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9日訊】1995年冬天，我正在徐州市公安局鼓樓分局供職。有幾位蓬頭垢面、破衣爛衫的家鄉──豐縣范樓鄉果園村──農民來到了我的辦公室，從背包裡掏出厚厚的一摞申訴材料，要求我通過熟人關係轉交市政府。我翻了翻，裡面有著幾百人簽字畫押的聯名訴狀，控訴當地鄉政府和村幹部任意加重農民負擔、盤剝農民和貪污犯罪的事實。出於對鄉親們的同情，我接下了訴狀，答應幫助他們轉交。農民們欣喜而去。不久，我遵循著大陸社會上官場上的辦事規律，自掏腰包在一個叫「渴望」的酒家宴請了我所認識的市委信訪局趙局長、郭科長等人。席間，我將材料交給他們。他們答應保證轉交到市長手中，以切實解決農民的問題。
然而，黃鶴一去不復還，泥牛入海無消息，我和農民們沒有得到來自任何部門的答復和處理消息。
1999年元月4日，農民們為了繼續反映非法攤派的老問題和鄉鎮幹部非法操縱村委會破壞民主選舉的新問題，在多年來上訪無果的情況下，集體來到徐州市政府請願。他們為了防止被扣上「聚眾滋事」的帽子，便化整為零，聚集到市政府大門口，準備向政府領導反映問題。可是，他們一百單八名男女老少不但得不到接待，反而悉數被趕來的警察和鄉村幹部抓去。其中30多人遭到毆打，8人被治安拘捕，4人被以「聚眾滋事，擾亂社會秩序」刑事拘留，鄉村幹部並揚言道：「叫你們告，告到聯合國也沒有用。」
我獲息後，即向有關部門領導反映此事，要求依法解決，可是依然像肉包子打狗。情急之中，我向朋友通報。朋友將此信息發佈，引起了國際媒體的關注與報導。這才引起了當局的重視。他們派員到徐州市調查，在證實上訪的農民們沒有違法犯罪事實後，才決定將所有被關押的農民全部釋放。正當人們額手相慶之時，州當局卻將一起早在1997年已經查結的一樁誣陷案全翻過來，經幾易罪名，將我判刑2年。
如果我的判刑能使這些重獲自由的農民們的問題得到解決，應當說還是值得的。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他們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更加嚴重惡化！
我在服刑期間，探望我的農民們說，他們出來後自費集資2萬元，聘請了安徽合肥市的律師為他們打官司。而且，最高人民法院也責成江蘇省徐州市法院立案，可二級法院就是不給立案，官司陷入了困境。2年後我出獄時，農民們冒著大雪迎接我。他們說，問題不但沒解決，縣法院前來違法催款時，還將一戶農民父子抓去，分別判了2年和1年半，理由是「妨礙執行公務」。他們要求我幫忙。為此，我曾在南京上訪時和朋友樊百華一起走訪了著名律師周元伯、張曉陵，將情況反映給他們。他們認為縣法院的判決是不公正的，違反法律程序，並代寫了申訴狀。但是，至今縣法院仍維持原判，那對父子的冤案仍得不到糾正。他們由於無錢請律師，也只有作罷。
更令人難以容忍的是，縣、鄉鎮幹部連續幾年來一直公然違反中共中央頒發的《村委會組織法》和《村民自治條例》。5年來，這個村先後委任了4組村委會班子。由於村民們的堅決抵制，他們不能進行正常工作，但是，他們都在鄉鎮政府的慫恿下，好事不干，壞事做絕。尤為嚴重的一件是在2002年年底，「村支書」郭慶周、「村長」郭慶榮等人，公然違背《森林法》，將位於本村的防沙護林地段幾十畝的10幾萬棵樹木砍伐殆盡。村民們憤怒至極，自制了光盤，聯名上訴到縣林業局、公安局。但是，縣裡就是不作任何處理。村民們陷入了無奈，只有感嘆道：「江澤民不是說共產黨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嗎？為什麼連對國家和人民公然犯罪的案件都不管呢？」
執著的村民們為了捍衛自己的民主權利，在今年5月份，再次集資1千元，聯名聘請了徐州市的2名律師，請求他們依法進行行政訴訟，將無視國法的鄉鎮政府告上了法庭。但是，豐縣法院就是不予立案。法官說：「這是政府不讓立的。」農民們和律師只有到市中院。市中院說：「研究、研究。」律師說：「是否要請法院領導吃一頓。」但是，農民們不願、也拿不起這筆錢了。
前幾天，村民們自發地學習中共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非法村干部卻帶領勞改釋放的弟弟持刀行兇，造成一村民輕傷害。村民們到了派出所。派出所說：「鄉鎮政府不讓處理兇手。」受傷的村民無錢告狀，也只有作罷。
隨意作踐農民、坑害國家、玩弄法律的事件舉不勝舉。人們不僅要問：這個國家的法律究竟算個什麼東西呢？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又有什麼實際意義呢？好在這個村的大多數村民已經懂得了運用現行法律武器捍衛自己的權益，儘管是舉步維艱、險象環生。農民的這種覺悟，讓人看到了大陸農村民主的氣氛和曙光，讓人在為農民們感到淒慘悲涼、孤苦無助的同時，也昇起了一線希望。人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大陸農村的民主一定會實現。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