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6日訊】唯美主義和激進主義必然引導我們放棄理性，而代之以對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擲的希望。這種非理性的態度源于迷戀建立一個美好世界的夢想……但它總是訴諸我們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懷抱著建立人間天堂的最美好的願望，但它只是成功地製造了人間地獄——人以其自身的力量爲自己的同胞們準備的地獄。「1 」 ——卡爾·波普爾
在中國憲法和中共黨章中，“毛澤東思想”一直被確立爲“基本原則”和“行動指南”，毛在世時如此，今天也依舊。然而都叫“毛澤東思想”，不同時代所指的內容卻大不相同。今日中共是以一九五七年爲界把毛分成兩部分，肯定前一個毛，只承認那時的毛符合“毛澤東思想”，而否定後一個毛，指責其背離了“毛澤東思想”。這種斷言一個人背離他自己的思想，無異指鹿爲馬。其實最有獨特之處的“毛澤東思想”，恰恰屬於後一個毛。爲了與今日中共定義的“毛澤東思想”相區別，我把五七年後的毛澤東思想稱爲“毛澤東主義”（如果“主義”的標準在於原創性，五七年後的毛顯然當之無愧）。
五七年前的毛著力於奪取政權，其長處主要體現於方法而非思想。他的思想來自馬克思和列寧。他的創造在於把外來思想本地化——即“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執政後的頭幾年，他也基本遵循蘇聯模式。直到五七年前後，獨樹一幟的毛澤東主義才開始顯露，並被付諸社會實踐，使中國走上了一段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的道路。相比之下，後一個毛遠比前一個毛更值得研究，不僅因爲其獨特，也不只因爲被他的傳人打入了冷宮，還因爲對後一個毛的研究，可以給我們更寬廣和更深入的啓示。
不過，後一個毛並無完整理論，他在五七年後再沒寫過像樣文章，都是一些隻言片語。只有通過他的實踐脈絡把那些隻言片語串起來，才能看清他的思想全貌。當然，這也就給後人留下了爭論餘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中共不見天日的深宮檔案公佈之前，很多空白只能以假設或推斷進行填補。這種方式無疑缺陷重大。然而有過對那些年代的親歷，從生活中汲取的感應和直覺或許可以更直接地抓到本質，未必不是一種補救。無論如何，我認爲求證的困難不應成爲放棄研究的理由，因爲這研究的主要意義並非在於學術，而是和我們的社會、國家以及我們自身的命運息息相關。
我對毛澤東主義的認識，是從一對矛盾出發。一方面，毛雖一直以反封建自居，其專制程度卻超過大多數古代帝王；另一方面，他又力圖給底層群衆相當的政治地位和權利，不斷實踐其“人民至上”和“人民主權”的理想。固然天下政客無一不把“人民”挂在口頭，卻只有毛親自鼓動群衆把他統治的國家搞得天翻地覆，把他手下的黨政系統打得七零八落。顯然，這兩個方面看上去互爲矛盾，卻同時並存，應該怎樣認識二者的關係呢？我認爲正是此二者的並存與平衡，構成了毛澤東主義。
一、“聖賢百代帝王”
在毛澤東主義中，高度專制和人民至上被組合爲平衡的統一。當然，那僅是對意識形態體系而言的平衡，不是對客觀現實而言的平衡。現實中毛澤東主義的失衡和破壞已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我們需要研究的是，爲什麽在毛澤東主義的體系之內，本來互爲矛盾的二者不僅可以平衡，而且還缺一不可，恰恰因爲二者的組合而形成平衡？
馬克思主義爲人類提供了一個現世天國的理想——共産主義社會。他提出了資本主義的大工業創造了以産業工人爲主的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掘墓人，他們必將消滅私有制，推翻剝削階級，實現共産主義。馬克思把他對未來的這種展望斷言爲“歷史發展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和“不可抗拒”的。不難看出，這種宿命般的“歷史發展規律”與中國傳統的“天道”頗爲相似。“天道”既是天的道理，以“天道”爲來源的合法性就無須證明和不容競爭。在這一本質上，“歷史規律”和“天道”的內在邏輯沒有區別；同時因爲宿命，二者就必須通過人間的至善者（或集團）對其進行詮釋，從而詮釋者自身也就成了“天道”或“歷史規律”的代表，可以壟斷“天道”和“歷史規律”。然而那詮釋者卻無從證明他們是被“天”或“歷史”授予了詮釋資格與權力的，因此他們從來都只能是自封的——如傳統社會中號稱“奉天承運”的帝王，或打出“替天行道”大旗的造反者，以及當代自稱爲“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因而就是“歷史發展規律”之化身）的共產黨。
無疑，當年以“糞土當年萬戶侯”之豪氣指問“蒼茫大地誰主沈浮”的毛澤東，也會把自己當作這樣一個“天道”與“歷史規律”的詮釋者。“帝王一代帝王，聖賢百代帝王”，這是他在早年文章《講堂錄》中提到的一句話「2 」，可以看作是貫穿他一生的內心驅動。他同只貪戀權力的統治者之不一樣，那些人即使打著“天道”旗號，一得到權力，所圖唯有坐穩江山。而對於毛，獲得權力僅是開始，他真地是要去實現造就人間天國的理想。只做個統治者不能滿足他“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介，倚乎天外”的大胸懷「3 」，古今中外帝王有無數，不都是過眼雲煙？他是要把帝王與聖賢集于一身——所謂“內聖外王”、“君師一體”——去用帝王之權實現聖賢理想。在他眼裏，“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無非只是有點武功文治，都沒脫出在權力圈中打轉。而他要做的卻是前無古人的改天換地，再造人間！
他要再造一個什麽樣的人間呢？剛掌權時按照蘇聯路子搞國有化，消滅敵對階級，剝奪私有財産，建立新型社會組織……那一段的他被今日中共所讚美，然而那顯然不是他的最高興致所在。他的不耐煩十分明顯，不斷修改日程表，要把“吃別人嚼過的饃”的階段儘量縮短。他心裏湧動著要在中國這張“白紙”上畫“最新最美圖畫”的衝動。他不斷地夢想著他的理想社會——在那個社會裏，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大公社「4 」，商品和貨幣都要取消，沒有工資，實行供給制，人人都到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甚至家庭也要消滅。「5 」
人有理想不是錯，錯的是把個人理想當作人人都該接受的絕對真理。更糟的是一旦擁有了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由狂妄理想造成的災難一定會遠遠超過僅僅由昏聵暴虐帶來的災難。凡是把自己理想視爲至善的人，從來都爲實現理想不惜代價，不僅犧牲自己，更多的是犧牲別人，就像毛輕鬆所說的——“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隨著毛的如椽巨筆開始在中國“白紙”上作畫，幾億中國人從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十年苦難連綿，幾千萬冤魂沈淪，上演了人類歷史上一場最爲驚心動魄的大悲劇。
二、大躍進
毛澤東從奪取政權，到蕩滌舊社會污泥濁水，到消滅私有制，實現社會主義，一路所向無敵，躊躇滿志。然而那些階段只是做準備，直到“大躍進”，才算真正展開他個人的理想宏圖。那時的毛，思路還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教旨中打轉——既然是生產關係決定生産力，那麽新的生產關係一定能夠極大地解放生産力——毛希望這個原理在他創建的新中國得到最大體現。我相信在他嘴裏高喊“超英趕美”的時候，內心裏最想超的，其實是在社會主義路上先走了三十年的蘇聯老大哥。他期望創造前所未有的經濟奇迹，使共産主義天堂最先在中國降臨，那將給予他在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地位。
一九五六年，毛針對正在制定的“五年計劃”，指示發展速度要超過蘇聯頭幾個五年計劃。「6 」而蘇聯的 “一五”，工業年均增長速度是19.2% ，“二五”年均增長速度是17.1% ，已然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迹。毛從何有超過蘇聯的自信呢？就在於他認爲自己掌握了比史達林更高明的武器。史達林把“技術”和“幹部”當作決定因素，而毛則相信“社會主義制度加上群衆運動將是萬能的武器”。「7 」
“大躍進”就是在毛的這種期望與自信中發端的。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對經濟發生興趣。他先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寧會議上確立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三月的成都會議，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市按照他的旨意做了 “大躍進”規劃，強調“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四月的廣州會議，開始討論十五年超過英國；八月的北戴河會議，確定鋼産量翻一番，農產品産量要“成倍、幾倍、十幾倍、幾十倍地增長”。隨之全中國九千萬人土法上馬煉鋼鐵， “大躍進”進入高潮。各地農村也開始爭相發射高産“衛星”，最高産量報到水稻畝産十三萬斤（廣西環江）。毛澤東心花怒放，三月在成都會議上他說的還是“十五年趕上英國，二十年趕上美國”，到了五月，已經改口爲“可能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就可以趕上美國。”「8 」
即使在毛追求著這種以物質爲標準的共産主義時，他的頭腦中已經存在著後來構成其思想體系的那些基本內容。最重要的就是他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期望。中國的經濟資源是資本短缺而勞動力豐富，此種現實使他對經濟起飛的企盼只能寄託於人的作用。這本不失是一個頗爲現代的命題，但在毛那裏卻只被歸納爲“精神原子彈”和“精神變物質”，也就是靠精神力量去創造物質奇迹。在他的邏輯中，只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就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對於精神的作用，他從戰爭時期他的隊伍那些英雄主義奇迹中反復得到過印證。既然當年的戰士能做到，爲什麽全體人民不能做到呢？他由此期望，如果所有中國人都能爆發出“精神原子彈”的能量，對於 “一窮二白”的中國，將是一條多麽節約和多麽迅速改變面貌的捷徑，“超英趕美”以及實現共産主義又將變得何其容易。
“大躍進”是他這種思想的一次全民大演習。至少在開始階段，他以爲真地實現了他的設計。他以詩人眼光欣賞他的傑作——“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是他在那時寫下的詩句。他的人定勝天豪情竟然膨脹到指揮全體中國人動手消滅四個自然造物（除四害）。在農村長大的他如同失去常識一般，認真地擔心糧食太多怎麽辦，爲此指示“一天吃五頓也行嘛！”「9 」當時出臺過一個方案——三分之一耕地種糧食，三分之一輪休，還有三分之一用於種觀賞性植物（稱爲“大地園林化”），要把全中國建成一個大花園。這個似乎只有中學生頭腦才能産生的設想，被鄭重地寫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的文件。「10」
中國各地紛紛投其所好，不斷推出“精神原子彈”式的宣言——“沒有萬斤的思想，就沒有萬斤的收穫”、 “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産多少就可以生産出多少糧食來”「11」：“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還有那個被後人當作笑話講的名句——“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
當時的口號是“跑步進共産主義”。山東范縣縣委書記在萬人大會上宣佈“一九六○年建成共産主義”，並把共産主義描述爲：“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對此做出這樣的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緊嘛，三年不成，順延也可以嘛。”「12」毛的這種“留有餘地”與其說體現了冷靜，不如說讓人看到了他和那縣委書記幾乎一樣昏頭。
然而，一九五九年開始在全中國迅速蔓延的大饑荒，以上千萬人被餓死的事實宣判了“奇迹”的終結。
(繼續)
二十世紀末寫於北京
注釋：「1 」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314-315 頁。
「2 」見《毛澤東的功過是非》，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311 頁。
「3 」毛曾幾次憑記憶手書這首宋玉所寫的《大言賦》。見劉漢民，《毛澤東與“昭明文選”》，荊州師專學報1998年第3 期（社會科學版）。
「4 」李銳，《廬山會議的教訓》，載《毛澤東的功過是非》，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228 頁。
「5 」李銳，《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載《毛澤東的功過是非》，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 1993年，280 頁。
「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 頁「7 」胡喬木，《中國爲什麽犯20年的“左”傾錯誤》，載《學習》1992年創刊號。
「8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
「9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人民日報》。
「10」李銳，《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載《毛澤東的功過是非》，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 1993年，278 頁。
「11」《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社論《今年夏季的大豐收說明了什麽》「12」李銳，《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載《毛澤東的功過是非》，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2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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