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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被控「種族滅絕罪」出國或被捕–美國伊州法院與控方律師結束首次庭上會談
圖﹕控方律師泰瑞馬什 (TERRI MARSH)。
法輪功和中南海鬥法的模式，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國當局宣佈法輪為非法組織之初的靜坐抗議，逐漸趨於多樣化、普及化和國際化，到二○○三年一月二十日成立「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儼然有猶太人追索納粹氣勢，至今已有九名最高層官員分別在歐美被告或被捕。
其中，在美國被控「種族滅絕罪」的江澤民案，美國伊利諾州北區聯邦法院與控方律師完成第一次庭上會談﹐已在一月十三日由律師商定三月十三日為第一次聆訊時間。三月正是江卸下國家主席職位的時候，一旦出國很有可能和智利前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一樣，被國外的法院傳訊或被捕。
國家機器廣泛迫害法輪功
根據「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聲明，該組織成立的目的是要「邀請和協調全球的社會正義力量」，在國際範圍內廣泛、深入、系統地追查迫害法輪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關的個人、機構和組織，包括江澤民及其領導下的直接迫害法輪功的各級六一○系統；包括國安部、公安部、法院、勞教所、涉嫌的精神病醫院；包括對法輪功進行誣陷、造謠和栽贓的新聞媒體及喉舌；包括直接或間接參與對法輪功學員及其家屬進行精神、肉體和經濟迫害的人員。
該組織「呼籲中國人民、各國政府、國際組織、社會各界團體和正義人士，向我們提供證據、線索，以及人力和物力支持，參與或協助這個為了人間正義和公理的追查行動」，以完成「追查迫害法輪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關的機構、組織和個人。無論天涯海角，無論時日長短，必將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現公道，匡扶人間正義」的使命。
聲明中所提到的「六一○辦公室」，全稱為「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以成立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得名，不但以副總理李嵐清擔任組長、中央政治局秘書羅干負實際執行責任，更在獲得二○○八年奧運主辦權後提昇為局級機構，是中國官方迫害法輪功的最高機關。
六一○辦公室常設於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內，下設決策與執行機構，直接操控黨、政、公、法、國安機構和司法廳所屬的勞改與教改部門，利用在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所設有的辦公室，指揮各地新聞傳媒對法輪功發動輿論攻勢和構陷，並直接部署公安便衣監控和逮捕法輪功修煉者。從六一○辦公室的組織架構和由中央到地方形成綿密的獨立體系，並對各級黨政與司法機關擁有絕對操控權力來看，它和文革時期的「中共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一樣，是個專門從事政治迫害的國家機器。
發動批斗花費近天文數字
中國對付法輪功的經費，部份來自專款和地方政府，部份來自對法輪功學員的經濟掠奪，如對學員個人和學員工作場所的鉅額罰款，幾年下來究竟花了多少錢不得而知，但從二○○一年幾則消息不難見其梗概。
二○○一年一月初公安部內參消息指出，單是天安門廣場的制服警員便衣，每天開支就在一百七十萬到二百五十萬人民幣之間，二月二十七日外電說江澤民挪用四十億鉅款用於監聽法輪功學員電話，十二月公安部內參消息又說江再動用四十二億國庫，在全國各地興建專門關押法輪功學員的監獄和「洗腦」基地。加上全國各地的六一○辦公室、警察和公安盯、看、陪學員，以及發動各式反法輪功集會活動等，估計花費不下千億。如果加上中國駐外領使館印製反法輪功文宣、召開批斗大會，收買中文網站、報紙和電台，派特務蒐集和騷擾學員的開銷，花費已幾近天文數字。
據法輪功網站「明慧網」引述中國官方內部在二○○一年十月底的統計指出，全中國至少有六千名學員被判刑、數千人被強迫送入精神病院接受破壞中樞神經的摧殘、無數學員被綁架到各地「洗腦班」、被捕學員死亡人數高達一千六百人，無辜受牽連者不計其數。
針對中國官方的濫捕嚴打，法輪功也從消極的靜坐抗議，透過遍佈各地的學員廣設網站，甚至創辦報紙和電台，成立研究機構，利用各種機會讓國際社會瞭解中國迫害法輪功的問題，逐漸由爭取自身生存權利的特定成員團體，轉型至為宗教自由和人權奮斗的團體，使國際輿論、國際政治組織和人權團體注意到中國侵犯人權的事實。
侵犯人權一狀告到美法院
法輪功反迫害活動多樣化、普及化和國際化的撒手襉是，透過海外正當司法程序控告中國高層領導人，把北京當局侵犯人權的作為公諸於世。這就是自二○○一年七月十七日向紐約南區聯邦法院控告趙志飛，到二○○二年十二月四日李嵐清在巴黎被控「酷刑罪」，一波接一波的海外控訴行動，至今除趙、李之外，已有周永康、劉淇、夏得仁、丁關根、江澤民、羅干和曾慶紅等九人，先後在海外挨告。
在這些被告人當中，江澤民是主謀首犯，被控罪名包括滅絕種族、酷刑、剝奪宗教信仰等，並被求償十七億美元。
這宗法輪功海外控告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案件，中國全面封鎖，矢口否認有這回事，台港媒體也鮮有報導。去年十月江澤民訪美，台港中媒體稱為江卸任前的「畢業旅行」，報導側重在他如願以償到小布什在德州的農場吃烤肉，卻沒有提到他吃官司的事。事實上，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及其家屬在十月十八日江飛抵芝加哥當天，就一狀告到伊利諾州北區聯邦法院，並在十月二十二日由控方律師親自到江下榻的旅館把訴狀遞交中方保安轉交江澤民。此外，法輪功學員同時也在十月十七日向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人權委員會和國際刑事法庭遞狀子，控告中共組織部長曾慶紅和中央政治局秘書羅干，指稱他們在發起和推動迫害法輪功運動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責任。
追究責任中國高官怕出國
第一起在海外被控的案件是湖北省公安廳長趙志飛，由法輪功學員彭亮授向紐約南區法院控告趙非法致死、酷刑、反人類罪及多項違反國際人權公約的罪行，並求償五千萬美元。院方在去年七月十七日趙在紐約旅行時，將傳票送到他下榻的旅館，去年十二月由曼哈頓區聯邦法院對趙進行缺席審判，結果判定被告罪名成立。
第二起被告四川省委書記周永康，也是在芝加哥旅行時收到伊利諾州北區聯邦法院傳票，在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被控罪名是酷刑折磨、非法監禁、非人道的虐待等。第三起發生在去年二月七日，北京市長、奧運組委會主席劉淇率團參加鹽湖城冬季奧運時遭一名美國公民、二名瑞士公民、一名法國公民和二名中國公民共六人，以劉縱容北京武警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有計劃的迫害，犯有折磨、酷刑、非人道待遇及虐待行為、非法監禁、反人權、剝奪宗教自由等罪行。另一位被告夏得仁是遼寧省副省長。
第四起被告中宣部長丁關根，由「世界反酷刑組織」代理法輪功學員在去年五月十七日向檀香山地方法官提訴，罪名是酷刑、屠殺、剝奪生存與自由權利、任意監禁、剝奪宗教與信仰自由等。丁是第一位中國中央一級官員因迫害法輪功在海外遭起訴。
第五起是前述的江、羅、曾三人。
第六起被告李嵐清是在去年十二月四日率申辦「二○一○上海世界博覽會」時，由四位分別來自法國、愛爾蘭和加拿大的法輪功學員，向巴黎法院控告李犯下酷刑罪。
據「法輪大法信息中心」表示，在中國對法輪功學員及其家屬造成直接或間接傷害的迫害者與兇手、在迫害中負有法律責任者約為二萬人，日後該組織會陸續透過國際團體、人權律師和正義之士的協助與支持，在惡人出國訪問、旅遊或探親時，在各國一一展開法律追訴行動。換言之，今後中國高層官員外訪，不論到哪個國家，都有吃上官司或被捕的可能。
國際法院 江澤民吃定官司
法輪功學員在歐美兩地先後控告九名中國官員，主要的依據是《異域侵權索賠法》（Alien Tort Claim Act）、《酷刑受害者保護法》（Torture Victims Protection Act），以及滅絕種族（Genocide）罪相關法律。
前二者是美國國內法，旨在保護在美國或其他地區受到人權侵犯的人，凡依美國國內法觀點已構成滅絕種族、危害人類、任意拘留等罪，均受二法保護。至於滅絕種族罪則是《國際刑事法庭公約》裡最重要的精神，旨在制裁集團殺害、戰爭犯罪、人道罪行等國際犯罪，原本是針對盧安達和前南斯拉夫紛爭中所發生的種族屠殺罪行而發，但實際上它是指有目的、有計劃、有系統地殺害一個群體，並不是單指「種族」而已。
國際刑事法說得很清楚，滅絕種族罪「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滅某一民族、族裔、種族或宗教團體而實施的下列任何一種行為：（一）殺害該團體成員；（二）致使該團體成員身體或精神遭受嚴重傷害；（三）故意使該團體處於某種生活狀況下，以毀滅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四）強制或意圖防止該團體內的生育；（五）強迫轉移該團體的兒童至另一團體」。本法屬自動生傚法律，且沒有追訴期限，只要犯下殘害人類的罪行，任何人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即便是一國元首也沒有豁免權。
幾年前，智利前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因主政時期白色恐怖血腥鎮壓，一度在英國被捕。目前，國際刑事法庭已經在審理前南斯拉夫總統米洛塞維奇的滅絕種族罪，赤柬頭目也將被押上國際法庭。這些都是江澤民前車之鑒。
江澤民已經吃定官司，現在他還在位，美國政府當然會儘量設法降低江被起訴的衝擊，但他卸任後的情形可就難說了。屆時，江即便窩在國內，美國法院還是可以依受害者、「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等人權組織與其他第三方所提供的證據對江進行缺席審判。
注﹕此文轉載新台灣新聞週刊第357期，作者路遙，原標題為「法輪功控告江澤民 並求償十七億美元」。◇
張藝謀的道路
圖﹕張藝謀(右)與張曼玉(左)去年12月14日在北京新聞發佈會上。 (法新社)
作者：金鐘
因影片《英雄》而成為眾矢之的，張藝謀已從一個文化現象，引伸至知識份子與極權政治的關係，這是二月號開放雜誌討論的重點。關於武俠片《英雄》的批評，主要集中於兩方面，一是主旨迎合中共宣傳主旋律，為大一統目標而讚美暴君；二是藝術上缺乏創意，武打、美工、場面設計，都有從李安、王家衛、黑澤明的電影中借來的老套子。但我覺得更值得研究的是，張藝謀成為有世界影響力的中國導演，這條路是怎樣走過來的？
二○○○年三月，張藝謀接受香港電台傑出華人系列專訪，有許多內心剖白，或許提供一些啟示。張因出身不好，年輕時感到自卑，很留意在共產制度下的生存之道。一九七八年以超齡條件考入電影學院，是靠了他給上級領導的一封信，破格錄取。八二年分配在偏僻的廣西製片廠，探聽領導意圖，獲拍冷門的戰爭片《一個與八個》，新的表現手法，引起電影界注意，成為發跡的起點。他悟到「機會最重要」，不能拍片，甚麼也談不上。經過《黃土地》攝而優則導，到九十年代已炙手可熱。他坦承「做導演是一種利益，我從來都是看客下菜，很實際的一個人，從來沒有建立甚麼理想藍圖，沒有偉大感、崇高感，首先考慮的是生存。」
訪問中，他回顧幾個電影的創作構思，顯示對於中國現實與歷史還是有他的思考。他說《紅高粱》與《菊豆》是姊妹篇，前者表現的「敢愛敢恨」，不是中國人的精神。後者「有賊心，沒賊膽」，走一步看三步的性格，才是中國的現實，「那就是我們。」他談到《活著》時也說，「活著」二字就是我們每個人的寫照。六四後，他說，拍《大紅燈籠高高掛》，那深宅大院中的許多儀式，如點燈、封燈、滅燈，天天一樣，大院裡毫無生氣，「就像歷來政治運動，把人搞得不像人」。他說該電影隱含他當時的憂患意識。
然而近幾年來，他已無憂患，大紅大紫，成了國際名導兼政協委員。大撈過界，搞歌劇、玩芭蕾，尤其申奧成功，他的四分半鐘宣傳片，被捧上天，得意之餘，揚言為了奧運可以放棄電影，表示要導演二○○八年北京奧運的開幕式閉幕式，儼然成為不可替代的宮廷首席藝術家。他的電影不知不覺成為官方行為，連擦邊球也不必打，甚至傳出「老謀子」將出任電影局副局長的流言。至此，他經歷過的反叛與歸順之間的掙扎史便告結束，而走向權力的附庸。因此，拍出《英雄》這樣赤裸裸出賣良知、為暴君翻案的影片其來有自，絕非偶然。
除人生哲學外，張藝謀的藝術觀也有嚴重局限。他因從美術、攝影入道，比較重視電影的形式感，相對於中共長期主題掛帥的傳統教條，受到觀眾歡迎，因而也使他形成一個偏見：「形式重於內容」。他說若干年後人們只記得一個電影的幾個鏡頭，故事都會被忘掉。這顯然是一種誤導。當我們從一個禁閉的國度來到香港，可以看到最新的歐美名片時，才明白鐵幕電影，包括在西方獲獎的中國和前蘇聯的片子，在海外上座率為甚麼會那麼低？不說在內容上比之西方藝術家的視野與深度猶如小兒科，即使在形式上，又怎能和人家建立在尖精科技與大企業基礎上的電影水準相比？張藝謀以為請到李連杰、張曼玉用大吊車穿鋼絲飛來飛去，便可以成就經典之作，實在不明白這位揚名四海的大導，何以如此自信？有人形容張藝謀的電影是指揮團體操表演，真是可圈可點。
張藝謀的故事，是一個本來有可能走向傑出的藝術家，墮入庸俗的故事。他的宿命來自於他那一代人成長的悲哀。從文革混沌到鄧小平貓論治國，支配著中國社會的只是權力和金錢，沒有幾個人講良心和道義。因此，張藝謀所代表的至少一代人的藝術的工具化，迴避和缺乏深度與內涵，輕易地被權貴所利用，也就順理成章。
有辯之者言，不能將藝術政治化，藝術應是個人的創作。不錯，我們知道一位歐洲作家寫九一一慘案是「ＣＩＡ的傑作」成為暢銷書，但那是在一個完全自由化社會的現像。可是當中國千百萬人的言論自由都被剝奪的時候，肯定張藝謀之流製造新的樣板戲的自由，公平嗎？為了一己的光榮而依附於一個有欠數千萬人命的專制政黨而不知自省，這樣的精英，該不該罵？
（本文將刊載於即將出版的二月號《開放》月刊，作者惠寄本報時作了修改）◇
中國式改革 成長本身是災難
張清溪 台大經濟系教授
中國高速經濟成長，1998年以後其實是嚴重灌水。那1997年以前的就沒有問題嗎？不是的，問題更大。簡單說，這個時期的成長，其實是帶著毀滅因子。
吃完財政吃銀行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府仍依舊制由財政撥補國企虧損。但旋即出現鉅額的財政赤字，改革開放的第一年（1979），赤字即達170億元（人民幣）。為了解決方方面面的問題，1983年人民銀行改制，並完成「撥改貸」政策。
所謂「撥改貸」，是把原來由財政「撥」補企業虧損或投資需求，「改」由國企向銀行「貸」款。這一方面是為解決財政困難，一方面也要國企建立「償債」的責任。結果是償債觀念沒有建立，原來中央財政整合資源、支援企業的能力喪失，地方政府百花齊放、胡亂投資，不但浪費國家資源，也導致銀行壞帳直線上昇，學界稱此為「吃完財政吃銀行」。
外國有加拿大 中國有大家拿
這個順口溜描述了「撥改貸」未能建立國企借款償債的觀念，反而造成官商勾結中飽私囊的現象。許多大型國營企業經營不善，照常理是不能貸款的，但因國企實質上扮演小政府的功能（例如，1990年代中期國企主持18,000多所學校，招收600多萬學生；旗下醫院擁有全國三分之一病床），倒閉將造成社會問題。於是，政府介入，強迫國營銀行貸款。這種不負責任的貸款，自然引發官商勾結，假公濟私，結果既不能培養還款責任心，也造成銀行呆帳。
地方財政自主，是從毛澤東時代就開始形成的制度。後來更在中央財政不能主導資源整合的情況下，各級政府乃至各單位，各自為政，投資一窩蜂。
地方財政自主 投資一窩蜂
在毛澤東時代，手錶、自行車、縫紉機等產品都是緊俏貨，價高利厚。開放初期，這些都成為投資熱點，幾乎每一個中等以上城市都建立自己的工廠。這種無節制的設廠，加上國外產品的更新換代快（如機械錶被電子錶和石英錶所替代），有的工廠還沒等開工，產品的市場壽命就已經結束。今天，這三種產品的生產能力閒置已經達到90%以上。還有，世界電視機生產能力7,000萬台，其中4,000萬台生產能力在中國，而整個中國的市場容量不到2,000萬台，生產設備閒置50%以上。這些投資都是從銀行獲得的貸款，哪有指望收回？
各地大量投資的結果，電力從1983年起就嚴重不足，許多地方企業只能「開三停四」或「開四停三」。為了鼓勵建設電廠，國家提出優惠政策，保證按商定價格收購。於是，全國「黨」「政」「軍」「公」「檢」「法」一起出動，各級電力管理部門與職工更是積極，一齊向銀行貸款興建電廠。十多年後，今日中國火力發電廠年發電時數平均不到4,200小時，低於全年8,760小時的一半；「過剩」發電量的投資額，接近8,000億人民幣。這些貸款怎麼有能力對銀行還款？這就是王永慶海倉電廠落敗的背景。但是，王永慶也不必傷心，歐美多少電力公司，挾其強大的政府為後盾，想在中國電力市場大展鴻圖，結果一樣賠本收場。
投資失敗 貸款變呆帳
這個被中國學界稱為「吃完財政吃銀行」的過程，就是中國改革最輝煌的年代，也是今天多少行業破產、生產能力閒置、投資無法收回、進而導致銀行壞帳比例高達50%的根本原因。所以我們說，跟蘇聯一樣，中國式的改革開放，成長本身就是災難。
作者﹕張清溪原台大經濟系主任﹐現任台大經濟系教授。◇
有自由，才有美德
劉荻
英國作家伯吉斯的小說《發條橙》堪稱一部現代經典。它的主要內容如下：少年亞歷克斯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小流氓，他打架鬥毆、無惡不作。在他被捕後，政府採用經典條件反射技術書中稱為「路多維哥氏技術」對他進行「治療」，使他一想到暴力，就會頭痛、噁心，從此他不能作惡，只能為善。
這部小說引我們深思的一個問題是：強迫為善，是真正的善嗎？小說中的牧師面對小亞歷克斯時，表達了自己的疑問：「上帝想要甚麼呢？上帝是想要善呢，還是向善的選擇呢？」
秦暉先生曾經在文章中引用過一個「監獄寓言」：世界上最高尚的地方在哪裡？在監獄。牢門一關，那裏的罪案發生率為零，而且所有的人都在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地干活兒。如果對牧師的問題的回答是前者，那麼肯定能夠推出以上的荒唐結論：既然善行本身是最重要的，那麼監獄中的犯人和奴隸的勞動無疑是最「善」的。但想必沒有幾個人會同意這個結論。
這讓我想起了阿妮達陳研究文革紅衛兵的的著作《毛主席的孩子們》，其中一段是講「文革」前的學雷鋒運動的：學生們挖空心思地想做哪些「無名」好事才會被別人發現，日記裡該寫哪些內容，是否應該把髒衣服藏起來以免別人「做好事」替自己洗了，甚至有個學生晚上睡覺時大喊「毛主席萬歲」，以示自己做夢還不忘毛主席！這些「學雷鋒」的舉動是真善嗎？顯然不是，很多人可能會說，這是偽善。事實上，這些學雷鋒的舉動是為了爭取一個較好的政治評價，為成為「接班人」鋪路。
那麼，甚麼才是真正的善呢？讓我們再次引用牧師的話：「善心是發自內心的，六六五五三二一號（亞歷克斯在監獄中的編號）。善心是選擇出來的事物。當人不會選擇的時候，他就不再是人了。」「人選擇了惡，在某個方面也許要比被迫接受善更美妙吧。」換句話說，強迫為善，並非真善；自由選擇的善才是真正的善；有自由選擇的權利，才有真正的善。(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４日)
轉自不鏽鋼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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