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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6日訊】有朋友感歎，被叫做“非典”的SARS正在施虐、蔓延，國人的生命健康正受到嚴重威脅，爲什麽還沒有一個有影響的中國知識份子出來說幾句話。雖然他們說了未必有用，但作爲一個民族的靈魂、良知，無論他們的言論是否能産生立杆見影的作用，真正的知識份子天然地都有說出真相、表達自己良心判斷的義務。這兩天來，通過網路、報紙等不同渠道，我已經聽到了多位有聲望的學者以不同方式直面“非典”的聲音。
首先讀到的是謝泳先生《看閻錫山如何處理疫情》一文，他直言不諱地指出，“在現代通訊已發達到如此程度的國家裏，對於疫情的處理，這樣遲緩”，“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制度”，在於“我們是有傳播新聞的手段，而沒有新聞。”他重溫了八十多年前山西遭遇類似疫情時，閻錫山以極快速度控制疫情的四點辦法：一、絕對公開事實。二、當機立斷。在極短的時間內作出了主防不主治的決策。三、開放的胸懷。第四、相信一切社會力量。追根究底，他發現：一、“當時山西有比較發達的民間社會，它與國家力量形成了協調互動的良性關係。”二、“閻先生當時建立的區村制度，雖然還沒有完全成熟，但在災難面前，這種自治制度，承擔了現代防疫行政的許多職能。”讀史使人明智，閻錫山在山西的作爲對今天同樣不無啓示。謝泳先生在這場威脅全社會的天災面前，盡了一個學者的責任。
接著，我又在昨天的《南方周末》上讀到了崔衛平女士的評論《“非典”：危機還是契機？》，“有沒有可能把災難當作社會動員的信號，把抗擊這場前所未有的災難當作整個社會各界走向互相團結、信任、合作、支援的一次契機？”她向政府、社會和公民（尤其是醫護人員、新聞媒體工作者）發出了懇切的呼籲——沖出SARS險境，走向社會和解。她說：“只要人們沒有失去信心和信任，這次天降的災難，很有可能成爲走向社會團結的一個轉捩點。”崔衛平教授的呼籲是否只是一相情願的幻想，用不了多久，現行政府乃至全社會都將以行動作出回答。
在網上，我還讀到一封廣州記者發起的《全民抗擊非典──我們的主張》公開信，提出了包括新聞自由和免費治療“非典”病人在內的十點主張，簽名者中出現了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先生的名字。另一份由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先生參與發起的呼籲書《讓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成爲尊重生命的國度》也即將公佈，呼籲政府公開信息、“重建幾十年來遭到破壞的人道主義理念”，並呼籲全社會合作等等。參與簽名的還有蕭雪慧、謝泳、劉洪波等有影響的學者、作家。
當這些聲音通過網路、通過報紙傳來的時候，蔣彥永醫生的聲音不再孤立，履行良心的責任，說出真話，本來就是知識份子的天職。尤其在社會面臨重大危機之時，普通民衆更需要聽到理性的、真實的聲音。歷史會記住2003年春天，記住謝泳、崔衛平、秦暉、蕭雪慧、朱學勤……這些名字，他們曾經直面“非典”。
2003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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