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0日訊】大紀元記者石華、李樹人編譯報導/一本即將出版的新書<<購買暴龍的牙齒>>闡述了普通大眾的錢是如何被用來在中國維持一個殘酷、危險的獨裁政權﹐又是如何起到了破坏美國的就業機會、阻礙其工業和自由發展的作用。
該書引述了多個机构的資料說明﹐中國共產党一直視宗教為對其獨裁統治的挑戰，并一直把宗教看成是危險的、無法接受的。雖然中國的憲法已明确規定，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在現實生活中，中共對每一個宗教團體都進行繁复的注冊登記，并嚴厲地監視宗教團體的活動。政府對宗教出版物的印刷及發放實施嚴厲的控制。無論哪一個宗教團體，如果政府認為該團體有試圖擺脫政府實施的嚴厲及強制性的控制的行為，馬上就會給該團體加上“從事犯罪活動”或“非法聚集”的罪名。下面是該書的一些摘錄﹕
2002年2月11日，設在華盛頓特區的“自由之家”發布了一個報告，其中分析了7份中國政府的文件。這些于1999年4月至2001年10月間下發的秘密文件，詳細記載了中國國家級、省級、以及地方級安全官員，鎮壓宗教活動的目的和所采取的行動。這些文件披露的證据的真實性是無可置疑的。這些證据顯示，正是中國政府的最高層，決意使用更加系統及更加嚴厲的刑罰，鎮壓那些未在共產党許可范圍之內的宗教活動。胡錦濤（中國國家主席）被一些中國事務觀察家視為共產党中年輕及較開明的一代領導人中的一員。但一份文件（4號文件）披露的證据顯示，胡錦濤支持對Real God教會實施的鎮壓。
宗教自由中心（自由之家）主任Nina Shea說：“這些文件披露的無可置疑的證据顯示，中國仍然決意使用極嚴厲的手段，鎮壓迫害所有共產党無法支配的宗教。正常的宗教活動在中國被視為刑事犯罪。
2003年8月8日，由于中國當局在最后時刻附加訪問條件，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一個美國聯邦机构）取消了其派代表訪問中國的計划。該委員會的一個代表團訪問香港的行程，同樣也由于中國方面的原因而未能成行。中共當局近期對類似的代表團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可能意味著，北京正在強化其反宗教的政策，同時也意味著，北京在宗教問題上正在采取一個新的立場，即反對外界關注中國宗教自由的問題。
法輪功
2001年2 月8日的《紐約時報》報道說，又有7名法輪功修煉者在被關押期間死亡，使已知的法輪功修煉者的死亡人數，上升至112人。据報道，4名法輪功修煉者死于勞教所，另有兩名修煉者，由于當局在其進行絕食抗議后，對其實施強行灌食而受傷。在中國，法輪功被政府宣布為非法組織。根据2001年6月7日法輪功發布的消息，已有234名修煉者死亡。這些修煉者或死在關押期間，或在出獄后即刻死亡。總之，這些修煉者的死因極其可疑。到目前為止，已有成千上万的法輪功修煉者曾被當局關押（關押時間不等）。与此同時，至少有一万名修煉者在被判處長期勞教后，目前正在勞教所服刑。有的修煉者被送入精神病院。目前人們并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法輪功修煉者曾被關入精神病院。另外，被關押的法輪功修煉者經常遭到酷刑折磨，以至很多人在遭受酷刑后死亡。政府對法輪功實施了大規模的、殘酷的鎮壓。其鎮壓力度之強（通過國家宣傳部門宣傳并組織群眾集會）以及波及范圍之廣，顯示了政府對法輪功采取的強烈的對抗態度。中國政府的這一做法，也使人們回想起了中國在50年代及60年代開展的毛澤東式的鎮壓運動。
到2001年9月時，除了罕見的一兩個小組外，法輪功運動在中國不得不轉入地下。中國當局除了采取殘暴的鎮壓外，還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精心策划的污蔑法輪功及其創始人李洪志的宣傳運動。与此同時，政府還極力宣傳說，在對法輪功修煉者進行再教育的過程中，法輪功修煉者得到了當局的善待。政府的這一做法旨在讓廣大民眾贊同當局對法輪功實施的鎮壓。正如“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組織所說，中國政府在其“國內的宣傳沒有意義。中國官員仍在繼續踐踏民眾在結社、集會、言論及信仰方面的自由權利。同時，民眾免于酷刑、虐待、任意遭拘禁、以及享有公平法律程序的自由也遭到了政府的踐踏。”
藏傳佛教
在遭到中共當局迫害的中國本土精神信仰組織中，法輪功無疑是最為世人所知的。但遭到迫害的并不止法輪功。在過去几年中，中國大陸的藏傳佛教及其文化受到中共嚴酷的摧殘，其信徒也淪為一系列嚴厲打擊的對象。由于鎮壓手段極其殘酷，當地百姓將中共的類似鎮壓行動稱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流亡海外的達賴喇嘛譴責中共犯下了文化群體滅絕罪。被捕、拷打、在被監禁時遭受酷刑、女尼被強奸以及偶爾有人被執行死刑，這些對于藏傳佛教僧尼來說，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了。在2001年，中共當局選定的兩名西藏地區宗教領袖，即年輕的葛瑪巴喇嘛和西宁塔爾寺方丈阿迦 （AGYA）仁波切，他們逃亡到西方自由世界。這一事件迫使中共暫時停止所有活動，對迫害運動重新進行評估。
2001年夏天，中共官員對位于四川省甘孜自治區LARUNG GAR谷的色達佛學院進行武力鎮壓。大隊軍人、武警和中共官員封閉了色達佛學院所在的山谷，開始強行拆毀上千間僧尼的住所及學院的其他建筑。佛學院內居住著約6000－7000名僧尼，約1000名漢族佛教學員和漢族佛教學者。他們全都被驅逐出佛學院，被迫流离失所。作為這一獨特的精神社區的創立者和學院的高級佛學老師，堪布晉美彭措已被抓走，目前下落不明。在TCHRD的网站上登有色達佛學院被摧毀前的照片，從中可以看出這一触動人心靈的宗教复興運動當年龐大的規模。
2003年1月26日，位于成都市的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判了藏傳佛學老師丹增德勒（TENZIN DELEK）仁波切及他的助手羅桑 通篤 （LOBSANG THONDUP）的死刑。据中共官方媒體新華社報道，宣判他們死刑的罪名是“顛覆國家統一，破坏各少數民族的團結”及“恐怖罪行”。羅桑 通篤 不久之后就被處死了。
然而， 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真正罪行好象是他在西藏東部地區向四川理塘縣 的人們施加的巨大的宗教影響和道德感召力。王力雄曾寫過一本關于西藏的書。在最近几年中，他曾數次探訪理塘地區。据他講，該地區地處深山，常年來人們遭受著中共一輪輪的迫害、貧窮和酗酒所帶來的痛苦。丹增德勒的到來，給他們“指出了一條嶄新的人生道路”。人們由此而對他尊敬有加。王力雄說：“丹增德勒為人們樹立了一個道德的表率，對當地群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正因為如此，中共認為對其政權构成了威脅”。
年幼的班禪喇嘛在西藏的地位僅次于達賴喇嘛，是當今西藏位居第二的宗教領袖。6歲時遭中共逮捕，使他成為世界上年齡最小的政治犯。自1995年遭秘密綁架至今，他一直被中共囚禁。英國作家希爾頓（Isabel Hilton）在她所寫的《尋找班禪喇嘛》一書中，在她經過考證之后，用她优美的筆触，詳盡地描述了這段离奇而又充滿了悲劇色彩的綁架事件。
天主教
在中國，每天多至1億基督教徒因為不服從政府的“禁止自由宗教集會”的禁令而時時有生命危險。臣服于羅馬教皇的天主教組織和聚會被迫走入地下，中國的主教、牧師和普通信眾經常受到騷擾、拘捕和酷刑折磨，有的甚至被公安虐殺，如河南省教父嚴維平（音譯）（Yan Weiping），1996年3月被捕后，在北京街頭被毆打至死。
据證實，至今至少有10位主教和19位牧師被監禁，還有約40名其他神職人員下落不明，當局拒絕說明他們是被拘捕還是已經死了。更多的普通信眾和他們的牧師一樣遭受同樣的命運。
來自江西的高齡81歲的Zeng Jingmu主教，繼服完三年刑期后不久，于2000年9月14日又一次被逮捕。從1955年至1995，他被關押了30年。2000年9月11日，在福建省，約有70名公安突襲了一個地下天主教牧師，82歲的Ye Gong Feng教父的家，他被公安嚴刑拷打，直至休克。
2003年2月，香港羅馬天主教領袖陳日君（Joseph Zen）說，中國大陸對天主教的迫害日益加劇，當局關閉了一所神學院，但當局卻要面對年輕一代天主教牧師，他們不會象老一代牧師那么順從。2003年5月28日，据羅馬的一位中國問題專家報導，根据已獲得的三個政府文件，北京已下令對中國的天主教徒實行更加嚴格的控制。
新教
所有新教徒也和天主教徒一樣，必須遵從“三自”原則，即不接受國外宗教組織的幫助；放棄教規、道義和宗教模式上的不同；加入“后基督教教堂”（post-denominational Christian church）并且忠誠于共產党。這個“三固定”政策要求必須在指定地點集會，必須有一個固定的職業宗教領袖，集會僅限于指定的地理區域。對于非主流新教徒團體，即那些沒有專職牧師和靠傳播福音來吸收會員的，政策規定了有效措施檢查他們吸收會員情況及允許官方對這些團體進行有效地監督。因此，許多教會嘗試著不加注冊，但一經發現，其會員和領導則會被拘捕、毆打，甚至酷刑折磨。
在河南周口地區，這种未注冊家庭教會以惊人的速度發展，但相應地，對信眾的鎮壓也愈發嚴厲。在1995年的頭10個月里，該地區的警察逮捕了200多名新教徒，他們的領袖被判以三年監禁，周口地區的福音傳播网絡与外界也有聯系，在1994年11月19日，警察的一次突襲中，152名教會領袖被捕，其中許多來自外地或外省。
1995年2月18日，公安官員突襲了廣州傳教士Li Dezian的教堂，据報導，公安用《圣經》擊打李的頭部和頸部，企圖折斷他的气管，他們用鐵棍打斷了他的肋骨，并且打傷了他的后背和腿，警察跳到他身上，猛踢他身體，直至他吐血。所有當時在教堂的100余人，全部被帶走。
人權觀察亞洲分部也報告了其他省市，如沈陽、西安、福州、桂林、天津、四川其他地區及中國南方特區深圳，對新教徒抄家、罰款和拘留事件。
2001年12月，中國根据1999年制定的反邪教法，首次判處兩名中國基督徒領袖死刑。据香港人權和民主信息中心消息，未經官方注冊的中國南方教會創始人Gong Shengliang 及其侄女Li Ying在中國中部城市湖北被判死刑，罪名是“流氓和強奸”罪。此案激起了全球人士的憤怒，2002年10月10日他們被改判終身監禁。報導此案的一名《紐約時報》記者總結道：“外交官們說他們以為中國當局希望緩解國際上的批評，特別是當江（澤民）准備在這個月晚些時候与布什總統在美國舉行峰會時。”
最近，香港公民黎廣強（Li Guangqiang）由于攜帶圣經進入中國而被逮捕，這些圣經是供給一個被禁的基督教福音團的。他被指控為犯有“利用邪教顛覆法律”罪，此罪性質嚴重，最高可判死刑。但是，為了給2002年2月21日布什總統的北京之行創造良好气氛，李只被判處兩年徒刑。据總部在香港的人權和民主團體的消息稱，另外兩名被控以同樣嚴重罪名的安徽籍人士，Wang Xuexiao和Liu Xishu，則被判重刑。
伊斯蘭教
中國大約有1700万穆斯林，但是這個數字是被低估了，實際人數還要多50％。回族是中國官方承認的穆斯林民族，大約有860万，他們從語言上和种族思想上都是和中國文化相融合的。全中國各地都有回族人士，傳統上他們沒有自己獨有的疆域。
維吾爾族是最主要的源于土耳其的穆斯林民族，是新疆的主要少數民族，人口約720万。在中國，源于土耳其的穆斯林民族總人口約1500万。回族和土耳其穆斯林与漢族有不同的淵源，這兩個民族傳統上不是盟軍。回族通常被稱為“中國穆斯林”，他們文化上与中國主流社會更接近。雖然歷史上回族与土耳其穆斯林民族沒有聯系，但回族經常充當北京和土耳其穆斯林的橋梁。盡管如此，回族在中國人的手里也受盡了种族歧視，他們已在多种場合公開表達了希望享有更多文化和宗教自由的愿望。
在新疆，由于伊斯蘭根植于當地的文化和人們認同的宗族情怀，北京把這視作是對它統治的最大威脅。結果是，新疆的清真寺和宗教學校，被視作滋養反政府情緒的溫床，被定期地關閉，宗教活動分子受到騷擾和被拘捕。
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6）新疆和全國各地一樣，清真寺被砸毀或被關閉，古老的宗教圣地被褻瀆，宗教領袖被關進監獄或被處死。八十年代，形勢稍有轉變，据加拿大研究國際發展和安全的研究員保羅-喬治（Paul George）博士說，“清真寺重新開放，或被重建，也允許中國穆斯林和其他地區的穆斯林有更多的接触，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去麥加（Mecca）參加一年一度朝圣的穆斯林由不斷增長的趨勢，這使得普通的民眾有机會了解國際伊斯蘭思想和政治發展趨勢。同樣地，國外穆斯林被允許進入中國訪問伊斯蘭聚居地，使他們更了解穆斯林大社區的現狀。”
但是，至九十年代初，清真寺的新建和重新裝修都被嚴格地控制，對清真寺以外布道活動的報道被禁止，宗教教學被禁止，只有國家宗教事務局出版的宗教書籍被允許發行。宗教活動家被開除工職，去麥加朝圣受到嚴格地控制，年齡超過50歲的人才被允許參加。
甚至，在當地流傳了一千多年的傳統的阿拉伯文經書被中文經書所代替，成千上万的傳統歷史書籍被銷毀。据美國維吾爾族協會會員對美國國會中國問題委員會（U.S. Congressional Commission on China）所作的證詞披露，維吾爾語本身在新疆大學被禁止使用。
由于對中國當局不滿，第一次暴力事件終于爆發了，這表達了當地居民對實施這些限制措施的不滿，也反映了當地社區對北京背棄本應給予更大宗教自由的做法的困惑。
“近年來新疆的穆斯林對他們的民族宗教根源意識明顯地增強，很明顯這并不能等同于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的開始，” 保羅-喬治（Paul George）博士稱，“事實上，維吾爾族應該被排除在外，他們通常不被認為是原教旨主義者，那种存在于從阿爾及利亞到阿富汗的有組織的宗教和暴力相結合的活動，在新疆是根本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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