是不知東西南北，恰好又碰上了一位好心的湘鄉老鄉，老鄉除了給他們一家三口一人買了一大碗麵條外，還熱心地帶她們去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院的接待人員看到她一個鄉下婦女帶著二個可憐巴巴的小孩子，非常的同情，看了他們的申訴書後，仔細詢問了有關情況，感到確有冤情，當即就打電話給湘鄉法院，敦促湘鄉法院認真複查此案。湘鄉法院的工作人員當然對對付這些上訪專業戶是輕車熟路的，立即答覆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說：此案已經複查過，確有出入，請她們只管放心，回來就會平反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聽到這個答覆很為她們高興，還為她們買好了回湖南的火車票，一家三口高高興興地回家了。
可是直到1979年10月21日王威發刑滿釋放，湘鄉縣人民法院還是沒有為他平反，他們答覆最高人民法院的話純脆是一個美麗的謊言而已。坐在回家的火車上，往事不堪回首，王威發百感交集，恨不得真的長出翅膀飛回石江那個七年不見的家。這是一個甚麼樣的家啊！這就是我在7年前離開時的可親可愛的家嗎？兩間破爛的茅棚，幾件破爛的衣服零亂地掛在竹竿上，屋中零亂地擺著三條破板凳和一張爛方桌。迎上來的4個人就是自己的親人嗎？那個眼睛深陷、滿額皺紋的婦女，就是自己曾經美麗的妻子嗎？那3個滿臉菜色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兒女嗎？3個小孩已有整整7年沒見面了，雖然長大長高了，但明顯的營養不良，而且，長期的精神壓抑使他們有一種無名畏怯。望著這一切，歸家的王威發心中酸澀難忍。他摟著新輝和光輝，坐在坑窪的台階上痛哭。
此時，李竹秀沒有哭，她早已習慣了忍受。隨後，她要女兒到鄰居家借了一塊錢，稱了一斤肉，打了四兩酒，好好地款待丈夫。席間，從不喝酒的她，端起酒杯一飲而盡，整整7年了，她從來沒有這麼高興過。她相信最苦最黑暗的日子都過去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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