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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麗君的鐵骨和梁朝偉的膿癤
作者﹕范英著
圖為鄧麗君臘像2002年5月在香港揭幕﹐她的母親(左)在旁邊觀看。(AFP/SCMP)
香港藝人梁朝偉近日馬不停蹄宣傳新片《英雄》。他在接受英文媒體專訪中,冒出一句﹕「我贊同這個看法,例如六四事件期間,我沒有參加遊行,因為中國政府做得對,維護穩定對每個人都好。」(I agree with the message, for example, during the June4thincident, I didn’t join in any demon strations, because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dwas right — to maintain stability which was good for everybody.)
此語面世,立即受到如潮的批評。香港人士司悚7b華一語中的﹕「梁朝偉的良心泯滅了。他之所以說這番話是因為他主演的電影正在大陸上映。」梁的經理人於張皇失措中出來「解釋」。他不能否認這一句話中明白提出的「六四事件」、「維護穩定」、「政府正確」這三處關鍵字眼;只是雲山霧罩,吞吞吐吐,甚麼「引述錯誤」呀,緣於「角色心態」呀,難免越抹越黑。
其實,你錯了就是錯了,知之為勇。大眾不是中共,不會揪住誰的辮子不放的。但就事情本身而言,確有令人警覺處﹕正義情結不死,人民良知難欺。
「情結」是甚麼?它看不到,摸不著,難以言喻。但筆者親歷的一件事,也許能說明一二。
80年代的大陸青年中,曾掀起過一陣港台歌曲熱,集中表現為「鄧麗君熱」。只是我當時年屆50,不是哼流行歌曲的歲數了。加之「何日君再來」、「夜來香」之類歌曲,幼年唱過,後來師長的教誨,中共的批判,說那是靡靡之音,頹廢之聲,我都同意。所以,我沒有聽鄧的絲毫意願,而且勸說青年「少唱為佳」,並流露出對鄧麗君輕視。
10幾年後,鄧潮已消退。但她悲慘地於旅店中去世的消息傳出後,大陸中、青年自發組織「鄧麗君紀念演唱會」,再次掀起鄧熱。在這次熱到瘋狂程度的「追星族」裏,就有一個年屆60的我——我跑遍全城書店、書亭,進門就問﹕「有鄧麗君的錄音帶嗎?」我聽呀,唱呀,含著笑聽,含著淚聽,白天我唱,夢中我哼,家人以為我中邪了!
我這個陡然轉向、「陣前倒戈」的秘密在哪裏?告訴你﹕「情結」使然。
「6.4」前幾天,我參加了支援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的遊行。「6.4」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後,我受到整肅。昭昭在目的屠城,被描繪成「維護穩定的果斷措施」。你必須按此調門表態、寫材料、喊口號……恐怖壓城,敢怒不敢言,典型的靈魂強暴!而且多年後仍翻身無望!
鄧麗君去世時,傳來她生平中的一件事﹕當她得知「6.4」屠殺消息時,立即在集會上激昂地痛斥中共惡行,並宣佈絕不到大陸去演唱!就是此事撞擊了深藏我心的情結。她不再是我漠然置之的歌女,而是我可遇不可求的知音;她不再是我想像中的嬌弱女子,而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很多平時自稱「大丈夫」的人,在屠刀血跡未乾的時候,在丁子霖等死者親人的淚水哭乾時,急不可待地去慰問他們「親愛的」屠夫!
情結的秘辛就在這裏。今次香港人見到梁的這一句話——從英語文法看,確確實實是一個句子——立即反制,足見他們的「6.4」情結同我一樣,仍然牢固盤結心中。這個情結的存在也絕不止香港人。全中國、全世界,無所不在。
說真的,對梁的此語感到不高興的,也包括中共。我們見到廣告上宣傳的一種治血壓的藥,能使高血壓變低,低血壓變高。中共則一直想發明一種「控制記憶藥」,吃了這種藥,便可一變十地記對他們「感恩戴德的事」,十變一或十變零地去記他們禍國殃民的事,包括文革災殃、「6.4」屠殺。文革博物館建立不起來,奧秘就在此;「6.4」由「暴亂」淡化為「風波」,奧秘也在這裡。幾年前,那個曾是天安門屠殺行動的主要操作人遲浩田,在美國面對記者說了「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人,只西北方有點推推擠擠」的「證詞」後,緊跟著說﹕「今後再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了。」從中透露出以許願洗刷罪行的狡猾心態,也透露出作賊心虛的內心獨白﹕「快把那樁事情忘掉吧,忘掉吧,求求啦!」人家不喜歡提哪壺,梁朝偉偏提哪一壺,怎能不落個「拍馬拍到馬蹄上」的結果呢?!
鄧麗君的鐵骨,我將永遠崇敬。而梁的此語,我則看做他身上的一個膿癤,只要接受治療,排出膿血,仍是好的肌膚,切勿諱疾忌醫。梁本人除表遺憾外,也希望事情「到此為止」,從中透出盼望公眾給點面子的悔悟信息。其實人們總是希望真正的英雄應該再完美些。梁若通過此事知道「人心不可侮,名伶當自重」的道理,並且學到虛懷若谷、日新又日新的精神,這對他未嘗不是好事。
我們期待著。◇
江澤民到底是不是「賣國」?
作者﹕曹長青
由於我寫過一篇題為「中俄簽約,莫斯科漁利」的文章,紐約新唐人電視台「透視中國」節目主持人希望我能在他們要拍制的「江澤民賣國」專題中說幾句話。我不是歷史學家,也沒對中俄邊界問題做過認真研究,因此答應採訪要求後,從書架上搬出了那套買來還沒動過的白壽彝主編的22卷本《中國通史》,做家庭作業。
這套《中國通史》的編寫者都是中國知名的歷史學教授和學者,每一卷都有幾十人參加,捲首頁都寫著「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六五期間國家重點項目(十年完成)」,應該說在史料上有一定的權威性。該書第14卷《中古時代.清時期》專列了「中俄關係」一章;該書第19卷《近代前編》專列了「俄國侵佔中國領土」一節。據這些史料記載,三百多年以來,俄國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去了中國14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相當於40個台灣。
中國領土被割去三分之一
在中國歷史上,俄國是和中國簽約最多(17個)的國家,也是奪取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在17個條約中,最重要的有4個﹕
第一個是距1989年天安門事件正好300年前簽署的中俄《尼布楚條約》(1689年)。雖然《中國通史》的作者們指出「清朝談判代表缺乏經驗……對俄國更有利」,但認為它「是中俄兩國在平等的談判基礎上所訂第一個條約」。按這個條約劃分的中俄邊界,現在黑龍江北面的10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後被俄國奪去)都是中國的領土。
該條約簽署後,兩國關係較和睦,並開展貿易,交換學者。俄國訪華學者比丘林返回後,奠定了俄國漢學的基礎;他是俄國科學院通訊院士,並是詩人普希金的朋友;普希金從他那裏瞭解了一點中國文學。另一個俄國學者庫爾德採夫則帶回了35冊的《紅樓夢》手抄本,引起了評論家別林斯基的注意並給予評論。
第二個重要條約是距毛澤東「大躍進」正好100年前簽署的中俄《璦琿條約》(1858年)。上述史料說,在鴉片戰爭爆發後第18年,「俄國乘英法聯軍進攻天津之際,用武力強迫(清朝)黑龍江將軍奕山簽署了該約。」
該條約把《尼布楚條約》規定的中國境內10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分成了三大塊,第一塊約60萬平方公里,劃入俄國版圖;第二塊,約40萬平方公里,由中俄共管;第三塊,約7萬多平方公里的「江東64屯」繼續歸清朝管轄。史料說,「清政府沒有批准這個條約,並對奕山等人予以處分。」
兩年後,中俄又簽署了《北京條約》(1860年),這是中俄之間的第三個重要條約。史料說,「俄國乘英法聯軍攻佔北京的時機」,逼迫清政府簽訂了這個條約。該約把《璦琿條約》中劃分的三大塊,第一塊和第二塊都正式劃入俄國版圖,僅留下「江東64屯」給清朝;但在1900年,俄國用武力佔領了這塊土地,把當地5,000多中國人趕入黑龍江裡殺害。這個條約使中國正式喪失了等於現在東北三省面積總和的土地。
第四個條約是距「文革」約100年前簽署的中俄《勘分西北邊界約記》(1864年)。史料說,「俄國陳兵(新疆)塔城卡外以為威脅,……清廷屈於俄國的武力威脅」被迫簽定此約,俄國把新疆塔城等西北部「約44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割佔去。
《中國通史》的結論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俄國通過不平等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和一系列勘界條約,侵佔了中國144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
也有提法說俄國割佔去中國300萬平方公里土地,那是指把俄國聳恿和支持外蒙古獨立、脫離中國(1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也算上,加上144萬,正好約300萬(相當於中國現有領土的近三分之一)。因此也有人說俄國從中國割佔了約100個台灣(台灣面積是3點6萬平方公里)。
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的立場
清王朝被推翻後,中國近代主要政治領導人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等,幾乎都對「中俄不平等條約」持不認同立場﹕
第一,蔣介石的態度﹕
曾任聯合國南斯拉夫戰犯法庭法官,最近去世的中國法學學者李浩培在他的《條約法概論》一書中,不僅強調「按照現代國際法,不平等條約是無效的」,而且介紹說,1924年中國政府和俄國謀求締結新的平等條約,其中重要條款是,「中國政府與前俄帝國政府所訂立之一切公約、條約、協議、議定書及合同等項,概行廢止。」俄國代表參加了一半會議就回國,這個條約沒有簽成。但從這個史料可以看出,中華民國政府試圖廢除以前俄國強迫清朝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後來出任中華民國領袖的蔣介石對俄國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是不認同的。
第二,毛澤東的態度﹕
毛澤東能夠打敗蔣介石,很大程度在於中共軍隊得到進入中國東北的斯大林紅軍的幫助,得到東北這個重工業基地,進而奪取了整個中國大陸。隨後不久爆發的「抗美援朝」戰爭,毛澤東更是依賴斯大林的軍事援助等。但即使在如此得益、有求於俄國的情況下,毛澤東政府和蘇聯在五十年代簽訂條約時,仍特意迴避了斯大林極力想涉及的兩國邊界問題。毛不僅是共產主義者,更是民族主義者,他強調,「新中國」不承認「舊政府」與外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1972年毛澤東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時還說:「蘇聯佔領我們的領土太多太多了,其中包括沙皇帝國和紅色蘇聯佔領的。」毛澤東在沒有實力和俄國人交涉時,把這個問題「擱置」。
毛雖然不願承認歷史上俄國的不平等條約,但毛的「新中國」出版的地圖(從建政至今都如此),卻把俄國割佔去的144萬平方公里土地劃到了中國邊界線之外,而沒有用國際慣用的虛線方式,把這些土地列為未定、爭議區;只是對俄國霸佔的那些土地上的城市,仍使用中國原有名稱標記,如海參崴、伯力、庫頁島、海蘭泡、尼布楚、雙城子、外興安嶺等,而不使用俄國人後來起的名字。
第三,鄧小平的態度﹕
據《鄧小平文選》記載,1989年5月,鄧在北京會見來訪的戈爾巴喬夫時說,「後來中蘇進行邊界談判,我們總是要求蘇聯承認沙俄同清王朝簽訂的是不平等條約,承認沙俄通過不平等條約侵害中國的歷史事實。」鄧的這番談話顯示,在他領導下的中俄邊境談判,中國政府的主要目標是要求俄國承認原來的條約是不平等的,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讓步。
江澤民一反前例,承認全部中俄條約
江澤民執政後,和俄國簽署了兩個條約,一個是1999年底和葉利欽簽的中俄邊界「議定書」。這個條約對以往俄國強迫中國簽署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一律沒有提及,等於用這個新條約方式對俄國過去割佔去的全部144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給予法律上的認可和確定。
第二個是2001年7月江澤民和普京簽的《中俄友好條約》,該條約對1999年的那個邊界條約給予認定。
海外華人提出江澤民「賣國」,主要是指這兩個條約從法律層面認可了過去俄國強加給中國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使俄國割佔去的144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再無法律交涉根據。
當然,客觀地說,由於俄國強迫清朝簽署的條約歷史已久(距今已近150年),世界上國家之間的邊界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確定,現在中國政府想要回被俄國割佔去的那些土地,可操作性很低,因為俄國人絕不可能輕易退還土地。但江澤民政府這種正式簽約、認可原來的所有不平等條約的方式,等於使今後任何一代中國人都喪失了向俄國交涉這些土地的法律根據,因為即使有一天江澤民政府垮臺了,中國出現民主政府,按照國際慣例,也得繼承這些(江澤民們簽的)條約。
蔣介石可以拒絕,毛澤東不願承認而擱置,鄧小平要據理力爭,為甚麼江澤民要一反前例,全部承認歷史上俄國強迫中國簽署的條約?在蘇聯解體、俄國國力下降,中國國力提昇的背景下,江澤民不僅可以繼續擱置這個邊界問題,而且更可以像鄧小平那樣據理力爭,起碼要求俄國承認歷史上那些條約是「不平等的」,今天中國讓步簽約承認這種歷史,俄國要給予某種形式的補償。
例如日本就採取這種方式,它向中國提供的幾百億美元低息貸款,就是為二戰侵略中國行為的一種變相補償,因為中國政府放棄了對日戰爭索賠;日本對南韓的經濟援助,也是同樣意思。最近小泉首相訪問平壤,同意向北韓提供100億美元援助,也有補償二戰侵略朝鮮的損失之意。這都是公開的秘密。
現在俄國想和中國簽署友好條約,讓中國方面用法律條約方式認可過去割佔的144萬平方公里土地,應該給予中國一定的補償。例如俄國正和中國談判,準備鋪設石油管道到大慶,向中國輸出原油,那麼俄國是否可以在管道鋪設上多承擔費用,或在原油價格上給予優惠等。但從江澤民簽的條約來看,中國人任何形式的補償都沒有得到,而且俄國人對黑龍江的兩個江心小島都不予歸還(這是中俄邊界問題中唯一沒有解決的爭端),俄國人不僅不還「西瓜」,連「芝麻」都不讓步。他們摸準了這個說到俄國「有到家的感覺」的留蘇工程師江澤民的脈搏。
江澤民政府既不在《人民日報》上登出和俄國簽署的邊界條約詳細條款,也不把這個問題交給撰寫《中國通史》的那些歷史學家和對中俄邊界問題有研究的學者公開討論;整個和俄國的邊界領土談判、簽約的過程都是秘密進行的。這種黑箱作業,本身就說明江澤民是心虛的,他恐懼這些問題全部公開,允許13億中國人自由討論,人們就會對江澤民「蓋棺論定」﹕他和俄國簽約,在本質上是「賣國」的。 ◇
2002年12月30日於紐約
(原載觀察)
注﹕新唐人「透視中國」節目組製作的「江澤民賣國」近期在新唐人電視台播出。新唐人電視網頁也可下載收視﹕www.ntdtv.com/xtr/zonghe.jsp◇
紐約時報社論批評23條立法
(中央社二十七日電)紐約時報今天批評香港和北京「第二十三條」立法計劃,並大膽宣稱,若通過這條腐蝕香港自由的法律,對香港和中國有害,更會減低北京企圖與台灣和解的可信度。
時報特地以社論警告北京,如果它硬要強行通過該法案,「中國必然蒙受很大的損失」--香港作為世界重要金融中心的地位將式微,這對大陸的經濟不利,而侵犯香港的自主權,也將貶低北京尋求與台灣和解時的誠信度。
這篇題為「香港自由遭受危害」的社論直言,人權活躍份子,任何人都會感嘆,香港當局汲汲營營想立的安全法,會威脅到港民的自由。
社論說,連香港保守的工商界都警覺,「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若成為法律,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將不保。
它說,北京領導人應體認,這將對他們自身的利益造成多大的損害,從而知過能改,設法修正或廢棄擬議當中的法案。
社論說,法案會大幅限制港民自由的原因是,該法讓政府有藉口去鎮壓凡是它認為不可接受的政治活動、異議表達、和資訊傳播。◇◇
歷史真相欄目﹕
列寧的齊人之福
程映虹
1964年四月,蘇聯當局突然關閉了英國《泰晤士報》駐莫斯科的記者站,將該報記者驅逐出境,罪名是這家報紙”污蔑了對每一個蘇維埃人來說是崇高和神聖的東西”,”它的骯髒的手指玷污了我們對蘇維埃政權之父的記憶”。蘇聯的這個突如其來的行動使得人們莫名其妙,紛紛打聽《泰晤士報》觸犯了甚麼大忌。
事情的經過是:1964年四月,《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談列寧的文章,其中提到一個和列寧關係密切的名叫印涅薩。阿曼德的女人。其實這個故事一年前就由《斯拉夫研究》披露,後來英國的《交流》又加以轉載,蘇聯並沒有有對這兩家雜誌大動干戈。而當《泰晤士報》提到這個故事並說明出自《斯拉夫研究》時,蘇聯方面終於隱忍不住,大發雷霆,把這家世界大報的記者掃地出門。蘇聯的暴跳如雷實際上適得其反,等於是大加張揚了一件本來沒有多少人關心的事。
印涅薩阿曼德1874年出生於法國巴黎,後來被在俄國給貴族教法文的姑媽領養,在俄國長大。她聰明美貌,會說五國語言,彈得一手好鋼琴。青年時代她思想激進,深受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革命小說《怎麼辦?》影響。後來她嫁了人,生了四個孩子,但對職業革命生涯的嚮往使她和丈夫最終分手,加入了布爾什維克的隊伍,之後曾多次被捕入獄。
1910年阿曼德和列寧在巴黎相遇。列寧青年時期也是個車爾尼雪夫斯基迷,所以他借用了車氏的書名作為自己最重要的文章的題目,而這個共同點成了他們之間最初的媒介。在此之前,阿曼德早就讀過列寧那篇關於如何培養職業革命家的文章《怎麼辦》,對這個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十分傾心。據他們當時的朋友、後來擔任共產國際第一任書記的巴拉巴諾夫說,阿曼德對列寧崇拜得五體投地,她的五種語言只會重複列寧的話語。而列寧也早就從俄國流亡者那裏聽說了阿曼德這個美貌能幹的女人。阿曼德身上既有法國貴族女性的高雅和教養,又有俄國女革命家的熱情、幹練和犧牲精神,難怪列寧要為之深深地著迷。
在列寧和阿曼德相遇後,他們一起在巴黎、波蘭的克拉可夫和德國的波恩之間輾轉流亡,彼此住得很近,有時就在一幢房子裡。他們常常一起散步,阿曼德既為列寧彈鋼琴,也為他做飯和縫補衣服。1912年列寧還派遣阿曼德回俄國從事秘密工作,但一踏上俄國的土地就被逮捕,後來由她當時還沒有正式離婚的丈夫保出,回到了列寧的身邊。列寧對這個女人政治上十分信任,1914年七月甚至派她作為自己的代表出席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第二國際執委會會議,使得布爾什維克的其它領導人頗為不滿。
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雅對丈夫和阿曼德之間的關係完全知曉。她比列寧年長兩歲,而且沒有子祠(我軟件中找不到這個詞),更重要的是她完沒有阿曼德身上那種令列寧著迷的氣質。然而這個女人也深受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影響,她知道當這種情況發生在革命者之間時應該怎麼辦。她幾次向列寧提出自己退出以成全他們,但列寧命令她:「不行,你必須留在這裡。」克魯普斯卡雅忠誠地執行了丈夫的命令,不但留了下來,而且始終沒有對阿曼德表現出半點醋意,在阿曼德死後甚至還寫了充滿溫馨的回憶文章。
列寧於是得以安享他的齊人之福。
列寧對阿曼德也從未放鬆過思想教育。有一次阿曼德在信中提到了「愛的自由」,說這應該作為未來理想社會的一個標準。對「自由」二字深惡痛絕的列寧立刻回了一封長信批判這個「資產階級的要求」,說阿曼德完全忘記了用階級觀點來分析愛。或許列寧批判得過於暢快淋漓以至忘乎所以,他在信中最後??竟然以正人君子的口吻質問起阿曼德來:你的「愛的自由」難道包括婚外通姦的自由嗎?可笑的是,列寧給他的情人的這封信後來竟然成了布爾什維克關於「婦女問題」的重要文件。
阿曼德死於1920年。據蘇俄女革命家柯倫泰回憶,在參加她的葬禮時,傷心過度的列寧看上去幾乎要昏厥。儘管蘇俄高層對阿曼德和列寧之間的真正關係心知肚明,但他們卻把這段私情視為國家機密,一直掩蓋了大半個世紀,甚至外國媒體一不小心有所觸及時都會大禍臨頭。只是到了九十年代,隨著蘇聯解體和蘇共檔案的公開,人們才知道原來蘇聯共產主義聖人還有過這麼一段齊人之福。
作者程映虹﹕現在美國南依利諾大學歷史系任教﹐研究興趣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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