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6日訊】歷史真是如此嗎？
在中國民間，一些思想比較開明的老百姓用這樣三句話來概括毛澤東一生的功過：“建國有功，治國無方，禍國有罪”。后兩句話我同意，但第一句話卻有明顯的漏洞：毛澤東建立的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是真正的“人民共和國”嗎？用電視劇《走向共和》中孫中山的話來說，所謂“共和國”要有普選、要有三權分立、要有多党競爭。但是，在毛澤東建立的“新中國”之內，這一切都不存在。毛澤東建立是他一個人的帝國，在天安門城樓上“站起來”的只有他一個人，全體中國人民依然屈辱地跪在他的面前。在此后的半個多世紀里，這個帝國的血雨腥風年年有、月月有、日日有。那么，毛澤東究竟有什么“功勞”可言呢？
毛澤東統治帝國的方式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帝王更加獨裁和殘暴。古代王朝更迭，新皇帝至少還對百姓有一絲怜憫之心，知道戰亂之后要修養生息，這是牧羊人對羊群的基本的情感。但是，毛澤東登基之日，也是他為所欲為地折騰百姓之時。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不許災民外出逃荒的慘劇出現了，至少三千万農民被活活餓死；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大規模殺害知識分子的慘劇出現了，至少數百万知識分子死于毛澤東的屠刀之下。這一切，在
今天的中國大陸，正在被越來越多的民眾所知悉。但是，由于長達半個世紀的愚民宣傳和奴化教育，對于中共奪取政權之前的“革命家史”，許多老百姓乃至知識分子依然不知究里。毛澤東是偽造歷史的專家，中國的現當代史都是在他的主導下用“反語”寫成的。尤其是中共在面對抗日戰爭這個事關民族生死存亡的考驗時的所作所為，大部分中國人腦海中還是中共炮制的教科書和無數影視文學作品中所傳達的荒謬信息。許多人不加思考地相信：中共是抗戰的領導者，是民族的中流砥柱；而國民党則一直消極抵抗乃至破坏抗戰，是賣國賊集團。歷史真是如此嗎？
歷史學家謝幼田以厚厚的一本《中共壯大之謎》回答了這個問題。作為一名嚴謹的學者，謝幼田多以中共自己出版的各种重要文獻為依据，并以日本方面的檔案材料為印證，每下一個結論必有多种史料作支撐。這些史料的來源也都十分可靠，例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權威性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中共領袖的年譜以及部分元帥和將軍的回憶錄等。這些中共自己的史料可謂是“自唾其面”，它們确鑿地證明了這樣的一個結論：中共及其軍隊在大多數時候都是中國人民抗戰事業的破坏者，而毛澤東則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賣國賊。
“自唾其面”
中共官方史書口口聲聲說自己是抗戰的領導者和主力軍，但在十五年的抗戰中，中共能說出他們都參加了那些重大戰役呢？國民党軍隊參与淞滬戰役、徐州戰役、太原戰役、武漢戰役、長沙戰役以及遠征軍入緬等，都是調動數十万大軍參与的大會戰，在這些大會戰中，國民党官兵作出了慘重的犧牲，立下了不朽的功勛。而中共拿得上台面的只有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所謂“平型關大捷”，其實是國民党軍隊主導的太原會戰的一部分，八路軍只有林彪部不足一個師的軍隊參加作戰，當時中共宣稱的戰果是“殲滅日軍精銳部隊一万余人”。后來自己也覺得牛皮吹得太大，悄悄地縮小為三千余人，繼而再縮小為一千余人。其實，參照日軍軍部的作戰資料，日軍損失的僅僅是“輜重部隊兩百余人”。而就在与“平型關大捷”相差不足一個月的忻口保衛戰中，國民党軍隊投入十三万人，以死傷十万人以及軍長郝夢齡、師長劉家祺等戰死的沉重代价，擊退了日軍的猖狂進攻。然而，在今天中國大陸中學和大學的歷史教科書中，對微不足道的“平型關大捷”設置專節論述，對戰果輝煌的忻口戰役卻一筆代過。因為一切史料的取舍都得以有利于中共自身的宣傳為標准，而對歷史的評論也都得以中共的是非為是非。
百團大戰是中共發起的唯一的一起大規模的對日戰斗。謝幼田論述說：“百團大戰是由中共八路軍指揮員，而非中共中央，自己制定戰斗計划，完全由八路軍自己進行的一場對准日本侵略軍的戰斗。”但是這一對日戰斗，在中共党內卻一直受到批判，對其是非功過長期沒有作出正式結論。其具體主持人、八路軍副司令員彭德怀后來在被總清算的時候，進行百團大戰是他“反對毛主席”的“罪狀”之一。彭德怀的遭遇生動地說明了：在中共党內其實存在著這樣一個“潛規則”——誰抗日誰就是坏人，誰不抗日誰就是好人；中共的利益高于民族的利益，而毛澤東的利益又高于其他所有人的利益。正是在毛的“英明”領導下，中共才在抗戰中墮落為一個“賣國党”。
百團大戰的參与者聶榮臻元帥在回憶錄中寫到：“毛澤東同志批評說，（百團大戰）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軍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文革期間，清華井岡山兵團出版的《打倒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大軍閥彭德怀》一書指出：“彭德怀公然提出要‘保衛大后方’、‘保衛重慶’、‘保衛西安’，實際上是要保衛坐鎮于重慶的蔣介石。彭德怀急于保蔣，拒不執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戰略相持階段，我軍‘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方針，背著毛主席，和朱德、楊尚昆、彭真、鄧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險主義、拼命主義，先后調動了一百零五個團，共四十万兵力，全線出擊，打攻堅戰、消耗戰。彭賊保蔣賣力，得到了蔣介石的歡心。”當時，清華紅衛兵乃是“奉旨造反”，他們說的話許多都是毛澤東的心里話。毛澤東早在廬山會議上就赤裸裸地說過：“當時是共產党、國民党和日本人三國鼎立，我們就是要讓國民党和日本人斗個你死我活，而我們從中發展壯大。”這种喪失基本的民族气節的荒唐話，他居然在大會上公開宣揚。明明是自己保存實力、火中取栗，慣于黑白顛倒的毛澤東卻在中共七大報告中污蔑蔣介石在抗戰期間躲在峨眉山上、等到抗戰胜利后才從山上下來“摘桃子”。其實，蔣介石自從一九三六年到峨眉山并發表講話之后，抗戰期間從來沒有到過峨眉山。如此信口雌黃，正是毛澤東這個“痞子運動”倡導者的“英雄本色”。
而彭德怀一直到含冤而死都沒有承認百團大戰的“錯誤”。彭德怀是中共党內罕見的還保存了部分民族气節和人格操守的高級將領，他看不慣毛的厚黑權術，看不慣毛的荒淫好色，看不慣毛的一手遮天，看不慣毛的荼毒生靈，終于被毛以“反党”的罪名打倒。在被囚禁和折磨的最后日子里，彭德怀依然利用“交待問題”的机會，三次寫出百團大戰的真相。他站在民族的立場上，堅信百團大戰的正确和抗日無罪的真理。然而，他的觀點在中共党內卻是空谷回音，他的下場也讓中共各級官僚噤若寒蟬。
“瞞”和“騙”
魯迅說過，中國人一直都生活在“瞞”和“騙”當中。抗戰期間，中共的“戰略戰術”說到底也就是“瞞”和“騙”。中共欺騙和慫恿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使自己絕處逢生。被中共出賣的張學良后悔莫及，宁愿跟隨蔣介石回南京以接受審判來贖罪。玩弄張學良于股掌之上的是周恩來，晚年張學良到美國之后多次在訪談中稱贊周，這不是他說違心話，而是故意通過抬高周來掩飾自己的愚蠢。但是，張以行動表明了自己對西安事變的真實態度：盡管中共官方多次邀請他回大陸觀光，但他一直到死也沒有重新踏上大陸的土地。雖然張學良破坏了蔣介石對抗戰的全盤規划，是現代中國的“千古罪人”，但他的囚徒生涯待遇良好，還有相當的自由度。蔣介石對張學良的態度，體現了一個基督徒特有的仁慈。不妨設想，要是換了心胸狹窄、睚必報的毛澤東，張的下場該是怎樣?彭德怀僅僅是為飢餓的百姓說了几句真話，就被打入十八層地獄，飽受折磨而死。
《中共壯大之謎》還用丰富的史料描述了毛澤東如何欺騙和玩弄閻錫山、奪取山西政權。當閻的力量強盛的時候，中共主動与之聯絡，表示愿意共同抗日，幫助閻建立抗日組織“犧盟”和新軍。而當閻的主力在對日作戰中消耗大半之后，中共立即策反“犧盟”和新軍，并直接出兵驅逐閻的地方政權，組建自己的權力机构。更加卑劣的是，毛澤東還命令中共的勢力范圍与日軍占領區保持一种心照不宣的“和平狀態”。日軍也將重點兵力用在打擊閻錫山和國民党中央軍上，對中共僅僅是防范而已。此時，閻錫山才恍然大悟，但局面已經無法挽回。在河北、山東等地，中共使用的都是這套把戲。文獻記載，當時被中共軍隊消滅的傾向于國民党的游擊部隊，甚至比對日作戰中的損失還要多。
而新四軍更是完全避免与日軍的對立，一心在江南擴大自己的地盤。謝幼田研究了《劉少奇年譜》之后發現：“中共在江南的最高領導人劉少奇，自從到達華中之后，他的全部軍令、報告，沒有一個是出于打日本人的，全部都是為了打擊或分化國軍之用。”由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一書，原意是為潘“平反昭雪”，卻不小心透露了潘代表中共与日本軍方會談的許多細節。在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漢年會見了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該書記載道：“都甲說，清鄉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線南段的運輸安全。只要新四軍不破坏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希望和新四軍有一個緩沖地帶。潘漢年說，新四軍的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据地，也無意立即占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据點。日軍要給新四軍一定生存條件，否則游擊隊就會隨時破坏鐵路交通的。”這些細節說明，當時國民政府最高軍事委員會在電報中對新四軍的譴責是真實的：“見敵則避，遇友則攻，得寸進尺，更無止境；既存兼并之心，遂忘寇患之亟。”最后，因為新四軍一味抗命、危害友軍，才導致其被圍殲。新四軍的被殲滅，乃是咎由自取，而非“國民党頑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也不是周恩來所宣稱的“千古奇冤”。
一九四一年，蘇聯与日本在莫斯科簽訂《蘇日中立協定》，雙方在共同宣言中宣稱：“蘇聯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中國人民紛紛譴責蘇聯政府背信棄義的可恥行徑，國民政府也通過外交途徑表示抗議。中立的《大公報》發表社論指出，該宣言与和平背道而馳，出賣了中國的抗戰，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然而，向來以蘇聯為祖國的中共卻對此歡欣鼓舞，延安的《解放周刊》發表了題為《蘇日條約的偉大意義》的社論，顛倒是非地指責說：“在國民党中的親日派方面，則強調此約只于日本有利，于中國不利，散播恐怖情緒。”按照這篇文章的觀點，該條約將世界分成了兩大陣營，一個陣營是該條約的支持者，即蘇聯、德國、意大利、日本和中共自己；另一個陣營則是該條約的反對者，即美國、英國和國民党政府。如果不是兩個月后德國入侵蘇聯，中共的這一“統一戰線”不知還要“團結”多久！
“潘漢年的悲劇”
《中共壯大之謎》以專章“潘漢年的悲劇”揭露了中共与日本軍部及汪偽政權勾結的事實，在我看來，這是全書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也是最值得一直被中共欺騙的大陸民眾閱讀的篇幅。在大陸出版的几本關于潘漢年的傳記，若隱若現地披露了潘在“敵人心臟”里的种种工作。潘漢年的聯絡人之一袁殊，時任汪偽中央委員、中宣部副部長、憲政實施委員會委員等要職，一九四九年之后卻搖身一變成為情報總署副署長、中央軍委聯絡部副處長。潘漢年通過袁殊与日本駐華最高特務机构“梅花堂”建立聯系，并領取活動經費，第一次就獲得了一万元的費用。“梅花堂”的首任“机關長”影佐禎昭，曾參与策划汪精衛的叛逃，他非常重視潘漢年的作用，專門在上海“六三花園”請潘吃飯。此后，雙方多次交換情報。另外，潘漢年還通過李士群拜見汪精衛。會見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報人員，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議潘轉達他對中共的“善意”，并尋找雙方的“契合點”——即共同反對蔣介石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對于這些肮臟的行徑，謝幼田評論說：“中共所謂秘密戰線，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聯合在一起，彼此交換有關中國抗戰的政治、經濟、軍事的情報，聯合對付國民政府。潘漢年所領導的所謂情報活動，是毛澤東的延安政府打擊國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實質也是出賣中國抗戰，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權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漢奸行為。”
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后，并沒有重獎像潘漢年這樣功勛卓著的地下工作者。相反，在毛澤東的親自批准下，將其逮捕。后來，在政治清洗中，又將潘漢年的上級——中共華東方面的重要領導人饒漱石和下級——著名女作家和特工關露等人殺人滅口。即使在專案組查不出潘有任何“叛党”罪行的情況下，毛澤東依然在一九六三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污蔑潘犯有“投降國民党”的“可殺之罪”。可見，毛澤東對自己的賣國行徑感到心虛，便拋出潘來轉移視線。于是，潘被判處十五年徒刑，一九七二年又被改判為無期徒刑，最后在湖南勞改農場被折磨致死。
誰是中國最大的賣國賊？《中共壯大之謎》以丰富而真實的史料告訴我們：不是別人，正是中華民族的“大救星”和中國人民的“偉大導師”毛澤東。正如謝幼田所論：“毛澤東是一個少有的奇人，他既沒有什么民族責任感，也不受傳統道德的約束；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淡薄，對共產國際的事務從來不熱心。只有打江山是毛澤東比生命還要看重的事情，其他的信仰和責任，對于他是不存在的。”誰能幫助毛澤東打江山和坐龍廷，他就跟誰做朋友。在抗戰期間，毛澤東可以跟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挖中國人民抗戰長城的牆角；在五十年代，毛澤東可以向蘇聯“老大哥”一邊倒，跟蘇聯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在七十年代，毛澤東又可以向“不共戴天”的“美帝國主義”拋出橄欖枝，以改善國際上千夫所指的形象。毛澤東是比石敬塘、吳三桂、慈禧、汪精衛更大、更狡猾、更隱蔽的賣國賊，他對中國人民的欺騙和傷害也更大。七十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的時候，正要向中國謝罪，毛澤東卻公然向其表示感謝：“謝謝你們侵略中國，你們侵略了中國才有我們的胜利。”這种厚顏無恥的賣國話語，讓中共御用學者們也難以為其開脫。
然而，直到今天毛澤東的幽靈依然在中國大地上游蕩。在湖南韶山毛澤東故居，時常有百姓絡繹不絕地前來“參拜”，其香火之盛不亞于香港黃大仙和日本靖國神社；在北京的出租車汽車內，經常可以看到跟佛像挂在一起的毛澤東的頭像，据說它能夠保佑出入平安；而在某些新左派學者的筆下，毛澤東是“大民主”的倡導者和反對全球化的先驅，是底層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張承志和曠新年之類的文人學者，還在自作多情地向毛澤東這個“孤獨的英雄”致敬。這种情勢的形成，源于中共強大的宣傳力量，中共的宣傳和教育机构成功地改寫了歷史并破坏了民族記憶。德國思想家默茨說過：“破坏回憶是極權統治的典型措施，對人的奴役，是從奪取其回憶開始的。”對于中共來說，這一工作与暴力鎮壓同樣重要，正像謝幼田分析的那樣：“至今仍然沒有一個國家和党的專業宣傳人員數量有中共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這些反复宣傳，往往就被形成一部所謂的歷史。”當然，這种情勢的形成，也源于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奴性，中國的歷史向來是在“坏”与“更坏”之間選擇“更坏”的歷史，中國人自己培育和選擇了毛澤東這個魔鬼，也就得承受被其奴役和殺戮的命運。
在這樣的背景下，將毛澤東這個惡魔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是中國思想啟蒙運動的第一步。《中共壯大之謎》應當是一本中國百姓人手一冊的歷史啟蒙讀本，它告訴我們這樣的一個常識：一個崇拜撒旦的民族是無法實現民主化的，一個熱愛漢奸的民族是無法自立于世界的。
－轉自《北京之春》１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