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7日訊】時間﹕2004年10月1日
井：請問你是在什麼時候入獄的？總共關了多久？什麼罪名？
王：2000年1月30日晚上8時我母親收到一個電話，要我去派出所一趟。由於派出所經常找我談話，而兩個星期前上海市國家安全局上門把我帶到一家賓館談話（新錦江賓館），所以我也不當回事就去了。當時熊晉仁、陳慰、胡俊等人在一個星期內分別被捕，我想，這次找我肯定與此有關。到了派出所看見兩個人從樓上下來，他們看了我一眼。我想大概這就是要找我談話的人了。沒想到他們出去了，他們朝大門外走去。民警把我帶到一間休息廳裡。隨後，一個穿便衣的人說“看住他！”自己也出去了。即使在這個時候﹐我也不把此事放在心上，因為﹐我當時我剛剛在10月份完成一本心理學方面的書﹐確實沒有參與什麼政治活動。等了半小時之後，我的手機響了，是陳慰哥哥打來的。他說﹐安全局剛打電話給他，說明天就會釋放他妹妹了。這時候我火了，我說﹐我現在正在派出所。隨後我問，你剛才打電話到我家是誰接的？他說是我父親。我問他有何異常反應。他說沒有，很平靜。我想大概沒事了。
井：之後他們怎麼對待你呢？
王：兩個小時過去了，還是沒人來。到午夜12點﹐我有些慌了，腦子突然閃過一個念頭﹕必須設法溜出去。但我發現外面有好些警察，一個便衣警察不時進進出出（其實這時候他們正在抄我的家）。正當我胡思亂想的時候，當地戶籍警來了，手上抱著一件厚厚的軍棉大衣，對我說：“這是你母親讓我帶給你的。”我想這下完了﹐肯定要在這兒過夜了。說起這件軍大衣很有意思﹕99年元旦為抗議貴州警察逮捕馬哲等人，以及呼籲釋放王有才等政治犯﹐我穿著它參加了這次絕食活動。自那以後，我遇到危險事，總是穿著這件大衣。當時貝嶺從美國回來的時候我也穿著這件大衣。我還笑著對貝嶺說，有了這件大衣﹐到牢裡至少可以禦寒。
剛才那兩個看我的便衣進來了。一個老一點的警察開始詢問我，問我在家裡的《傾向》、《一行》是不是我收藏的？我說是的。他一邊問一邊作筆錄。我感到很奇怪﹐一會兒，另一個年輕的便衣也進來了，把老的那個叫到門口。我聽到他說還有黃色淫穢碟片。他進來後就問我：“你抽屜裡有三張（黃色）碟片是不是你的？”我說是的。手續詢問了半小時。他說﹕“《傾向》、《一行》是境外反動刊物，收藏黃色碟片也是違反治安法的。根據這些事實，決定對你刑事拘留。你有什麼話要說？”我說：“愚蠢！”年輕的那個跳起來說：“你說誰愚蠢？！”我沒作聲。這1點半了。最後我就被警車送到了上海虹口區看守所。
井：請你談談關你的虹口看守所的一些情況吧。
王：第2天一早我醒來，發現牢房裡都是小孩。其中一個胖胖的新疆小孩，腳跪著，頭頂著牆壁，不時地頭還撞牆。後來知道他在悔恨。原來我關的是少年犯關的地方。最令我驚訝的是，我發現地上扔了好幾本書。我拿起其中一本卻是索仁尼辛的《古拉格群島》。我翻開其中一頁，寫著：“最初的愛”。不久，牢裡的人集體去洗澡。我想這裡蠻舒服的嘛。我問其中3個成年犯人：”這兒經常洗澡嗎？”他們說：“1年只有1、2次，你運氣好，給你撞上了，否則它就不叫虹口看守所了，叫虹口賓館了。”這時候我才意識到，還有5天就新年了。
上午9點他們就開始對我提審了，一直到下午1點。中飯由其他犯人送到審訊室裡。我一邊被審訊一邊吃飯，僅僅是青菜，沒有一塊肉，我根本嚥不下去，吃了兩口就不吃了。我的承辦（也就是抓我的兩個便衣）說要多吃一點，否則晚上會餓的。
井：審問的內容是什麼呢？
王：老的那個叫陳貴寶，年輕的那個叫孫俊，他是上海安全局的。陳說我們對你的情況很了解。我們不僅要詢問你上海的朋友，還會到全國各地去查你的情況。接著﹐他們問我是怎麼認識熊晉仁、胡俊等人的？第2次詢問是兩天後，主要問我關於12月份在陳慰家創辦《文藝復興通訊》的情況，我參與知道的多少？我說﹐我不知道，我酒喝多了，睡著了。孫火了，說﹐‘你竟敢說這種話？！’陳說，他可以這麼說，因為他後來也沒參加。
井：後來怎麼扯到你傳播黃色碟片上來？這些碟片是什麼碟片？
王：在年初八他們正式工作之後，我已經被關押了15天了，他們審問關於《查特萊夫人的情人》、《鋼琴別戀》（榮獲奧斯卡獎）、《教室別戀》（此片獲法國嘎納獎）的情況﹔最搞笑的是，除了碟片外，還有個罪名，說我在一個胡俊的電腦上複製近百張淫穢照片。我說﹐請注意勞教書上的言辭，按規定要 寫出具體的照片的名稱，或者從哪裡來的照片，照片的內容是誰的。但是沒有。另外，複製是什麼意思？事實上我只幫朋友複製了一個瀏覽器，而從來沒有複製過任何一張照片，而這張瀏覽器是來自於山東出版社的《老照片》。
井：《老照片》我看過。
王：我說難道這雜誌裡能找到一張黃色照片嗎？我又對他們說把這些獲獎的著名碟片稱為淫穢物品，這會讓天下人恥笑的！這時候孫俊說，“淫穢不淫穢不是由你和我說了算的，是由權威機構鑒定的。”我想這話不錯，所以，我在審訊筆錄上簽了字。
後來我發現他們竟然以這些東西來定我的罪。我憤怒地吼了起來。我抗議！我絕食！你們以復興黨抓我，就直截了當地抓好了，為什麼要生安白造？僵持了很久，我沒在審判書上簽字。最後我說，如果能拿出權威機構的鑒定書，我就簽字。我想，他們絕對拿不出來的。結果，他們竟然拿出來了，是上海音像公司出的，這時候我徹底崩潰了！我覺得我自己生活在一個荒誕的時代！這時候他們問我有什麼話要說？我說這是個笑話！從頭到尾，我為自己說的這兩句話終身難忘：“愚蠢！”和“這是個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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