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3日訊】(美國之音記者蕭華9月2日報導) 中國許多農民被沿海地區的工作機會吸引大量湧入城市，追求過好日子的夢想。然而，雖然他們做的是臟活、苦活和累活，但是卻不能享受城裡人的住房、教育、甚至受到法律保護的權利。
貴州省不到三十歲的農民王福林聽說杭州有工作機會，乘火車旅行了兩千公里追尋能多掙錢的夢想。他途中經受被搶劫的威脅、警察的冷漠，然而千辛萬苦到了杭州之後仍然一籌莫展，後來爬到十八米高的廣告架上，試圖引起人們對他困境的注意，結果摔落到地面，摔斷了三根肋骨和坐骨，多掙錢的夢想也隨之付諸東流。
據說中國有一億農民像王福林那樣離開家鄉到城市打工。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許比王福林幸運一些，可以找到城裡人不願意做的工作，有的甚至在城市裡結婚生子或者把眷屬從農村接來。雖然他們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是基本上像種姓社會中的賤民那樣生活。他們沒有醫療保險，也沒有城市政府頒發的正式身份。很多進城的農民經常要受到城市收容機構的打壓，被無端處以罰款和關押。
*收容政策歧視進程打工農民*
不久前，一名叫孫志剛的大學生由於身上沒有帶能證明身份的任何文件，被廣州公安部門作為所謂“盲流”收容後，竟然被活活打死。
孫志剛的死引發了對中國收容政策的辯論。很多人批評說，這種歧視農民的收容政策不人道，不公平。紐約獨立時事評論員曹長青認為，取消城市主要針對農民的收容制度實際上是繼鄧小平給農民鬆綁之後是否應該完全解綁的問題。
他說：“今天收容制度審查是一個突破點，一個爭論的焦點，背後包含主要是農民政策的問題，要不要給農民完全解綁。毛澤東綁的緊緊的，鄧小平鬆綁，那現在應該不應該完全解開繩子，讓農民像城市人那樣自由流動？城市人到農村居住無人阻攔，沒有任何制度制止，但是農民到城市，有各種規章制度限制，包括強行收容，驅趕，毆打以及種種不合理的制度來限制他們的流動，來限制他們獲得和城市人一樣的待遇，打破限制歧視枷鎖的行動。”
主張改革城市收容制度的人提出，首先不能隨意收容從外地到城市來的人，其次，即使需要收容，也要以人道的方法進行，著眼點是提供幫助。曹長青說：“紐約有九百萬人口，被認為是很難管理的城市。警方不能對外地人，沒有戶口啊…美國也沒有戶口，收容啊等等。只不過流落街頭的人，政府要採取一定措施。這個措施還要經本人同意。紐約警方經常和無家可歸者發生衝突。警方把無家可歸者送到一個地方，但是他們不願意住在那裡，不願意四五十人住在一個大屋子裡，不能忍受。警方不能強行收容外地人，沒有身份者或無職業者。”
*社會問題重重難於合理解決*
不過也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在現有的經濟條件下實行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救濟制度沒有相應的經濟能力，同時中國的社會管理不同於其它國家。《領導中國的新人物》一書的作者高新說：“我的觀點是不能因噎廢食。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向溫家寶上書要求不要取消收容制度。觀點是否極端可以討論，他的思路有一定道理。我認為，溫家寶從人權人道，從執政為民的角度，及時討論，甚至採取新措施來改變過去那種野蠻的，不人道的收容措施，不能說在政治上不是一種進步。但是如果考慮整個政權，整個社會利益，現在直接把過去的收容遣返制度過渡為一種救濟制度社會成本會不會太高？這是第一。第二，在美國這樣的國家已經看的非常明白。政府的社會救濟制度導致大量閑散人員變成懶漢，成了無賴。但是美國這樣的國家成本負擔得起，它也是兩害擇其輕。為了人權的代價，寧可讓一些懶漢佔便宜，它也必須實行這種社會福利制度。但是今天的中國要是兩害擇其輕，就是從另一個角度了。就是：即使損害部份人的人權，對社會管理的嚴格，甚至嚴酷，還是應該維持一段時間。”
紐約的時事評論員曹長青承認管理是必要的，但是關鍵在於應該照顧到農民的利益，哪怕犧牲一部份城市利益，也是應該的。他說：“現在來看我覺得這個政策應該往回扭轉了。已經對農民剝削了這麼多年了。現在如果有可能的話，應該犧牲一部份城市的利益，使農村得到一部份補償。現在還達不到農村和城市完全平等，只不過是不要把鴻溝弄的這麼大。應該朝著填補一部份鴻溝，讓農民地位提高一點的方向發展。雖然這可能損害一點城市的利益，但是我覺得應該這麼做，不能再繼續損害農民利益來滿足和保護城市人。”
但是獨立時事評論員高新認為，對中國的胡錦濤和溫家寶新領導層來說，社會和政治穩定是他們的最大目標，因此至少短期內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參與毆打孫志剛致死的人被分別判處死刑和有期徒刑。第一次進城就倍受挫折的王福林幻想下一次進城可能會有更好的運氣。流動在中國各大城市打工的一億農民現在也許根本不奢望得到和城市人完全相同的待遇，只希望能比他們在農村的時候多掙一點兒錢，他們兒女會過上更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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