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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1日訊】人民政府，固名思義，是人民的，是屬于人民、為著人民的，因此人民政府就不是屬于某個人或某些人的專利，而是屬于所有人的共同組織和共同資產。
1.人民的定義与概念
所謂人民，必須以每一個人為基准；不能包容每個人的“人民”是一种虛置的概念，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托詞，是一种十足騙人的胡說。
人民是每個人的集合，因此對于人民的態度應當落實到對于每一個人的具體的存在，簡言之，落實到每一個人身上。倘若不能尊重每一個人所應具有的人權，那就是對于人民的赤裸裸的誹謗和污辱，那就是從實際的意義上否定人民、鎮壓人民并置人民于死地而后快。
人民包含社會中的每一個作為生命的人的存在，因此就不能以其中的一部分人排斥和否定另一部分人，以其中的一部分人代表或強制性地逼迫另一部分人就范，就不能以某一种組織或党派，亦即人民中的一部分來遏制和阻滯其他類型的組織和党派，亦即其他部分的人民擁有任何的思想、言論和活動。倘若如此，“人民”就被完全地作為口號、作為標語、作為行騙的幌子，而這，只能是帝王們所津津樂道的，并且以此欺詐整個社會、欺詐每一個人、欺詐人民的法寶。
斯大林以保衛“人民”的名義竟槍殺了兩千万到三千万之眾的俄羅斯人民，可見有人民之名而無人民之實的事例在歷史上并非少見，斯大林所搞的大規模的“清洗”只不過是其中的一例而已。希特勒則是以德國人民的名義大肆殺戮其他國家的人民，亦即以一部分人的利益為目標而取締其他部分人的利益，以一部分人的生存和發展要求或強迫另一部分人作出奉獻乃至于犧牲。
悲劇、人類的巨大的悲劇就是在“人民”二字中間產生出來的。用一部分人的權利去剝奪另一部分人的權利，乃至用所謂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去剝奪少數人的利益，甚至剝奪個別人的利益，這就是悲劇賴以產生的基本原則。
這個用一部分人的利益覆蓋全體人的利益并取代全體人的利益的情況，這個代表人民無商量的毫無廉恥的基本原則的運用和發揮，是傳統的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和現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長此以往之做為。這种對于他人權力的剝奪与取締，通常以專政的方式進行，抑或把一部分人（哪怕一個人）交付給廣大的“人民群眾”去監督、去改造。當多數人對于少數人的權利給予剝奪之時，也就是非民主的專制時代的開始。不尊重少數、哪怕是極少數人的權利，哪怕是個別人的權利，也就是渺視和從廣泛的意義上否定大多數人的權利，也就是渺視和從廣泛的意義上否定社會歷史發展和文明進步。
哥白尼是少數，但“日心說”后來卻成為全人類的共識；倫琴是少數，但X 射線后來卻被廣泛地應用在醫療、工業等各項領域；愛因斯坦是少數，但相對論卻成為現代物理學的經典理論，這是自然科學的几個例子。在社會學術方面，很多頗有創見的思想家一開始都是孤軍奮戰，在歷盡蒼桑、備受磨難并且通常是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也痴心不改地堅持自己不屈的信念，而后才逐漸地贏得了人們的廣泛的認同和稱贊。例如，文藝复興時期歐洲的許多啟蒙家如盧梭、伏爾泰、迪德羅和中國二十世紀初葉的社會改革家与思想家譚嗣同、梁啟超、鄒容、孫中山等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業績，均已證明：天才從來都是少數的，文明的開拓者從來都是少數的，但少數人的天才的、創造性的業績卻極大地丰富著人類文明的內容，并成為后來多數人樂此不疲的和矢志不渝的偉大事業。
可以說，沒有先前的極少數，就沒有也決不可能有后來的大多數。尊重少數、保護少數并使他們的基本權利不能受到任何形式和任何种類的傷害、污辱和打擊，是現代民主的極其重要的內容，也是捍衛“人民”這一神圣名稱的必然要求。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人民”不僅僅是多數，也不僅僅是大多數，而且還包括少數，還包括極少數，甚至還包括極個別人。忽視和否定作為“人民”原素的個體，人民也就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人民也就喪失自己的本質規定，人民也就不成其為人民。正像公民個體的發展是社會發展与歷史進步的前提一樣，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包括財產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等）的被尊重及其天然不可侵犯的特性，乃是人類的利益受到保護和受到尊重的唯一的、別無選擇的標志。
“人民”是每個人的集合，因此每一個人都是人民之中的一分子。這里所說的每一個人，是指每一個在社會中獨立存在的個體，是指每一個可以自由地吃、穿、住、行的生命存在。基于這一定義，可以認為，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也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尊重和保衛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財產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等），也就是尊重和保衛人民所共有的基本權利；渺視和否定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也就是渺視和否定人民所共有的基本權利。上述所論，乃是對于“人民”的真正概念的正确理解。
2.政府應重視人民之實而不是重視“人民”之名
既然是人民政府，政府就必須包容所有的人，并以為每一個人服務的意識和行動而服務于全體人民，不能繼續采取不為某個人服務而為所謂的絕大多數人民服務的荒繆絕倫的政策。因為，作為單個存在的人倘若不能受到重視，那又何談廣大的人民能夠受到重視？每個自由的人乃是人民所由組成的基本元素。倘若為人民服務，那就必須為每一個人服務，通過确立為每一個人服務的意識而服務于全體人民。倘若不能為某個人服務，那就根本談不上為所謂的絕大多數的人民服務。作為某個人的個體都不能得到很好的服務，那么作為無數個體的相加和集合又怎么能夠得到很好的服務呢？
A作為個人到人民政府辦事，不能得到服務；B 也作為個人同樣不能得到應有的服務，以此類推，無數的個人得不到人民政府的服務，那么這個政府又怎么能夠叫做“人民政府”呢？這難道不是挂羊頭、買狗肉的人民政府嗎？這不是偽政府又是什么？因為不能為公民個人服務的政府，也就不能采取同樣的政策對待相似的其他個人，也就根本談不上所謂的為人民服務，因此這樣的政府即便是披著人民政府的外衣，但其骨子里卻是与人民相异化的，是与人民根本對立的，是完全徹底地反人民的政府。
我們有太多的“人民”机构了，但這些“人民”机构卻几乎与生活在社會中的個人無關，而是与執掌權力者休戚相關、唇冷齒寒。這樣的“人民”机构只能是權力者的机构，而根本就沒有一點點人民的气味。
“人民日報”是党報，即是一部分人的報紙，它只能傳達党的首腦的聲音，只能成為党的喉舌，党的喉舌到底是不是人民的喉舌，亦即一部分人的喉舌是不是全體人民的喉舌，這是很清楚的道理，是几乎不用任何解釋就可以明了的問題。一部分人的喉舌決不能成為全體人民的喉舌，党的意志同樣不能成為全體人民的意志。因此，作為党的机關報的人民日報，其實質是非人民的，是与人民相脫离的异化之物。各級党的喉舌，亦即從省到市的報紙，只能听命于中宣部的指令而奉命報道，因而縱然有千百家報紙，其實質則等同于“輿論一律”的一家報紙。
人民廣播電台只能進行党的宣傳，只能圍繞著國家行政官僚階級的長官意志旋轉，只能鸚鵡學舌地循規蹈距于官僚主義庸人們的毫無創造力可言的千篇一律的陳詞濫調，而任何一位公民的心之所想和口之所言，任何一种真實的聲音和任何一种真實的表達都不能通過所謂的人民廣播電台公之于眾，因此這种人民廣播電台所從事的只能是欺騙人民和愚弄人民的工作，只能是根据國家行政官僚階級的意志進行所謂“正确的輿論導向”的工作。
人民電視台打著人民的旗號，整日重复著已經喪失了新穎性、已經毫無時效性可言的新聞節目。這种新聞通常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領導人与外國人的會見，領導人發表老生常談的和毫無意義的“重要講話”的會議；二是毫無新聞可言的某地正常發生的例如春耕秋收、春花秋實、黃曆新年闔家團圓、元宵節吃元宵，大紅燈籠高高挂等等的事實或形勢；三是國外發生的于政權有利的并且通常為政權所認同的某些事情。這种新聞由于有利于輿論導向，因而不能客觀而公正；由于只能選取國家行政官僚階級的視角報道，因而不能准确；由于按照思維定勢的模式去套用，因而不可能新穎；由于忽視新聞報道的內在規律而注重行政干預的強加，因而不能及時和真實。
今天中國，包括報紙、廣播電台和電視台在內的一切輿論組織都被冠以人民宣傳工具和喉舌之名稱，但實質上卻是党的宣傳工具和党的喉舌，而不是甚或根本就不是所謂人民的宣傳工具和喉舌。盡管它們被叫做“人民”的這個、抑或是“人民”的那個，但人民卻從不需要這樣的宣傳工具和喉舌。需知，人民本身就是無窮無盡的宣傳工具和無窮無盡的喉舌，因此人民不需要唯一代表人民的“人民日報”、“人民廣播電台”、“人民電視台”。人民應當有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個民營日報、民營廣播電台和民營電視台，這才是正常而合理的，否則就是極不正常，也極不合理的。
現在，我們有太多太多的人民稱號。欺詐盤剝人民的國家行政官僚是人民公仆；稱霸勒索人民的警察是人民干警；地位卑微而奴隸般受人役使的教師是人民教師；嗓音嘹亮而唱紅了一支歌或几支歌的是人民歌唱家；舞蹈舞出了名的是人民舞蹈家；站柜台賣貨的是人民售貨員；在餐飲、賓館業從事服務性行業的是人民服務員；掏糞工人是人民掏糞工。
連飯店也叫人民飯店；連旅館也叫人民旅館；甚至浴池也是人民浴池；公園也是人民公園；甚至連一般的商品等价物 —- 錢，也叫做“人民幣”；甚至殯儀館，也是人民殯儀館。甚至廁所也是人民廁所；垃圾場也是人民垃圾場。更有甚者，連國號也取人民的稱號，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真可謂到處是人民，無時不人民，“人民”泛濫成災。
“人民”的稱號到處張揚，冠冕堂皇，金光燦燦，紅光閃閃。人民被泛濫成災的“人民”弄得不知所措，無所适從。人民也只好隨著“人民”的稱號呈肥皂泡一般的亮麗而听天由命，隨它去吧！人民為“人民”而頭痛，因為厭惡已久的人民虛擬化使得人民毫無切身的哪怕一點點可以看得見的利益可言，相反倒處處受到排斥，時時受到漠視和擠壓，這樣的人民稱號又有何用？這樣的人民稱號除了騙人之外，還有任何其他的功能嗎？這种除了欺騙還是欺騙的、甚至什么也沒有的“人民”，正是毛澤東在其謊言充斥、鬼話連篇的著作中樂此不疲地和費盡心机地竭力提倡的，他正是用這种欺詐性手段攫取了國家最高權力寶座并成為不可一世的皇帝，即主席的。
有鑒于此，必須取締強加在每一個中國人身上的子虛烏有的人民稱號：教師就是教師，而不是什么虛張聲勢的“人民教師”；職員就是職員；警察就是警察，以此類推，以徹底恢复人的本來面目，以解除籠罩在人身上所有莫須有的虛假的“人民”之光環；
“人民幣”的稱號必須加以取締，可以把它改為“中國圓”，簡稱為“中圓”，只有這樣，才符合貨幣通行的國際慣例。另外，要刪除在中國錢幣上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的頭像，以使作為一般商品等价物的這种特殊的商品不致于受到無恥政治化的侵害和意識形態化的污染，但卻可以用中華民族文化的优秀代表如孔子的頭像或用中醫藥學家如李時珍的頭像來標識。
由此擴而大之，必須堅決地并且是刻不容緩地取締籠罩在所有的社會組織机构身上的莫須有的虛擬化了的并且長期起著欺詐性作用的“人民”之旗號、之名稱。法院就是法院，而不是冠冕堂皇的自我貼金的什么“人民法院”；軍隊就是軍隊，而不是什么自我標榜、自我美化、自我吹噓的什么“人民軍隊”，軍隊要以“中華聯邦國防軍”自稱。“人民政府”也必須取締“人民”二字，政府就是政府，它所服務的對象是每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的個體，而不是毫無實際內容的、更不是假話連綿的“人民”之稱號。
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也必須摘除其中的“人民”二字，必須歸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中國就是中國，何必畫蛇添足地加上“人民”二字？查證五十多年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人是見不到的，人權是談不到的，而只有用“人民”的名義所實行的人類歷史上極其殘酷的和極其野蠻的對人民的全面專政，只有在紅色恐怖的漫天席卷的風暴中具有野獸般歇斯底里大發作特征的紅色中世紀的陰險毒辣和無恥肮臟的政治嚎叫。默默飲泣的人權被鬼怪似的張狂的政治強權，亦即被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所蹂蹉、所強奸、所圍剿、所肢節。
人的生存權都不保，更遑論思想的權利、議論的權利、請愿的權利、游行的權利？那么，人民究竟何在？“人民”二字究竟有何意義？凡是沒有人權、沒有人的主體地位的專制政體及其所由代表的國家，由于自身虛弱膽怯的關系，往往都愿意打著“人民”的旗號而干著壓制人民、掌控人民并戕害人民和殺戮人民的極其卑鄙、極其下流無恥的罪惡勾當。
歷代封建王朝都毫不含糊地自我認定是臣民（亦即人民）的衙門，歷代封建皇帝都毫無疑義地自我認定是天下臣民（亦即人民）的唯一偉大、光榮、正确的至高無尚的代表。在所謂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胜利后，蘇維埃政府的各部部長都稱之為“人民委員”，如教育人民委員、軍事人民委員、糧食人民委員、工業人民委員、城市建設人民委員、農業人民委員、安全人民委員，等等。二十年代在意大利興盛的法西斯主義魁首墨索里尼及其組建的法西斯政党、法西斯政府和法西斯國家，都無不打上“人民”的烙印，凡是對法西斯稍有不滿的、稍有怀疑的、都要成為“人民的公敵”而遭到非人的對待，而受到無情的折磨与打擊。三十年代在德國勃興的法西斯党納粹及其党魁希特勒与他那些狂妄的追隨者，都以“人民”的崇高的名義干盡一切不恥于人類歷史的所有的罪惡行徑和非人性的殘忍勾當。
位于中東的伊拉克到處都是人民的稱號，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楹埡犰]用人民的名義對人民實行殘酷的新聞封鎖和思想統治。不久前 他以唯一的候選人當選為伊拉克人民的總統，伊外長阿濟茲稱選舉公正而有效。“一切為了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忠于元首就是忠于人民”，“忠于領袖就是忠于人民”，“反對元首就是反對人民”，“反對領袖就是反對人民”，如此等等的狂妄叫囂与活生生的殺气騰騰的凶相畢露難道不是令我們似曾相似，耳熟能詳嗎？難道不能令中國大陸的人民回憶起點什么嗎？
斯大林主義給災難深重的俄羅斯所帶來的愈加深重的災難無一不是以人民的名義進行的，甚至連殘暴的猛獸也干不出來的慘不忍睹的罪惡滔天的勾當竟讓斯大林給干了出來，實乃禽獸不如也。業已分崩离析且成老鼠過街之狀的前蘇聯及東歐八個共產附庸國的共產党及其政府都是打著人民的旗號對人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都是無不標榜著“人民”二字的。紅色高棉在七十年代的柬甫寨制造了慘絕人寰的种族滅絕，多少人含冤而亡。以毫無人性也毫無理性的極其野蠻的波爾布特為首的柬甫寨共產党就是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保衛人民革命的果實為理由而展開他們對二百万柬甫寨人民的磨刀赫赫的屠宰行動的。還有，与中國大陸接壤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這個被毛主席所增援的國家，現在每年平均以三十万人餓死的速度向著共產主義的美好未來，亦即向著人類歷史的死亡之谷胜利邁進。在北朝鮮，全民都必須擁戴英明的指導者、偉大的領袖金正日，亦即前大獨裁者、業已故去的金日成的儿子，而人民領袖為人民的金正日已經把收受的几十億美元的賄賂存在了一家或若干家外資銀行。這個打著人民旗號的國家從來沒有給過人民以任何形式的、哪怕一點點的自由，除了殺戮還是殺戮，除了血淚還是血淚。這個子承父業圣明皇位的金氏人民政權，到底有多少人民性可言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年來的所作所為，決不比上述的諸多罪狀減少一分一毫，相反要增加許多，乃至無計其數、舉不胜舉，用多如牛毛、磬竹難書來形容，也不為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确實對中國人民罪惡累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必須為中國人民的有如長江大河一般、甚至如海洋般洶涌澎湃的血淚悲劇承擔它全部的可恥罪責，也必須受到反文明、反人類、反現代化的嚴正指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及其罪惡必須受到應有的清算！
3.現代化政府應具備合法性、合理性与先進性
倘若政府是人民的，那么這個政府就必須具備合法性、合理性与先進性。合法性、合理性与先進性，构成為政府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特征。此三者的結合，便成為廣泛的人民性；此三者，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缺一不可；它們具有內在邏輯上的不可分割的聯系，它們是環環相扣的統一的整體。
合法性是就其來源而規定的，合理性是就其組織結构和運行方式而言的，先進性是指其理念及其擁有者所具有的前瞻性科學論證和科學決策的能力而言的。忽視任何一項，都是政府所應具備的基本素質的欠缺，都是政府的人民性的喪失。總之，也就是使政府不能成其為人民的政府。而不能成為人民的政府究竟會是什么樣的政府，這一點恐怕是不言自明的。即使打著人民的旗號和標明人民的名稱，那也是十足騙人的假的“人民”政府，是個偽政府。
一、政府的合法性必須通過競選而予以确定
非競選則非法，競選則合法，亦即合法性政府必須通過競選而產生，必須通過投票箱這個唯一的途徑產生出來，必須通過競選人的競選而從投票箱的絕對多數的認定中產生出來。人民政府的合法性在于它來自于人民，而來自于人民就只有通過這种別無選擇的競選方式。除此之外，政府就不是來自于人民，政府就可能來自于宮廷的密室政治，就可能來自于充滿血腥的武裝政變，就可能來自于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暴亂。總之，政府就可能或者必然地來自于詭密的暗箱操作。
競選，這是政府來自于人民的別無選擇的最佳選擇，這是從傳統的政治組織過渡到現代化的政治組織的根本標志，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治性的人力、人才資源配置的合理而有效的途徑。
二百多年前誕生于費城的“美國獨立宣言”以及根据“美國獨立宣言”的精神所制訂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堪稱人類文明史上的不朽的光輝文獻。“美利堅合眾國憲法”開宗明義地指出：美國總統每四年競選一次，其他發達的經濟上和政治上自由的國家也作出了類似的規定。
競選，是競選者与選舉者所訂立的相互制約的合同或政治上的契約。當競選者被選舉到一定層次的國家行政管理崗位、乃至最高的國家行政管理崗位 ── 總統之時，他与他的選民們的關系乃是政治上的契約的關系，他必須履行他与人民所訂立的合同。這就是，他在競選時的許諾和他的綜合素質一經為選民們所認定，他就可以憑著統計學的多數之認定而与全體人民訂立契約，就是在領導者与被領導者之間訂立契約，就是在統治者与被統治者之間訂立契約。換言之，領導者在行使領導權之前必得征求被領導者的同意。倘若他當選，他必須為選舉他的人民負責，必須恪盡職守、克己奉公；同時也必須為那些沒有選舉他的人民負責，以取信于那些怀疑者、那些觀望者，并使他們增強信心，通過他自身的努力而為所有的人所信服。那些沒有選舉他當政的人民可以通過所有合法的途徑行使他們無人可以剝奪的監督權，那些當初信任他而選舉他當政的人民一經發現他确實有負重托，便可以通過法定程序表達罷免他繼續執政的訴求，從而行使他們無人可以剝奪的監督權。這就是競選制的益處，它能使社會的政治生活進入到良性的循環狀態之中。而沒有競選就是沒有訂立契約，沒有在領導者与被領導者之間訂立契約，沒有在統治者与被統治者之間訂立契約。沒有訂立契約的傳統政治，說到底就是：你同意，我要領導你，你不同意，我也要領導你；我的領導權的行使是与你的同意与不同意根本就毫無關系的。總之，你必須听命于領導，你必須尊重你內心深處不一定認同的領導權并隨時听命于它的調遣，這就是所有王朝的政治制度之所為，這也是社會主義王朝制度之所為。
如果能夠理解司法意義上的“強奸”，也就可以對政治上的強奸有一個清晰的概念。強奸，是在違背婦女意愿的情況下對于婦女身體的強行進入，這是對于強奸的基本定義。而政治上的強奸，卻是傳統社會里几乎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赤裸裸的現實。在沒有經過人們同意或認可的情況下，憑著一紙委任狀或任命書，就可以成為發號施令的權力掌握者。這种狀況在官本位社會里，在現行的官本位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是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著的鐵的事實。
無論在中國、抑或在外國，總之在世界范圍內，凡是王朝基本上都實行計划經濟制度。与計划經濟制度相适應并由此而產生的所謂的上層建筑領域，其中主要是政府机關，包括被冠以“人民政府”稱謂在內的統治机器，根本不需要与人民訂立契約，根本就沒有訂立契約的概念。委任制或曰官爵分封制是自上而下的權力授予制，是适應了落后的小生產方式的權力分封制，是被冠以“為人民謀利益”為目標的政治權力私有制。它构成了龐大的權力自封閉系統，它無時無處不顯示其已經遠遠地落伍于時代需要的腐朽与沒落的本質，這就是專制、腐敗、無能、欺詐等等。
競選，作為与委任制或官爵分封制截然相反的現代化的政治制度，是破除權力私有的根本途徑，是自下而上的權力組成形式，是适應現代化社會生產力發展需要并卓有成效地推進社會生產力迅猛發展的發動机，是殲滅專制暴政、鏟除腐敗溫床、轉變無能統治、取締社會欺詐的必要的和必然的措施，況且先進發達的國家在這方面已經積累了二百多年的成功的經驗，為什么現行的傳統制度卻仍然抱殘守缺、固步自封且負隅頑抗？這究竟是何道理？！
能不能把傳統的官爵分封制轉變為人民競選制，是檢驗一個社會是否文明的一個基本的和首要的標准，是評判一個國家是否向著現代化的政治制度邁進的試金石。政府，作為与人民訂立契約的競選者，必須遵守契約的有關規定，而不能破坏自己的承諾，更不能有撕毀合同等此類惡性事故的發生。倘若如此，人民便可以行使自己的權力改變它、更正它，從而徹底地杜絕撕毀合同和破坏契約的任何可能。
契約是市場經濟的本質，一切人或一切物，一切的社會存在，都是以契約的方式，以合同的方式自律和他律，都是自我制約和受到他人制約的，都是受到相互制約的，無論是內在制約或外在制約，總之沒有契約的制約，沒有合同的限定，任何人或任何物，任何的社會存在都只能在完全無序的情況下放任自流，那么市場也就沒有任何公平交易的的可能，市場也就根本不成其為市場。所以，作為公平交易的市場的最基本要求就是通過契約的方式而建立等价交換的原則，确立公平和公正的狀態。一切人都身處契約之中，而不能游离其外；一切人都處在自律和他律之中，而不能為所欲為；一切人都要依据与他人、与其他組織形式所訂立的契約行事，而不能撕毀合同。在真正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撕毀合同就意味著自我毀滅。
市場經濟的本質是等价交換的原則，而确立等价交換原則的根本方式乃是訂立契約、簽署合同，無論是文字合同，抑或是口頭合同，在當事人雙方認定的情況下，均被視作有效。倘若某一方不能履行合同，不能遵守契約，那么該方將受到懲處，無論是經濟上的處罰抑或是其他方面的處罰，總之撕毀合同者或不能嚴格地履行合同者，都要受到相應程度的處罰，輕者受到一定程度的經濟損失，重者甚至可能傾家蕩產。市場經濟不相信眼淚，市場經濟只相信合同，市場經濟只認定契約，市場經濟只講究信譽。所以，完善的市場經濟應該是人人遵守契約，而且是無人敢于違背契約，人人恪守信譽，而且是無人敢于毀坏信譽的經濟制度。
基于此种認識，現代化的政治制度也應該根据某种契約或合同建立起來。這种契約或合同，也就是新型政治制度的必然表現，競選制是适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現代化的政治制度。要搞市場經濟，要搞中國的現代化，就不能不搞競選制。倘若不搞競選制，中國的現代化就很難搞或根本就搞不成，市場經濟也就成為具有極大缺漏的市場經濟。這种極不完善的市場經濟，說到底也就是在王朝的政治制度下大力發展經濟，這就好象讓戴著手銬腳鐐的人跳舞一樣，那是無論如何也施展不開的。也就是說，政治上不開放，經濟上的發展就不能不受到極大程度的限制。
政治上的契約制度是傳統的王朝制度所不歡迎的，也是它所不屑一顧的。因為契約的本質規定是平等，是人格意義上的平等，但在社會的利用方面則允許并提倡能力上的差別。人人平等，實行無差別的人格待遇，實行人格方面的無歧視政策，這是現代化的政治制度所由建立起來的基礎，而決非是傳統的王朝制度所認定的內容。奴隸主怎么能跟奴隸講人格平等？領導者怎么能跟被領導者講人格平等？貴族怎么能跟平民講人格平等？總之在奴隸主、領導和貴族們的頭腦里，根本就沒有与奴隸、被領導者与平民共享人格平等的基本概念，他們從內心深處就渺視并否定人格平等的觀念。在這种非平等觀念指導下所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及其運行方式，從根本上就不可能形成契約狀態，就沒有任何程度的合同制約，因而暴政、強權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傳統政治制度的基本內涵。
經濟上的合同或契約必須運用到政治制度上來，正像經濟上的民主也應該反映到政治上來一樣，其方式是人民競選制的實行。所謂的人民競選制，就是國家的任何一位公民只要符合一定的條件，均可以依憑自身的知識和智慧、才學和經驗而競選上國家行政的不同層次的管理崗位，乃至國家行政的最高管理崗位。換言之，每一位公民都有平等地參与國家和社會事物管理的可能，每一位公民都有成為總統的可能。而要想成為總統，必須具備當總統所應具備的一切优良品質，必須具備當總統所應具備的一切應有的才學、知識和智慧，必須具備當總統所應具備的一切應有的經驗、勇气与超前意識，而所有這一切，必須通過他的治國方案充分無遺地表現出來，必須使這种完善的方案為本國人民統計學意義的多數所認定、所贊同。經濟上的合同是必須遵守的，這就是契約經濟的本意。而競選者的治國方案也同樣是必須付諸實施的，這也就是政治上的契約之本意。現代化的政治制度要求競選者必須以其方案走上國家行政的不同層次的管理崗位乃至最高的管理崗位，這就是他与選舉者所訂立的政治合同或政治契約。但是在王朝制度下，几乎沒有人可以拿著治國之方案而走上國家不同的行政管理崗位的，基本上或根本上就是毫無方案、毫無准備地走上國家不同的行政管理崗位的。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傳統的政治制度是一种与人民相脫离、相异化的政治制度，是一种無契約、無合同的專制、暴政。而現代化的政治制度則是有契約、有合同的政治制度，是与人民相融合、相統一的政治制度，是与人權划等號的政治制度。
由于跟人民沒有建立任何契約關系，哪怕自封為“人民政府”的政府也不過是個偽政府而已，盡管它能用种种美妙得可以的修飾詞來裝飾自己，來打扮自己，來美化自己，即便如此，它也是個非法的存在。沒有任何競選的人民政府及其首腦說穿了只能是個自為的存在，是与任何人毫無關連的存在，是一种自我認定而并非為他人所認定的存在。因此，這种所謂的“人民政府”也就是個欺詐的荒謬的存在，也就是個騙人的非法的存在。換言之，也就是個犯罪集團，是個政治犯罪的集散地。
這個充滿肮臟的欺詐謊言和警察式暴力充斥的偽政府卻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這一無恥的指控隨心所欲地把各种意見表達者和各种形式的和平請愿者投入到范圍廣大的監獄，以令人發指的重刑，造成全社會的恐怖。豈不知政府不但需要顛覆，而且必須定時地受到合法的顛覆。這种顛覆就是人所共知的、符合市場經濟需要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的全民競選制，或叫做全民直選。對于政府的定期顛覆，是中華民族政治現代化的歷史要求。當今世界，美國每四年顛覆一次，法國每五年顛覆一次。總之，現代國家的政府必須通過定期的不間斷的顛覆而使自身充滿青春的活力，而不像北京政府那樣老气橫秋、昏庸老朽。
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來源于競選，來源于每一位國家公民憑著自身的秉賦或素質而進行的充分有效的公開表達，來源于不同方案的交融匯合而使最优方案的制訂者為人們以統計學多數的方式所認同。政治權力的合法性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內在要求，這是對傳統政治渺視人權、壓迫人權和殲滅人權的公然宣戰，這是人權自我認定和自我尊重的應有表現。
二、政府的合理性來源于社會成本的最小化和服務效益的最大化
政府以其精干而良好的管理使社會生活正常化、合理化、最优化，并使自己具備适應于迎接各种競爭和挑戰的強大能力，從而使國家沿著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康庄大道豪邁地大踏步地前進，所以政府必須通過合法程序自覺地從事自我顛覆的系統工程而形成現代化的政府。就政府的合理性而言，它應當确立中華民族的全面現代化為其光輝目標并充分保障其所轄區域的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偉大事業能夠排除一切障礙地向前迅猛發展。政府是行使國家行政事務管理的机關；政府以現代化為目標、為宗旨；政府在行使行政權之前，首先應當實現自身的現代化。現代化的偉大事業只能由現代化的政府來領導，而現代化的政府的合理性是在其合法性的基礎上确立起來的。沒有合法性，也就沒有或根本談不到所謂的合理性。
合理性包括精簡原則、高效原則、不干預原則或宏觀管理原則、仲裁原則。政府的合理性所攘括的這四种原則相互影響、相互貫通、缺一不可。只有按照這四項原則去做，才能真正實現政府的組織結构的自身改革，才能使為政府所行使的行政權按照現代化的標准各司其職，各盡其能。
1)精簡原則
政府不應當成為社會的負擔；政府不應當成為人民的負擔；政府不應當成為歷史發展的沉重的包袱；政府不應當成為社會進步的阻礙。要實現上述目的，政府必須進行精簡。只有精簡了的政府，才是強干的政府，才是輕裝上陣的政府，才是現代化事業所要求的政府。
政府是國務管理的行政机构，政府的管理職能只有通過其有效運行而顯現出來。政府的組織机构如果龐雜、人員過多，就必然地和自然地出現人浮于事、互相推諉、事不關己、高高挂起的踢皮球的諸多現象。況且，由于部門過多，因而官員過多；由于官員過多，因而開支龐大；由于開支龐大，因而財政吃緊，因而不堪重負。在傳統的官本位的封建政治制度中，在現行的社會主義官本位的政治制度中，向來都存在著龐大的官僚机构，官員過多、冗員過多，形成了國力不堪重負的巨大壓力。
官員過多，并非好事。尤其是無所事事的官僚主義庸人們泛濫成災，實在是現代化難以順利實現的根本症結之所在。龐大的國家行政官僚机器的運轉，需要耗費多少民脂民膏？責、權、利不甚清楚的過多過濫的行政机构和重疊交叉的組織設置加大了社會成本，加重了人民負擔，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實在是巨大的浪費。
要精簡政府机构，就要奉行節約原則，就要盡可能地降低社會成本，就要以最少的投入和最精干的設置辦更多的事，并贏得最多的產出。每一位公務員都要一專多能、一人多用，要發揮出自己的全部才干；每一個部門，都要具備明确的職責和權力，都要精明強干、雷厲風行；每一層政府机關，都要實現优化組合，以達到精簡的目的。要大力刪簡可有可無的政府工作人員；要大力刪簡可有可無的政府部門；要大力刪簡可有可無的政府机關。要确立“小政府、大社會”的基本思路。所謂的“小政府”，就是在節約社會成本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管理效益的最大化。為著此种目的的實現，就要轉變政府的管理職能，由事無巨細的到處干預、到處插手，轉變成宏觀管理和制訂出社會發展的各种相關政策。
建立“小政府”，即建立在數量上縮編了的政府，但在質量上卻要達到前所未有的、嶄新的高度。要把不屬于政府的相關職能部門從政府中分离出去，歸還其職能管轄權。另外，也要歸還政府的應有權力，使政府能夠脫离屬于行業管理的范圍而從事社會行政管理的本職工作。
2)高效原則
效率是現代化的重要表現內容之一，沒有效率也就沒有現代化，效率低下是与現代化的本質背道而馳的一种極其惡劣的表現。追求高效率，就是在确保質量的前提下迅速地處理一切應當處理的事務，就是極大地提高應變能力、迅速地提高生產率，使社會能夠在迅速的自我發展中不斷地壯大實力，從而向著繁榮昌盛的目標大踏步地邁進。
政府既要精簡，又要追求高效率，精簡的目的是為著高效率鋪平道路。机构臃腫、設置重疊、冗員過多，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形成高效率的辦事机制的，于是踢皮球的現象、互相推諉的現象，便成為傳統政治體制下政府的必然做為。
立一個項目，需要蓋几十個乃至上百個公章，需要跑几十個部門的現象有力地說明了傳統的政治制度究竟具有何种低下的辦事效率了。議而不決、決而不議、拖拖拉拉，不把時間提高到應當重視的高度，無端地空耗十分寶貴的社會時間，從而必然地加大了社會的經濟成本，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惊人的浪費和人力、物力的巨大損失。
高效原則要求對于所處理的事務要進行科學決策，要從根本上杜絕在傳統體制下司空見慣的“三拍工程”、“胡子工程”、“尾巴工程”和“豆腐渣工程”。所謂的“三拍”，即拍腦袋、拍胸脯、拍屁股之謂也。在立項之時拍腦袋，在工程進行之時拍胸脯，在無法完成項目之時拍屁股。
且看一拍，拍腦袋，領導者個人的主觀意志靈机一動，認為可以辦，可以干，于是腦袋一拍，項目就立成了；無論是什么項目，不管花多大价錢，只要腦袋一拍，便万事俱備。且看二拍，拍胸脯，在工程進行之時，哪拍是勞而無功，事倍功半，胸脯一拍，認為沒問題，徒作冠冕堂皇、堂而皇之的許諾；假、大、空語言俯拾即是，欺上瞞下，謊報政績，實為勞民傷財之壯舉。且看三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或稱之為交學費云云，不一而足，或易地做官，或仕途騰達；總之項目完不成，巨額資金已投入，反正不用掏自己的腰包，說不定還能私下里撈取人不知、鬼不覺的好處，何樂而不為，于是拍屁股一走了之。
此“三拍”，實為傳統政治體制的官僚主義庸人們禍國秧民的自然的与必然的表現。他們置科學論證于不顧，而且從骨子里反對与官本位和權力本位相矛盾、相對立的科學論證；他們毫無科學決策的能力，而且從根本上渺視和否定科學決策。
君不見，諸多的“胡子工程”、“尾巴工程”等等，無一不是“三拍”的必然結果。而這些風吹日晒并為雨雪所侵蝕的日漸荒廢的、投資浩大的工程，又無不顯示著領導們的出類拔翠的所謂“政績”。這些“政績”，又實乃是罪大惡極、罄竹難書也！
更有甚者，“豆腐渣工程”竟成為控制嚴密的媒體所極力關注和竟相報道的對象。“豆腐渣”是人所共知的極易离散、極易破碎的東西，而“豆腐渣工程”則意味著該工程極不可靠、極易破坏、極易沖毀，因為這种工程的質量很不過關乃至極為低劣。試想，防洪大堤不是用鋼筋水泥澆注的而是用竹子和泥土連接起來所形成的“竹牆土壁”，那么洪水肆虐時的悲慘景象也就不難可想而知了；試想用劣質材料和不過關的技術手段所建立起來的高樓大廈，人們住起來心里難道就會那么舒坦，心里就不會發毛，做夢難道就那么美妙？就一丁點惊懼之心都沒有？那么有可能某一天有人就會從吱嘎作響的四樓或五樓或六樓的樓層上不知所以然地掉落下來，嗚呼哀哉，一命嗚呼！
“豆腐渣工程”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時代和社會主義時代的基本特征。“豆腐渣工程”是党和“人民政府”對于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的極大重視的結果。“豆腐渣”工程是我們中國大陸人民慘不忍睹但卻不得不面對的赤裸裸的殘酷的直接現實。“豆腐渣工程”是權錢交易而使某些人利令智昏的血淚凝成的悲劇性杰作，是為著蠅頭小利而損害人民幸福的長遠利益的缺德作為。在缺德蔚成風气、而且在變本加厲地實行的當今中國大陸，還有什么不顧廉恥也毫無仁義的事情干不出來呢？還有什么無恥的事情不是某些人所津津樂道并樂而忘懮地追求的呢？
“豆腐渣工程”不僅僅表現在某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具體的工程項目上，而且更主要地表現在“人民政府”的几乎攘括一切的所做所為上，表現在“人民政府”的人民公仆們對于人民的財產和生命的極端冷漠而自私自利的利欲熏心上，也同時表現在中國大陸認同這种种缺德工程的“豆腐渣”心理上。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豆腐渣工程”一般死要面子、驢糞蛋表面光、因虛弱而爭強好胜等等的陰暗、卑瑣的心理。要追究“豆腐渣工程”的責任，從廣義來說，就不能不追究這种种被魯迅先生所堅決痛斥的“豆腐渣”一般的民族劣根性，就必須從人們的狹隘而封閉的自私的靈魂中找出与“豆腐渣工程”同一的思想根源。只有取締了“豆腐渣工程”的卑瑣的意識和狹隘的鼠目寸光的心理，才能有取締所有“豆腐渣工程”的殷切期望，對此我們必須引為深刻的教訓。
有鑒于此、在立項之前，必須進行科學論證，必須允許所有人對所立項目發表不同的和相反的意見，不但允許專家進行集中討論和商磋，而且也要允許并歡迎來自于每一位社會公民的意見和建議。尤其對于重大投資的項目，必須舉行听證會，必須進行不同程度的乃至于針鋒相對的辯論，必須對于所立項目的利弊作以全面的和深入的分析，必須對于所立項目的可行性進行切實的研究，如此才能夠集思廣議，才能夠做出科學決策。
科學決策的本質在于經濟效益与社會效益的統一，亦即优化組合，并使兩者處于和諧發展和并行不悖的良好狀態之中，加上有益于造福子孫后代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統籌安排，注重長遠而全面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
要使決策科學化，就必須建立相應的听證會制度。听證會制度的建立，有益于集思廣議，有益于總結各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有益于少走彎路，多出成果。這一點是已經為先進發達的國家所反复地證明了的，是完全地行之有效的。對此我們應該采取“拿來主義”的方針加以充分利用。
我們的態度是，一要把事情辦好，二要把事情辦快，缺一不可的這么兩种要求相互聯系、相得益彰。辦得不好的事情再快也是毫無意義的，辦得好的事情倘若拖它個三年五載，也是勞而無功的，也是根本辦不好的。要把事情辦好，就必須采取科學論證和科學決策的基本措施，就必須調動起各個方面的積極性；要把事情辦快，就必須爭分奪秒地解決一切應當解決的問題，要只爭朝夕、快馬加鞭，不得蹉跎時日，不得浪費時間和生命。事業只有在好字上和快字上做文章，才能早日實現自身的目的，才能實現高效率的要求。現代化与高效率地自我發展和高效率的歷史進步具有內在的、毋庸置疑的一致性或曰同一性。
3)不干預原則或宏觀管理原則
政府只是社會的管理机關，只能行使其從事社會管理的行政權。政府不能什么都管，政府只能管屬于自己管轄權范圍內的事務。除了行政權，它沒有其他權力可言，至少它沒有立法權、沒有司法權。
政府不能到處插手，政府不能事無巨細樣樣過問，不能大權獨攬。政府只能充當社會管理的主持人角色，只能充當社會裁判的角色。政府不能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倘若如此，那無疑使社會生活毫無公平和公正可言。
所謂的不干預原則，就是要求形成“小政府、大社會”的有關机制，就是要求政府縮減其勞而無功的諸多部門和諸多人員，就是要求取締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形形色色的繁文縟節。政府應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從事社會的宏觀管理上來，喪失了宏觀管理，哪怕是抓了很多的微觀管理，那也是于事無補的，那也是從本質上喪失了政府的固有職能的。換言之，政府也就不成其為政府，政府自身也就使自身變得平庸化。
全面的緊約束政府，向來是專制、獨裁与暴政的政府。這种政府甚至連對婚喪嫁娶這些純私人的事物，亦即對公民的隱私也要橫加干涉，也要進行全面的監控，也要進行強制性管理。在納粹德國，夫妻新婚得手捧希特勒《我的奮斗》并以對元首及其所代表的組織及國家效忠作為整齊划一的婚慶儀式；紅色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新婚夫婦必得在以忠于偉大領袖、忠于中國共產党、忠于社會主義祖國為表白男女雙方海誓山盟的一元化的和大一統的儀式后方可允許走入“洞房”而度過那“革命伴侶”的新婚之夜。普通公民在專制國家里，沒有或几乎沒有什么隱私權，隱私權被“狠斗私字一閃念”給完全徹底地搞掉了。
在老百姓沒有隱私權的情況下，政府的主要首腦卻以“國家机密”、“絕密”的擋箭牌使自已享有無上特權的隱私權。這些社會主義的領袖們，這些自稱“偉大、光榮、正确”的人民公仆們，就像歷代的封建君主們一樣，連飲食起居，連吃、喝、拉、撒、睡都成為神秘莫測的和不容探听的“國家机密”、“絕密”，除非出于政治需要進行狗咬狗似的內部清洗、揭批對手的驕奢淫蕩的所作所為之外，首長們、亦即社會主義君主們的一切都享受著“國家机密”的政治待遇。公眾人物享受至高無上的絕對的隱私權，而普通人民、亦即老百姓卻毫無任何隱私權可言，這就是“人民政府”一意孤行的也是長此以往的胡作非為，這也是從另一個側面證明其愚弄人民而實行封建社會主義君主制的全部意義之所在。
公眾人物一經成為公共權力的掌握者，必須犧牲個人的全部的或几乎全部的隱私權為代价，必須全面地接受公眾通過媒體的各种形式的監督，必須每時每刻接受選民們的莫衷一是的、并且是七嘴八舌的議論紛紛，這些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這些都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公眾人物隱私權的喪失為保護公民個人的隱私權鋪平了道路，為實現社會的普遍繁榮提供了前提條件，這是杜絕暴政、排斥專制、取締政治黑箱作業的堅實基礎，這是現代化的人民所享有的現代化政府的基本要求之一。
必須取締政府對于公民個人私生活的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非法干預、阻撓与破坏。政府必須干淨、徹底地退出公民的私人領域，必須從對社會全面的緊約束狀態中解脫出來，以形成最少的行政干預，最大的公民自由的良性狀態。這是社會全面發展和歷史巨大進步的一個不可愈越的啟點，更是思想解放、万象更新、百舸爭流的不可愈越的發展階段。
這种所謂的不干預原則，就是要求政府只抓大事，而少抓、甚或不抓雞毛蒜皮的小事，要把社會生活的次要方面向著非政府職權范圍的部門或行業過渡，向著非政府職能部門或行業轉移，也就是從根本上御下政府困繞于自身的沉重的負擔。這也是從另一种意義上使政府回歸于自身。為此：
A.政府應結合當地的客觀實際制訂社會發展綱要，應當做好協調工作；
B.政府應制訂產業發展和行業發展政策，對于有利于加速社會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和其他相關產業，要适時地做好調整和引導；
C.政府應具有預測的功能，具有消除社會危害的迅速行動的能力，具有使轄區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項事業与世界的先進成份接軌与融合的責任；
D.政府應具有制訂行政條例的職能，政府具有貫徹一切法律的職能。政府對于法律的制訂只能行使其否決權，而不能行使其贊成權，或曰投票權。政府既不是制訂法律的議會，也不是獨立行使其司法權的法院，政府只能是而且必須是執法的行動部門和組織系統；
E.政府的不干預原則就是：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政府不一定顯示其必然的存在，而一當公民需要辦理相應的事宜時，政府應當予以迅速的解決。准确地說，當公民不需要政府的服務時，政府的最佳的行為方式乃是不干預、不插手、不聞也不問；而一當公民需要辦理有關事務時，政府應當提供便捷的服務。政府的功能就是提供服務性政策及其服務，而服務也就是最好的管理。
政府顯示其必然性的存在并不是像傳統的政治體制那樣無孔不入地到處插手，無所不用其極地全面干預，進而形成整個社會的廣泛而深入的強制机制。這樣的強制机制造成了并且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會發展的停滯和文明進步的相對無望。因而取締形形色色的冠冕堂皇的強制机制或緊約束机制，乃是恢复社會自由的必需的前提條件，而一手制造了這种緊約束机制的惡劣現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這方面必須有所作為，方可盡如人意。
4)仲裁原則
政府作為行政權的行使机關，具有制訂政策的基本功能。而制訂政策，也就是對于社會的宏觀管理，也就是對于社會中的人与事，對于一切應予處理的社會問題實行仲裁。政府的仲裁相當于運動場上的裁判，而裁判要根据運動規則而制訂出打好每一場比賽的具體措施并監督運動員的違規行為。這种運動規則，運用到社會上，也就是議會制訂出來的一系列法律，政府要以自身的工作具體實施這些法律，并盡可能完滿地貫徹這些法律。政府的這种具體工作，就象裁判貫徹落實每一場比賽的具體措施，即游戲規則。
政府的仲裁具有行政效力，這种行政效力通常運用在尚未形成法律訴訟的事宜上。如果政府的仲裁不能貫徹，那就要在法庭上進行裁決。在司法獨立和自治的社會里，政府的仲裁范圍基本上被限定在社區的管理之中和對于社會公益事業的促進上面。至于對一切非行政權限之外的事務，則交由法律自行裁決。
政府的仲裁限于社會事務的促進上面，亦即如何合理地、有效地和前瞻性地配置資源，如何使配置的社會資源、自然資源等等發揮出造福于民的最大程度的效益。所謂合理，就是在配置資源的過程中全面地考慮問題，并根据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而采取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低化的激勵策略，一方面防止鞭打快牛，防止能者多勞而不能多得；另一方面也要激勵后進，使后進者千方百計地迎頭赶上，因而一定時期的有針對性的傾斜政策還是必不可少的，但此類政策必須不失時机地進行符合不同地區分門別類的結构調整為宜。所謂合理性就在于統籌布局的合理，在于計划安排的詳實，其根本目的在于即便利了人民生活，同時又厲行了節約。換言之，也就是把錢用在刀刃上，把錢用在人民的長遠生活所迫切需要的事物上面。錢的使用方向必須有利于現實的人民，更有利于未來的人民，是為合理；在尋求公民的物質支持時也反過來給予公民以應得的經濟補償，而不是蠻橫無理地剝奪公民的物質，是為合理。
所謂有效，就是在合理的基礎上發揮資源优勢并揚長避短地創造出無愧于現實更對得起未來的政績。不能做無效之功，不能再搞那些勞民傷財的重复建設，因為重复建設意味著某种程度的資源浪費，而浪費則不但無效率可言，而且更意味著負效率，這乃是對于效率的破坏和否定。
所謂前瞻，就是風物長宜放眼量地發掘和張揚現實中所產生出來的未來的萌芽因素，就是在預測未來的基礎上把握住現實中一切面向未來、一切有利于未來的積極因素，就是要為開辟未來做好一切奠基性的工程。
五十年代初的美國總統艾森豪維爾為當時美國的交通運輸作出了縱橫全美國四通八達的公路网建設的決策，并且讓道路盡可能地達到按照規划所要求的那樣可以并行几輛汽車的容量，如果按照五十年代美國的汽車總量和流量來估計，用不著那么寬闊的公路，然而半個世紀后美國的汽車工業和美國人民都從艾森豪維爾的決策中獲益匪淺。這就是前瞻性決策帶給現實的和未來的人民的巨大好處，其价值無疑具有超越的意義。
上述所論，是關于建立政府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几個要點。政府必須适應社會發展的一般需要，必須以推進社會發展和實現人民的福利為其終極目的，除了這一目的之外，政府沒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可言，因為政府除了社會發展和人民福利的目的之外，沒有任何屬于它自己的私利可言，此其一也；其二，政府作為領導机關，必須充分具備其無可替代的領導能力，必須具有高瞻遠矚的能力，必須使自身的素質首先現代化，總而言之，必須具有排除了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切不良因素的并具有超前思維的先進性。換句話說，政府的本質應當与落后的生產力所由形成的落后的思維觀念作以不可調和的訣別，与一切傳統的封閉狹隘的所做所為作以堅定不移的決裂，与世界上一切先進的事物、一切先進的人物、一切先進的國家和地區保持最大程度的交往和聯系，以促進所轄地區的人民的自我發展和自我進步為指歸。
政府的先進性首先表現在它的政策在理念上的超前性，亦即不僅僅看到現在，而且還看到未來；不僅僅看到眼前的利益，而且更關心長遠的利益；不僅僅關注一個地區的發展，而且關注整個國家和整個地區的全面的、平衡的、相得益彰的發展；不但關心經濟效益，而且更關心社會文化效益，并實行可持續戰略發展的目標現任制，具體貫徹實施根据議會所制定并通過的一系列有助于社會發展的相關法律。
三、政府的先進性与自身的現代化
政府的先進性与自身的現代化，亦即它适應社會發展的一般需要，亦即政府組成人員的現代化思想及其貫徹實行并從而帶動、指導、引導并推進整個社會的現代化。政府的先進性還表現在其构成人員、尤其是主要行政首腦的与其職位和責任相适應的能力上面，亦即具備現代化的行政管理能力、行政決策能力等等。
現代化的政府要求其首腦人物必須具有現代化的素質和現代化的能力，非此則不足以稱之為現代化的政府。政府首腦必須以其治國的最佳方案，以其超凡脫俗的戰略頭腦，以其遠見卓識的思想意識，以其關注人的基本權利并維護基本人性的政策，以其廣納博收的新穎的并且是切實可行的意見和建議，而展開其獨具風格的、充滿合作与妥協精神的并且盡可能反映和表現多數人愿望与要求的行政工作。
政府首腦的本質存在是他的如上所述的施政能力，非此則就喪失了作為行政首腦所應具有的价值，簡言之，也就不宜再繼續擔當重要的公眾職位。喪失了行政首腦本質的行政首腦，倘若繼續以其种种非本質存在的強項（例如會唱京劇、會表演、會游泳、會說几句蹩腳的英語或俄語、會吹几下四不像的口哨、會梳頭、會擁抱純情的或不純情的小女和成年婦女、也會擁抱飽經風霜的政客、會乘坐飛机訪問西方各國并且指斥西方領導人不會管制和平請愿和平抗議的人群、會跳舞、會像小學生似地背誦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等等的名言警句、會照本宣科地作出老生常談的長篇重要講話，會在電視上混個臉熟、會以其皮笑肉不笑的陰謀詭計大搞平衡之權術、會作秀、會与別人握手、會撒謊、會借調查之机大肆收刮民財、會說出他自己一人獨養“十二億中國人”、會照顧老婆与孩子、會借題發揮令人不知所云地彰顯其淵博得無以复加更無人可以理喻的學識，如此等等）進行自我炫耀、自我標榜、自我吹噓的話，那就不可避免地會給与其能力和水平不相稱的職權所治下的國家帶來停滯沉悶的滅頂之災，帶來普遍可恥的墮落与衰敗，帶來恬不知恥的殘忍与腐化，帶來中華民族現代化的無望。
這种情況是在現實的社會中赤裸裸地張牙舞蹈地存在著的，這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可悲可恥可嘆的獨具中國特色的現實存在。政府首腦能力本質的規定与現存政權的首腦及其活動方式嚴重失衡、嚴重脫鉤、嚴重异化，确實是一個“能力与權力不平衡”的極其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那怎么得了？
不競選，不采取競選的方式，能力就永遠与權力划不上等號，無能就永遠是現政權的代名詞，或是現政權的另一种稱謂。為使能力得到全面徹底的實現，就必須提倡并大聲疾呼：來吧，競選制！來吧，競選者！來吧，選民們！這就是現代化的政治方向，這就是中華民族走向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新時代。
競選者有方案、有綱領地走向國家行政管理的不同職位，乃是表明政府先進程度的極其重要的標志。而無方案、也更無方案之比較的權力占有方式，乃是腐朽沒落的王朝似的政治體制的必然表現。因此，無能為力地領導，乃是王朝制度的特征之一，而且是其難以逃脫、難以克服的本質特征，是与現代化的政府相敵對的本質特征。現代化的政府必須以能力作為其立足之本，必須以能力主義的實現作為其行為守則。
政府的先進性還表現在它能夠并善于發掘在現實的社會里所萌芽的一切适合于未來社會發展需要的積極因素并通過一切可能的方式使之發揚光大，以造福于民，以造福于子孫后代。無論在政策的引導方面，還是通過注入資金的方式增強其造血功能方面，政府都要盡其所能地扶持高新技術的精選項目，都要大力汲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一切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等等；
政府的先進性還表現在它的适合于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需要的具體行動上。例如：軍隊國家化，軍隊實行政治中立，軍隊不介入党派分爭，還有削減核武器，減軍裁軍，在軍隊職業化的基礎上增強國防軍的實力，并使社會生活逐步地實現非軍事化的目的；保障人權，使行政權与司法權脫鉤，使社會生活正常化与合理化，使社會在人權實現的基礎上形成真正良好的穩定和秩序。
綜上所述，政府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先進性乃是現代化政治制度的題中應有之議，是中國政治制度改革的固有內涵和目標所在。它無疑會徹底改變傳統的与現存的政府的不合法、不合理与滯后的特征，它以推翻傳統的与現存的反動的王朝政府為自我确立的先決條件和革命（或曰改革）的首要目標。取締不合法的政府，改變不合理的政府結构，更正落后政府的現實，是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的偉大創舉，是中華民族自我解放的嘹亮無比的凱歌，是人權覺醒的卓然非凡的旗幟，如此則是十三億政權奴隸們的幸事，是中華民族的幸事，是全人類的幸事。
二○○○年春寫于中國大陸民主自由戰略高地@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