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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9日訊】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那場學生運動離我們已經快14年了。
儘管由於中國當局自相矛盾地不允許談論那件事（即使贊同官方的觀點也不行），但無論如何，這近14年的“中國年鑒”每頁上都留下了1989年那50多個日夜的痕迹。從廣場上的硝煙散盡之日起，中國政治進入了“後1989時代”，其主要標誌是“穩定壓倒一切”成爲政治的第一規定性，而機會主義成爲中國意識形態的新原則。在這個“新時代”，“強制遺忘”和“拒絕遺忘”成爲走出廣場之後的當局與民主人士新的鬥爭形式。由於恐懼的力量如此強大，警察部門成爲14年來當局翦除廣場記憶唯一的手段。與此同時，自由主義散落民間，這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首先是街頭政治的某種延續和堅守，然後經過“市場經濟”的過濾，最後生長在互聯網上，一些7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也逐步彙入這種“網路自由主義‘之中。
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共十六大”的閉幕確實有一定的“歷史意義”，由於天安門事件之後上臺的領導人逐步退出政治舞臺（江的戀棧不僅僅是來自權力意識，更多來自他自己對1989年的深刻記憶），中國政治開始出現了一些走出“後1989”陰影的某種迹象。而2003年春天“兩會”的召開，似乎將把“穩定黨”（相當於“秩序黨”吧）執政的14年畫一個句號。“時勢比人強”，無論舊時代如何千方百計地想重建對歷史的控制，但到了2003年它已經是強弩之末了。
當然我們還無法評論這個“後穩定時代”。我們看不清這個“新新時代”將如何轉化它對八九的記憶，但無論如何，這仍然是胡錦濤時代必須面對的老問題。這個問題僅僅是被掩埋了14年，但當政治之犁劃開第14個春天的時候，它再次“複出”，擺在世界面前也擺在中南海的辦公臺上。對於胡錦濤來說，這不是一個令他滿意的政治遺産，但他沒有別的選擇。此外，這14年裏，在“穩定黨”的學校教育中成長起來一代“後1989的青年”，他們按“憤青”的模式茁壯成長起來了——這些剛剛砸了美國大使館然後又在網路上扔磚頭的年輕人，是穩定時代特殊的産物，他們是這14年“穩定黨”因政治恐懼的需要而刻意培養的。這是胡錦濤時代必須接受的第二大政治遺産。然後是經濟改革導致的社會不公正以及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的日益緊密的聯繫，這些變化構成“穩定党”留給胡錦濤時代的第三大政治遺産。不管出於什麽目的，以“憲法”來整合國民也許是一種理性的選擇，但我們不知道胡錦濤在這條路上能走多遠。我們清楚的是，胡錦濤時代不再是“穩定黨”時代了，雖然政治恐懼（包括這14年新累積的政治矛盾）仍然存在，但這些記憶對他們的意義和對上一代政治人物的意義是非常不同的。另外，整個民族對這個平庸的14年感到厭倦了，這似乎爲一個新的活躍的時代的到來鋪墊了社會基礎。
對於“八九一代”來說，這14年是充滿恥辱和期盼的。這恥辱也是整個民族的——一個偉大的民族不可能懷抱著孩子的屍體14年而無動於衷，但我們的民族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沒有臉紅，而那些新貴們甚至還爲自己的“政治成熟”而自謀鳴得意。“八九一代”恥辱地活著，但也活到了一個“新新時代”開始的日子（當然，有的同齡人永遠離開了），在這些日子裏我們還能夠做些什麽？我確知，這已經不在是呼籲改革家推進政治改革的時代了，正如我曾論證過的，“改革時代”已經結束了，我們進入了一個“權利時代”，一個以捍衛個體權利而不是衷情於“宏大敍事”的時代。必須爲權利而形成壓力（從權利個案開始），促成談判機制，這是中國政治真正的出路。而這些年的一些民間政治抗議活動爲此提供了一個大的社會背景。
我相信理性社會不是一個你死我活的“舊社會”，也不是一個期盼新的改革政治明星的“新社會”，而是一個談判的社會。缺乏談判的文化傳統和現實可能性並不是放棄追求談判文明的理由，而是正相反——我們必須在捍衛權利和創建“政治文明”兩方面同時開始。這不僅是我們對第14個春天（及其以後）的期望，也是幾千年之後我們可以想往的第一個春天。
2003年2月19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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