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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2日訊】大紀元記者王芳報道/美國馬里蘭州一位免疫學家于建梅博士﹐5月9日在中國大使館前﹐法輪功學員召開的“把江澤民送上審判台”的新聞集會上﹐冒雨給公眾講述了她親身經歷（見上圖。攝影：大紀元華府日報記者楊紅）。她講述了自己兩位醫生朋友的故事。一位醫生朋友是北京一家大醫院的主治醫生﹐因搶救SARS患者﹐不幸感染﹐現已入院隔離﹔另一位是美國醫生李詳春﹐他是一位法輪功學員﹐今年中國新年回國被捕﹐至今仍被中共關押。
她真實的故事﹐和發自内心的感受，引起媒體關注﹐下面全文刊登于建梅博士在美國華盛頓中國大使館前的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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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于建梅，是美國馬里蘭的一位免疫學家。我在出國前在北京一家大醫院當了七年醫生。我有很多朋友、同事現在還在北京的多家醫院工作。
近日惊聞我的一位朋友，以前的一位同事，在醫院主檢可疑SARS病人几周后，不幸自己也染上了SARS。為什么她竟也那么不小心沒有逃過此疫？我有她的手机號，所以就直接和躺在SARS病房的她通上了話。
她告訴我說，在3月20前，盡管北京有的醫院收治的薩斯病人高達六七十人，但是院方未正式傳達消息。由于當時正在開兩會，即便北京有薩斯病，官方媒體也不會報導。他們只是听說廣東有“非典型肺炎”， 但是醫生知道 “非典型肺炎”沒什么嚴重，可以治愈，也不怎么傳染。所以沒太注意。后來說是按傳染病對待了，但是綜合性醫院醫護人員保護自己的意識不強，診治病人時隔离衣一般也不會穿到象傳染病房的標准，她就是因此而染病的。不幸中的“万幸”是，她沒有被象一般SARS可疑病人一樣對待–即被馬上轉到傳染病專科醫院去，而是一直被隔离在自己工作的醫院里，得到5、6個醫護人員的精心照顧，現已近20天過去了，她的病情已緩解，還需一、兩周左右時間住院觀察。
我听他們講，北京有的醫院有一天收了14個薩斯病人，三天后死亡9個。所以他們對國內媒體上報導的死亡率的可信度都有怀疑。我認識的很多醫生現在吃住在醫院，好几個星期都沒見過家人和孩子了。他們現在通常是穿三層隔离服，天气漸熱，人大量出汗，非常難受。但是因怕傳播病毒，都不開電扇和空調。他們很辛苦，但真的很負責。我想我如果還在國內的話，也會象他們一樣的，就是到第一線去，診治病人。
但我總覺得這樣的悲劇似乎是可以避免的。薩斯是天災，但似乎掩蓋真相的“人禍”更加有殺傷力。我看到國內的宣傳，甚至連海外的鳳凰台都還講“非典”起源于美國的說法更加難過，因為這是用“非典”這個很不恰當的名詞來混淆視听，不是誠心誠意的檢討自己，而是想以此來轉移注意力。其實作為中國人，這种謊言經歷的實在是太多了，大躍進，文革，六四，法輪功的鎮壓，從來都是推說自然災害(其實60年沒有自然災害)，或者就是被鎮壓者本身有問題，有政治目的，其實往往事實是怎樣，最終歷史都會作證的。
大家都還記得，北京301醫院工作的蔣彥永醫生以他的良知和勇气終于使得國內部份公開了SARS疫情，來正面的面對現實。我想起了我另外的一位醫生朋友，就是美國公民李祥春。我認得他，是因為他來DC辦事時經常住在我的家。今年初，听說他回國被抓，我們一家都很惊訝。后來得知他因為所謂涉嫌利用電視向中國人講清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而被判刑3年，關押至今。其實即便這一指控成立的話，李祥春的勇气和良知就象蔣醫生一樣，實在讓我敬佩。在國內，在江澤民親自下令對法輪功要“肉體上消滅，經濟上拖垮，名譽上搞臭”后，鋪天蓋地的誣蔑、造謠是讓人窒息的。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下說一句真話，，不要再迫害自己的百姓，目的是為大家好，這真的需要勇气，真的是了不起。
我的一家，包括我11歲的儿子都在為營救李祥春而奔走。但是跟國內的朋友們談起來，我覺得最鼓舞人心的還是全球法輪功學員把江擇民送上歷史審判台的訴訟案。因為在極權國家，老百姓都知道“胳膊擰不過大腿”，除非鬧革命。可是，在起訴江澤民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任何人不能凌駕法律之上的原則，我們看到了在和平理性的前提下匡扶正義的信念，更看到了我們的孩子們以后可以真正自由地說真話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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