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2日訊】又是春夏之交，又是多事之秋。
事前，任誰也料想不到，一种未知的無名病毒竟然釀成全國性乃至全球性的災難。就是到了現在，人們也還是不知道這場災難會何時結束，如何結束。美國演化生物學家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那本《槍炮、病菌与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書里早就告訴我們，小小的病菌曾經在人類歷史上起到過重大的作用，有許多重大的社會變遷竟然是由於傳染病而造成的。那幺，薩斯呢？它會對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命運產生什幺影響和變化呢？
現代人、尤其是現代都市人，生活在高度發達的人工環境之中，遠离各种自然災害，以致于在平常，我們几乎忘記了自然災害的存在。在今天，就連疾病的危害也已經大幅降低—-這一點可以從嬰儿成活率和成人平均壽命得到證明。但傳染病的情況多少有些奇特，因為很多傳染病的流行恰恰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結果。正象戴蒙德所說，首先是農業的出現使病菌交上好運，其次是城市的出現給病菌帶來更大的好運，再有就是世界貿易路線的發展。這次薩斯之災，似乎又給戴蒙德的論斷增添了新的論据。
然而，薩斯注定將在歷史書上占据特殊的一頁，卻是因為別樣的原因。今后的歷史書一定會這樣記載：“薩斯蔓延成災，是由於中共當局封鎖消息，隱瞞疫情。”薩斯既是天災，也是人禍；不只是個別官員之禍，更是體制之禍。非典型肺炎之災正是專制體制弊病的典型表現。
二十多年來，中共實行經濟搞活，政治搞死，對外開放，對內封閉。有識之士早就發出警告，歷數其可能產生和已經產生的种种弊害；但沒有人想到過傳染病。薩斯之災使世人猛醒：專制政權甚至會在我們想象不到的地方逞凶作惡；一國之專制，可成全球之公害。接下來的問題自然是，對於這樣作惡多端，弊病百出而且令國人苦頭嘗盡的制度，我們到底還要忍受到几時？
應該說，薩斯已經給中國帶來不少影響和變化。
首先，它把中共高層胡溫与江派之間的矛盾暴露于天下。外界輿論几乎一致認定，在薩斯事件上，胡溫得分，江派失分。由於江派的惡劣早已得到歷史的證明，未蓋棺而可定論，所以，江派失分總不會是坏事。但若說江派從此一蹶不振，那未免為時過早。數日前，因潛艇事故江澤民与胡錦濤探望海軍，官方報導刻意突出江而矮化胡，表明在中共高層，江派仍然壓胡派一頭。由此可見，這次薩斯事件不但暴露了江胡的矛盾，而且激化了江胡的矛盾。我在上一期的文章“胡錦濤的位子能坐多久”里寫道：“胡錦濤若不敢另辟蹊徑，走出宮廷內斗的陷阱，在擴大自由擴大參与上下功夫，恐怕很難避免失敗的命運。”這話到現在還是适用的。
薩斯帶來的另一變化是國際社會加強了對中共的壓力。以往，中共封鎖新聞壓制言論，身受其害的只是大陸境內的中國人，港台人、外國人少有切膚之痛。如今這場薩斯卻禍延全球，殃及外人。事實上，這次中共公開道歉，糾正前期隱瞞疫情的錯誤，本身就是國際社會施加壓力的結果。相信這种壓力還會持續下去。
薩斯之災引發出國人新一波爭取自由民主的浪潮。近一個多月來，在海外媒體上和國內的网絡上出現了一大批要求政治改革開放的文章、呼吁書和公開信，就連在官方報刊上也出現了几篇明确要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文章，形成了多年未見的可觀聲勢。真理從不發愁沒人講出來，它只發愁沒人听進去。一場人禍天災，把多少人從苟且自得的“盛世”迷夢中惊醒。正是在危机時刻，真理最有可能贏得廣泛的傾听与共鳴。假如說薩斯能使中國因禍得福，那就在於國人痛定思痛，從此啟動民主轉型，首先從開放新聞開放言論做起。
──轉自《北京之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