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7日訊】山西离北京不遠，也是‘非典’——就是薩斯——的重災區之一。不過，就某种意義上說，山西又离北京很遠，那是講的醫療救治條件。看北京的記者招待會，似乎總是出手大方，但凡有記者問到防治薩斯的費用之事，北京的領導人一定拍胸脯保證‘沒有問題’。确實也是，八天建成一個小湯山醫院，已經成了當下中國偉大成就的代表作，壓倒了前一段上海的磁浮列車工程。而山西呢，情況卻大大不同，說是捉襟見肘，那一點儿也不為過。根据北京出版的《財經》雜志報道，截至五月中山西疫情高峰期，山西的防治經費缺口至少有一點五億元人民幣——這是省財政廳一位副廳長的估計。
有錢享樂，無錢治病
一點五億元？應該不是什么大錢吧？這倒不是我財大气粗，而是我相信我們的祖國繁榮富強，祖國的政府財大气粗。你不信？最近就有報道，說廣東、香港撤銷旅游警告的前一兩天，中國政府剛剛向世界衛生組織捐款一億美元，折合八億人民幣——夠五、六個山西省補豁子。同樣也是不久前，有報道說，過去半年的時間里，光是國家干部攜款外逃，涉及的資金就達八百多億元——這更是上述捐款數額的一百倍！還比如，根据官方報道，囂擾一時的走私案件案主福建廈門遠華集團，僅在三年中，僅通過一家所謂地下錢庄（實際上當然不止這一家），僅在香港一地進賬（實際上當然也不止在香港一地），走私收入就是一百二十億元——‘遠華’一點小錢就能救下八十個山西省，你說一點五億元對今天的‘盛世’中國來講能算是大錢嗎？
可是，富強的祖國就是拿不出這個錢來。目下‘救災如救火’（其實救命比救火重要，可是政府不喜歡提救命的事），尚且拿不出這個錢來，平時可想而知。同樣根据《財經》雜志報道，山西疫情的一個重要源頭在清徐縣，而這個縣的衛生防疫站，上次得到國家的防疫經費，還是在一九八六年——沒錯，那是十七年前，那時中國遠遠沒有九十年代以來這么富有和強盛！而就在中國高唱進入‘盛世’的一九九九年，清徐縣防疫站開始連職工的工資也開不出了。縣財政每年撥款二十万元，而防疫站十四名退休職工的每年工資開支是二十一万元。這意味著，在職職工要‘通過衛生監督獲得收入’（《財經》雜志原話），其實就是要靠罰款來開工資，哪里還談什么防疫呢？一年二十万元，這是什么概念？和山西差不多窮的陝西，去年剛剛出了個大新聞：几個不知道是什么大肚漢的了不起人物，一頓飯就吃掉了二十七万元！
有錢這般享樂，無錢防疫治病，這种事情誰能相信？可是，它偏偏就發生在‘盛世’的中國。其實，這又有什么不能相信的？有錢享樂的，那是一幫人，是据說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人們，他們的權利不久前已經寫進了中國共產党党章；沒錢治病的，那又是另一幫人，一般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載明屬于國家主人的工農大眾。沒錯，党章也寫了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共產主義思想體系中，什么時候說過山西農民的小命一條屬于人民的根本利益？
要害在于政治的精神
有人會說：現在好了，經過薩斯這么一鬧，中央政府允諾要加大對于公共衛生事業的投入了。一貫悲觀的我卻要說：好是好一些，但是能夠解決多少問題呢？首先，什么樣算是‘加大投入’？還是《財經》雜志消息，薩斯蔓延后，清徐縣終于得到了一筆防疫經費，人民幣二万大元整。比較從前的零蛋，一下子增加了二万倍，這叫不叫加大投入？其次，類似情況又何止山西？河南、內蒙、廣西、河北，到處其實都是一樣。所謂‘加大’，誰來投入？中央政府掏不掏這個錢？要地方政府掏錢？我們看到，許多地方已經開始在農民頭上增加苛捐雜稅來‘解決’這個問題了！
至于第三個疑問，那就更不可能有答案。既然中國已經進入‘盛世’，國力大增，政府的荷包鼓鼓漲漲，外匯准備甚至居世界各國之首，為什么公共衛生投資反而不如二十年前？是領導人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果真如此，那叫瀆職。是中國人除了薩斯不怕別的疫病？——艾滋病的問題，准備怎么辦？類似的漏洞，難道僅僅是在公共衛生這一個方面？——煤礦安全問題，本欄已經再三提到。沒有薩斯，這個洞為什么就總也不補？別的那些黑洞，又准備什么時候補？那些方面，也正在產生禍害，也在威脅老百姓的生命，也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出大面積的災難啊！
很明顯，公共衛生的財政問題，關鍵并不在于公共政策。從一個人花錢的方式，常常可以看出這個人的許多秘密；同樣，從一個政府花錢的方式，也能夠看得出這個國家的政治精神。而，恰如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所說：‘一個政權存亡的關鍵，不在于公共政策，而在于政治的精神。’我看，官富民窮的謎思，必須從這里入手來理解。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