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建民:也說偶像

楊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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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3日訊】一次有友人問我「你的偶像是誰?」我一下子想不起來,說:「我沒有偶像。」

  在經歷過偉人崇拜的瘋狂後轉而懷疑一切,注重自己的理性而漠視權威,甚至排斥偶像的存在,是對過去造神的一種反動,是對精神矯枉的一種過正。其實仔細想想,偶像無非就是對你有吸引力,並能以其行為和人格贏得你敬佩的人。按照這一定義,我心目中的偶像也還是有的,男的一個,女的一個。男的是戈爾巴喬夫,女的是杜憲。

  戈爾巴喬夫成為我的偶像不是在他大權在握,如日中天的時候,那時,他神采奕奕,生氣勃勃,所到之處,人們喊著「巴莎」期待著他的改革,我曾經見過的一張照片是戈爾巴喬夫在前蘇聯東部的一個城市裡,人群中有一位老年婦女在喊著「巴莎,救救我們!」

  那時,我遠談不上對他有什麼好感,在葉得欽之前,社會主義國家還從未有過一個改革家能夠揚棄自己的黨而走向未來,對於產生他的那個黨來說,放棄既得的利益和權力意味著背叛,哪怕你有再高尚的理由。戈爾巴喬夫身後是一個強大的勢力集團,這個集團賴以生存的公式其實很簡單,簡單到1+1=1的程度,但是你不能去質疑,你不能去運算,強權者不需要爭論,他們的權力建立在這樣一個宣告上:我是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所有的合法性就因此而誕生了。是軍隊、警察而不是選舉,成為這個政權的淵源。但是這個公式卻不能用數學上的逆運算去驗證,如果用選舉去驗證這個宣告,麻煩就來了,而且,沒有人會允許這種驗證。

  也許是戈爾巴喬夫想去嘗試這種驗證,他在設法拉近這個已經高高在上的執政黨和人民的距離,在民意、選舉、政權之間建立一個等式,他通過改革把權力從獨家操縱的共產黨手中交到按憲法本應屬於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的蘇維埃手裡。這種做法就是要取消蘇聯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而這意味著一大批人將會失去特權,降為平民百姓。於是這改革就超出了這個政權的承受能力,而改革中出現的民族問題也讓他們始料未及,多米諾效應出現了,結局是悲劇性的,戈爾巴喬夫——這個當代的普羅米修斯背負著改革的十字架走上了各各他。

  如果戈爾巴喬夫多一些事故,多一些自私,他完全不必要擔當這麼大的風險,最安全最省事的守成之道可以讓他這個共產時代的新沙皇處之泰然。戈爾巴喬夫後來回憶說:「我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一職時,我擁有的權力可以和專制帝王相媲美。但我從一開始就認定自己的目標是將權力置於民主的監督之下,使其具有合法性。」值得人們思考的是為什麼在同樣的體制下,為什麼他們中能產生一個這樣開明的政治家?

  他做出了另一種選擇——將權力還給選舉,將自由還給人民,而將風險留給了自己。一個鐵血怪物轟然倒塌了,戈爾巴喬夫用他的政治生命完成了對這個專制政體的自殺式襲擊,整個東歐因他而自由。儘管結局超出了戈爾巴喬夫的初衷,但是作為從共產黨內部產生並且站在了這個極權政體之巔的人物,他的開明,他的遠見、他的勇氣和自他的改革而引發的「溫和革命」將整個東歐從惡夢中喚醒,沒有太多的流血就完成了如此偉大的歷史變革,這在世界歷史上也極為罕見。是戈爾巴喬夫改變了這些國家的人民走向文明的歷史進程,一個偉大的行動實現了,一個閃亮的明星殉落了,此後,他遭遇的是一個又一個的挫折,愛妻去世,競選失敗,歷史似乎不願意再給他機會,戈爾巴喬夫很快被人們遺忘。

  看著他劃出一道長長的霞光消隱在天際,我心中出現了一個永遠的偶像。這偶像形成於我周圍大多數人對他的嘲諷和漫罵之中。正是這些無智者的嘲諷、無知者的漫罵,使我看到了這位先覺者的偉大。這偉大在於戈爾巴喬夫能夠將一部巨型鐐銬拿出來拆解,敢於將骯髒的權力交出來淘洗,不流血的革命往往成就於自上而下的改革,成就於這樣的的智者和勇者。還有,就是戈爾巴喬夫的出局成就了他事業的輝煌,雖然這對戈爾巴喬夫是一種痛苦,但是對於他來說,砸爛攤子走人應該是最好的選擇,因為他身後有一個葉利欽,歷史有時讓人感到冷漠,因為在很多時候,偉大是在未來的回味中發現和確認的。

  現在人們議論最多的是俄羅斯的現狀,本文並不想探討政改和經改哪個先行更正確,只是想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大家都披枷帶鎖餓著肚子,一部分人選擇先打碎了枷鎖然後幹活,另一部分則是先披枷帶鎖地幹活,等有了力氣再打碎枷鎖,那麼,時間將會說明一切。我只是感覺,如果我們沒有自己的葉利欽,沒有與現代經濟和現代公眾心理相適應的的意識形態,直至今天還在用別人遺棄的裹腳布來裝扮自己,那個參與創立和傳播了馬列主義又是首先覺悟並且拋棄了馬列主義的俄羅斯民族,總有一天還會把我們拋在後面。沒有必要為那點GDP沾沾自喜,沒有透明的政治,財富也會變成罪惡。

我的另一個偶像是中國人,而且是位女性,她的名字叫杜憲。她之所以成為我的偶像,並不僅僅因為她的美麗和端莊。

  我曾多次漫不經心地看著她的節目,聽她講述過許多不屬於她的思想,播報過許多辨不清真假的故事,那時候,她只是美麗。活在一個腦袋和嘴巴都不是為自己而生的時代,作為主持人,她卻不能「厭作人語」,而我也不能只去欣賞「秋墳鬼唱」。姑妄言之故聽之,能留住我的,惟有主持人的形象和氣質了。

  杜憲成為我的偶像是她在熒屏上消失之後。但是,她最後一次出現在熒屏上的時候,我卻沒有看見,因為在那之前的幾天,我就不看電視了,我痛恨這個被謊言和欺騙所包圍的時代,從童年始即為謊言所哺育,受欺騙之教化,所慶幸又是,在一片假、大、空的喧囂中所長成的一代,竟成為了最早的覺醒者和叛逆者,並且出現了象辛灝年這樣的成功的反思者,《誰是新中國》便是他代表這一代人在痛苦中思考的結晶。也只有經歷過這種痛苦的人才會有這樣的發憤,應該感到慶幸的是我們已經產生並且正在產生著許多象辛灝年、任不寐、王怡、劉曉波這樣一批新啟蒙運動的中堅力量,更多的人們正在走出中世紀的黑暗。

  今天,如果再有人說「人是教育的產物」,我就要大大地懷疑了,《誰是新中國》就能說明一切——被謊言所侮辱的人必將成為最徹底的謊言埋葬者,這是那些以流氓而得天下,又以流氓而育天下者所沒有料到的,我們應該感悟的是:現實,才是最好的教科書,是成熟的智慧用於比較、鑒別和得出結論的最終參照體系,謊言最終要破產,這無庸置疑,讓人悲哀的是為什麼欺騙也能成功,即使是短暫的成功,也會給社會釀成永遠的傷痛。

之後,人們談論杜憲,讚歎她用無言的服飾去表達了思想,正是在杜憲身上,我看到淒風苦雨中還有許多善良的人性,在以小人物所僅有的手段去愛、去憎,去解析,去評判。

  杜憲和薛飛因服飾而獲罪,並因此而離開了熒屏,專制的淫威在所有它能達到的地方播散著仇恨,培養著反對自己的火種和力量,一個場景最能說明人們對於這種淫威的蔑視:當杜憲接到一紙「調離播音組,去經濟部作幕後編輯工作」的「組織決定」去經濟部報到時,那裡有全體員工離座起立,鼓掌歡迎長達數分鐘,令杜憲熱淚盈眶。這則事件竟讓上層極為難堪並且大傷腦筋,後來當薛飛調到社教部時,電視台高層特別指示:不得搞任何歡迎儀式,哪怕是一些「小動作」。

  薛飛走了,他辭了職離開祖國,去了匈牙利,杜憲在經濟部工作了三年,作為編輯,杜憲最受不了的歧視是她不能像別的編輯一樣在節目後面打上自己的名字,只被允許用個化名——皓月。

對一個播音員的名字都感到了恐懼,這種虛弱到了何等程度!

  在經濟部,她工作勤懇,襟懷坦蕩,心如皓月。人們愛她的人品,愛她的聰明和勤奮,在大別山採訪時,一天夜裡同事們請她過去。杜憲一走進小屋,燈就熄了,一小片燭光亮起,映照著同事們為杜憲特製的生日蛋糕——杜憲感動的哭了……

  杜憲因她的良知而聲譽鵲起,她不斷收到國外寄來的訪問邀請。但有關方面不予放行。忍無可忍,杜憲終於也走上了薛飛的道路,她離開了電視台,成立了一家影視中心,做起了個體戶的生意,即使這樣,杜憲還是不斷碰到麻煩和刁難,在其為公司所做的廣告上,因為出現了「總編導、主持人——杜憲」這樣的用語,竟被《中國電視報》拒絕刊登,害怕她的名字會讓民眾勾起那段可怕的回憶。杜憲被震怒了,多少年來,她失去了很多正常公民應該擁有的許多權力,為什麼?為什麼我的名字就不能出現在自己公司的廣告上?她不惜為之抗爭到底,最終她勝利了。

  網絡上有不少有關杜憲的傳聞,當一則陳道明正在和杜憲鬧離婚的傳聞在網上傳播時,北京的一幫哥兒們怒不可遏,誰欺負了我們的杜憲,哥兒們決不答應!他們在網上招兵買馬,揚言要抄傢伙把陳道明給「廢了」,幸虧有人暗通消息,證實杜憲夫婦的關係其實「鐵」的很,不然陳道明真的會大難臨頭。

歲月流失,今日的杜憲,也許已經青春不再,短暫的主持人生涯將她的風采長久留住在人們的記憶中,於自己,是驕傲,於世人,是懷念。

我愛杜憲,愛她的美麗,愛她的端莊,更愛她那不甘泯滅的良知在猙獰和哀嚎的夜中所發出的一線弱小的光芒,還有她在女性的粉香中所流露出的那一點點勇氣,那一點點勇氣,象徵著多少人對真、對善、對美的企求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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