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4日訊】在楊建利被北京當局關押第900天的時候，2004年10月12日星期三，我收到了楊建利的夫人傅湘女士寄來的書：《非暴力抗爭與憲政改革》。這是楊建利的文集，由香港開放雜誌社出版。扉頁上刊登了楊建利和妻子、女兒、兒子一家四口的照片。也許是自己長期以來同病相憐的緣故，這張照片首先引起我很多感慨。我記得，2002年除夕夜，我和傅湘女士在大洋兩岸分別爲家庭團聚而絕食抗議。而今天，我已經越過重洋和女兒漫步在自由的天空下；而傅湘仍將在安慰孩子之後一個人向隅而泣——作爲丈夫和父親，楊建利仍在中國的監獄中，個人信仰和家人之愛以不同的方式撕咬著他每一個孤獨的日子。沒有經過這種黑暗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這種煎熬和盼望，我想這正是從中共黑獄中走出來的宋永毅先生，回頭加倍地關注包括楊在內的人的命運的重要原因。
像楊建利這樣的知識份子沒有資格成爲中國的“公共知識份子”，並讓更多的中國人記住他的飲食起居和談笑風生。中國的良心不僅被當局所埋葬，也被人民所遺忘。不過這正是中國良心的偉大之處，它要服從更高的目標，它不是國家和人民的工具，而僅僅是真理的僕人。我對楊建利缺乏更多的瞭解，但我相信苦難賦予人的不是尊榮而是尊嚴。中國知識份子的尊嚴在什麽地方呢？站在最黑暗的地方融化黑暗，站在最恥辱的地方擔當恥辱。因此我高度評價楊建利回國之舉，這是類似朋霍菲爾一樣的壯舉——朋霍菲爾是德國一位偉大的神學家，猶太人，在希特勒統治下他被迫流亡美國。但他很快就返回德國，他希望能同德國人民一起經受黑暗，他最後死於集中營。
1989年6月4日以前返回中國，這是值得尊重的。在中國呼喊“我要與杜導斌一起坐牢”，這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在1989年6月4日流亡國外之後，重返中國從事杜導斌的事業，這尤其值得尊重——因爲總的來說，這是唯一要面對現實的監獄的考驗。楊建利的回國之路是實實在在的走向監獄之路。互聯網和中國大陸的半吊子自由越來越鼓勵一些人“半途而榮”，他們希望走到一半就返回來獲得鮮花和掌聲。這個時代已經進步到容許這種“政治文明”的存在了。但是，一直走到底的人太少了，但正是那些走到底的人，才真正誠實地在尋找並踐履著中國的出路。但是，中國的輿論是《中央電視臺》和《南方周末》分別統治的符號世界，這兩個世界在這一點上實現了共謀：楊建利是不存在的，或者“事實上”讓他不存在——於是，江澤民是新聞聯播的主演，而余秋雨是文化新聞的主演——配角是趙本山、文化李逵和閒言碎語。
楊建利在他的著作中抓住了中國問題的根本：中國的出路是解決暴力迴圈問題。這的確是中國問題的核心。他說：共產黨的統治是一張三條腿的桌子，一條是暴力，一條是謊言，另外一條是官員、商人和知識份子的效忠。這個分析是比較深刻的。但問題可以再深究下去：第一、中國的問題不僅僅是共產黨使用暴力、謊言和效忠，全社會、各個利益圈子，都奉行相同的原則。第二，共產黨和商人、官員、知識份子以及民衆，不僅僅認同暴力、謊言和效忠，而且以暴力、謊言和效忠爲榮耀，爲法則、爲生活智慧和生存常識。換言之，中國的問題之根本在於：力量、謊言和討好成爲上帝，而上帝從來不是力量、真理和榮耀。這一切到底是怎樣發生的呢？楊建利談到：“我們不能再調動中國人的惡”。這句話很經典，中國的問題在於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存在一種“揚惡機制”：什麽壞鼓勵什麽，什麽好棄絕什麽——因此正義唯一的歸宿是監獄，而兇手成爲統治者，蒼蠅成爲大衆明星。中國人的惡至少包括兩個方面：仇恨和投機。它根植于中國的災民文化傳統。
我看到“百餘位美國會議員籲胡錦濤批准楊建利假釋”、“哈佛大學６３名學者呼籲胡錦濤假釋楊建利”這樣的新聞感覺複雜。首先我當然知道，美國的壓力是相對有效的。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如何反思“13億中國人”的鴉雀無聲呢？我當然知道有人在抵抗、在抗議；但是，總體上說，美國的聲音使中國的整體沈默或“公共領域的沈默”顯得更加羞恥，這種羞恥由於“公共領域”的以恥爲榮而更加羞恥——除非你承認對中國的評價就應該很低。但這種謙卑和其他方面的張揚卻形成了鮮明對比，因此中國的“懺悔”也竟然淪爲另外一種機會主義。這就是楊建利走向監獄的社會背景。我生活在這一背景中，成爲這一背景的裝飾和組成部分。
走向監獄是楊建利的心靈自贖。我意識到自己“出來”與他“回去”之間的文化落差。我有一千個理由爲自己辯護，同時有一千個理由反對這些辯護。於是我更願意沈默，以表達我對英雄的敬意，以便長久地清楚自己是誰。但願我的敬意不被誤解爲鼓勵妻離子散，這樣抱怨我的人應該被這種敏感更多地用在北京方面。前天，北京方面已經公開拒絕“假釋” 楊建利，這一決定是公開對文明行使的暴力。在這暴力之下，楊建利是自由的，這種自由把世界鎖在更大的監獄之中，“牢頭”氣壯山河，“獄霸”狼奔豕突。@
2004年10月13日星期三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