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2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戴晴評論7月11日報導) 北京自由撰稿人戴晴就香港七月一號五十萬人大遊行撰寫了第二篇評論。評論反映的是戴晴本人的觀點，並不一定代表美國之音。
應該說，這回的“7﹒1”民意訴求，以及當局──考慮到它專制的本性以黨握軍權的現實──難得的平和回應，與14年前北京“4﹒27”遊行之後，開明的高層官員頂住本黨歷來的跋扈，開始傾聽民意，頗有相似之處。
有50萬人的無聲抗議做後盾，自由黨的田北俊成了撥動千斤的關鍵砝碼。北京的兩位，廖輝與劉延東所代表的，起碼不是國安部與中宣部──誰都知道，這是中央集權兩鷹犬──的意思。“香港可以自由確定通過‘23條’的時間表和內容”，這一表態看上去平平，但只看新華社對港人的“7﹒1”訴求隻字不提，就知道它有多麼重大，決策層對它的認識與處置上的分歧有多麼嚴重。當然廖輝已經不是當年的廖承志，他沒有可能像他的令尊那樣瀟瀟洒洒並毫無芥蒂地問“中央有什麼屁要放”，但董特首畢竟已沒什麼猶豫地宣布了延後──這一宣布其實就是北京的意思，也是大家了然於胸的。
共產黨當局因為聲勢浩大的民間壓力而改變政策，這在它執政的53年裡，極為罕見，從而也極為難得。這情形14年前4月底曾經出現過，激進的學生一絕食，局面立刻向強硬派張好的羅網裡掉；3年前的4月也出現過，朱鎔基溫和的處置，好像給了激進練功者迅猛發展的空間，一通快意之後，“610辦公室”成立。
這結局會在香港重演麼？看“7﹒1”之後高官們關上門悶學“三個代表”（統一思想與統一口徑），說變局完全不會發生，恐怕過於樂觀了。但港人與中央畢竟隔了一層，讓董特首下台，也沒有像“打倒李鵬”那樣刺耳。
其實這回最有利的一點，是和平示威就是和平示威，沒有人可望從中大獲其利。就算董下台，北京還政於港人，誰當特首仍須公推。這一法制傳統保證了香港不容孳生振臂一呼的革命領袖。
如果北京強硬派抬頭，拿出1959年對付西藏的一手，以平息叛亂實現對香港的完全控制──不但生蛋的雞沒了，想讓台灣就範已經完全沒有可能。
這次遊行的組織者，一定把這前前後後都想到了。
六年前，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常常猜想，回歸之後，究竟是大陸影響香港，還是香港影響大陸。我一直以為，從制度的先進看，當然是後者；但大小比例懸殊，恐怕難於操作。這回我知道“此言差矣”，因為受了自由與法制沐浴的香港人，包括阿婆與小弟弟，正在教大人物如何在“憲政”下做官。而從廖輝、劉延東的反應看，大人物並非只到董首府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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