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5年04月05日訊】接前文
五、大饑荒
1. 各種數據
紅色經濟學家、八級高幹千家駒（1909～2002），《千家駒自撰年譜》（1999）：中共內部對餓死人數有過三次統計。1963年4月統計1200萬，1964年統計1770萬，1965年統計2215.7萬。[1]
前中共中央體制改革研究所長陳一咨（1940～2014），披露調查數據：餓殍4300～4600萬；另一份提交最高領導人的則達5000～6000萬。陳一咨稱這些資料與數據絕對可靠。[2]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1998）——
中國人口總數在1959年是6.72億人，1960年為6,62億人，即減少了1000萬人，1961年比1959年減少了1300萬人，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後20‰人口淨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萬人，兩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000萬人左右。[3]
朱德祕書廖蓋隆（1918～2001）：
據統計在這期間，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達到4000萬人。[4]
2004年6月，1936年加入共黨、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1913～2014），向美國約翰遜教授提供的數據——
大躍進「平調風」、「浮誇風」，破壞了農民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預期，食品短缺，供應困難，致使3000多萬人付出生命代價。[5]
中共史家胡繩（1918～2000）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
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一千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九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6]
中共經濟學家許滌新（1906～1988）主編的《當代中國的人口》（1988）——
全國人口死亡率1960年高達25.4‰，農村地區高達28.58‰。據有關部門統計，超過20‰的有675個縣，其中超過100‰的有40個縣。……據1964年普查資料回推，1961年人口應當是64508萬，比原統計數大約減少1486萬。[7]
2005年，人口學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蔣正華（1937～ ）的最低下限：1700萬。但用他另兩套統計數據，大饑荒對全國人口的影響則為5000餘萬。[8]
國家統計局數據，1955～1963年全國人口一覽—
| 年 份 | 1955 | 1956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1962 | 1963 |
| 人口（萬） | 61465 | 62828 | 64653 | 65994 |
67207 |
66207 | 65859 | 67295 | 69172 |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彙編》，頁6。
1959～1961年淨減1348萬。再據1955～59年人口年均增長率21‰，每年應遞增1400餘萬，1961年人口應為70006萬，實僅65859萬，缺口4147萬。
全國675個縣死亡率超過20‰，其中40個縣超過100‰，河南光山、商城；貴州湄潭超出200‰。[9]
1949年前的2129年間（前180～1949），氣候導致旱澇颶疫饑等原因致死萬人以上記錄203次，死亡總數2991萬。[10]
2005年9月，中共政治局兩次討論，決定向省軍級高幹通報1959～1962年餓殍數據：1959年17省級地區522萬（城鎮95.8萬余）；1960年28個省級地區1155萬（城鎮272萬余）；1961年全國1327萬（城鎮211.7萬余）；1962年全國751.8萬（城鎮107.8萬余）；合計3755.8萬。嚴禁公開，只准有限高幹接觸原始檔案。[11]儘管1959年僅提供17省數據，總算替祖上認下這筆倒帳。
2. 人食人
1960年4月14日新華社《內部參考》，〈甘肅等地發現「吃人肉」案件十七起〉——
據甘肅、寧夏回族自治區和貴州等地11個縣市的統計，今年以來發現「吃人肉」案件17起。其中甘肅11起，寧夏、貴州各三起。在這17起案件中，慘遭殺害的有15人（內小孩13人），掘吃屍體16具。從作案的22人的身分來看，地富反壞分子11人、反動道徒2人、中農2人、貧農3人、小商1人、家庭婦女3人。
但歸因：①少數民族野蠻惡習；②迷信人肉可治病、長生不老；③一些「地富反壞」故意趁春荒煽動吃人肉，製造恐慌，藉以誣蔑社會主義制度。[12]
1998年第6期《百年潮》，前信陽專員張樹藩（1918～1993）〈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被刪去一段——
信陽五里店村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將其四五歲的弟弟殺死煮了吃了。因為父母都餓死了，只剩下這兩個孩子。女孩餓得不行，就吃弟弟。這個案子送到我這裡我很難辦。法辦吧，是生活所迫。我想了一個晚上，第二天還是把這個小女孩抓起來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來也是餓死，不如讓她進派出所，還有口吃的。[13]
張樹藩祕書余德鴻：
糧食被征購走了，秋收剛過農民就沒糧食吃。……看到兩棵榆樹被砍倒，樹皮被剝光，有人還一邊剝一邊吃。第二天到唐坡，高粱還沒有打苞，就把秫稈青的吃了。這還是秋收過後不到一個月的情況。以後的情況更慘了。不久，食堂基本都停了。到了農歷十月草根樹皮吃光了。以後就大量餓死人。我家在淮濱縣防胡，回去兩次。陰歷年前從包信到防胡九公里路邊看到六具屍體，回到離我家五公里的防胡路兩邊死人一片，100多具屍體在野外沒人埋，走到河塘兩邊的葦塘裡，又看到100多具屍體。外面傳說屍體被狗吃了，還說狗吃人吃紅了眼，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狗早被人吃光了，那時哪有狗？
……防胡西邊的劉長營村，一家姓楊的，大人死了沒抬出去，剩下三個8～12歲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屍體維持了幾個月。後來從他家裡清理出一堆人骨頭。孩子說人的腳跟和手掌最好吃。
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小隊會計余文海：
高莊生產隊的高鴻文……修鐵路去了，他老婆把三個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餓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來片去，外面的死屍有的只剩下骨頭架子了。那時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個別的。[14]
安徽省委農工部副部長、鳳陽工作組長陳振亞〈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1961年2月1日）——
……出現了人吃人的殘酷事件63起。大廟公社五一大隊陳章英和她的丈夫趙夕珍，將親生的八歲男孩小青勒死煮著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隊王蘭英不僅拾死人來家吃，還把人肉冒充豬肉賣掉二斤。[15]
鳳陽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嚴俊昌一位親戚，見有人上死人塘割死屍腿肉，她也去了。一開始有點害怕，後來就習慣了。[16]小崗村34戶175口人，死亡+逃亡，最後只剩10戶39人；餓死67人，死絕6戶。[17]
亳縣人委辦公室主任梁志遠記述（稍濃縮）——
城關公社葛魚池生產隊一個名叫實話的農民，1960年春吃了自己的侄女，因其哥嫂都餓死了，剩下一個八九歲的女兒由他收養，不久也餓死了，被其煮吃後，實話本人精神緊張，曾患病多年。
雙溝公社王閣大隊大王莊王玉珍是我親姐夫，他家七口人（其祖母1959年春餓死），1960年春第三個孩子餓死了，他與我姐把孩子夫婦煮吃了。在吃後腹瀉不止，於3月28日前後他倆與母親先後死去。他倆死後，剩下一兒一女兩個孤兒，被送進大隊孤兒院，後被我和妹妹分養成人。
魏崗公社逯樓大隊陳營生產隊馬××，喪盡天良，毫無人性，在其父親餓死後，不僅吃了父肉，並煮熟以每斤1.6元出賣。
魏崗公社張任大隊蕎莊生產隊40多戶的村莊，十多戶吃人肉，1960年春幾乎每夜有人下地扒死人，弄得好多死人戶夜間下地看墳，防人扒吃。公社也知道情況，但也無法制止。
1960 年，五馬公社李吉樓大隊劉窪底生產隊兩個孤兒——15歲男孩滿堂、12歲女孩小卞在家人餓死後，學別人吃人肉。他們準備了一條繩一條扁擔一把鐝頭，白天看準新墳，夜晚去扒屍。有時砍掉一條腿，有時砍掉兩支胳膊，用繩子捆好，小扁擔一挑，抬回家煮吃。雖經勸說，他們不聽照吃不誤，最後一回吃多了，滿堂腹瀉不止而死，其妹不敢再吃。
觀堂公社張莊張韓氏一家四口，1960年春餓死兩人之後，身邊只剩下一個女兒，經常和她爭飯，迫於饑餓人性喪失，打死了女兒煮吃。之後精神稍有失常，不斷叫喊女兒的名字。1960年張莊多戶吃人肉，半公開，誰都知道誰吃了，只是不說。
大楊公社丁固李集邵莊孫其龍，一家八口，1960年春餓死幾口後，對其中活著的一個兒子（是禿子）打死吃肉，因吃人肉引起家人腹瀉，致使全家死亡。大楊公社釣臺生產隊張秀英饑食自己孩子，不久又打死鄰家小孩，被捕後供認不諱，判處死刑，瘐斃獄中。
五馬公社黃營大隊郭橋村57歲兇犯殺死13歲男孩連臣，當夜煮食，白天在村口充豬肉出售，逮捕後承認全部事實，判處死刑，未及執行死於獄中。
1960年春，五馬公社泥店王樓村，王×氏打死爭食的十多歲女兒。不少村民扒墳食屍，一婦多次吃人肉，這天剛煮熟一盆，被村吏拿個正著，連人帶肉送到會場。批鬥還未開始，饑民聞到肉香，有人說「我來嘗嘗」，抓起一塊就吃，眾人一哄而上，搶吃一光。縣農行離休幹部王××：「我愛人在場也搶吃一塊，並說很香。」幹部們尷尬驚呆，批鬥大會不宣而散。
雙溝公社後李營生產隊，屢屢發生「吃人肉」。農民李春祥家剛煮好一盆人肉，被村幹部逮個正著，召集批鬥大會，剛端出「贓物」，饑民一哄而上，搶吃一空。幹部驚呆，只能收場。[18]
1959年冬～1960年上半年，宣城縣至少發生86起食人事件，被吃112人，其中有被殺、有食屍、有食親。[19]
1960年11月28日，河南省委書記李立呈報第一書記吳芝圃：
廣大群眾處於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絕境，骨肉不得相顧、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遺棄子女、拋屍路旁。全公社有181人因饑餓難當破壞屍體134具。
廣東鬱南縣法院布告：一老太婆割食孫子屁股，死刑。[20]
青海死人最嚴重的民和縣古鄯公社李家山大隊，食人案件33起，被吃46人，其中煮屍38具，殺死自己或別家孩子8人。[21]
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1910～1968），胡風案遭迫害，開除黨籍，發配青海師院教書，每天喝青稞糊糊。一次從上海探親回來，西寧火車站——
在檢票處的出口，一個三十歲不到的年輕人提著一個很沉的箱子，沉得讓他幾乎走不了路。在出站的時候，檢票員疑惑地看著，讓他打開箱子看一下。一個非常簡單的要求，主要是怕有什麼投機倒把的事情。誰都沒有想到，這個年輕人突然將自己手中的小票根往檢票員手中一塞，迅速地扔下手中的箱子，撒開腿瘋狂地往遠處跑去，當檢票員打開箱子，那個年輕人早就跑得無影無蹤了。大家看著箱子，裡面裝著一個餓死的人，他的右腿已經被切去了一塊。我們都驚恐地看著爸爸，問：「怎麼會切掉一塊的？」爸爸歎了一口氣說：「已經被吃掉了一部分了。」[22]
川東墊江縣一農民，「他的兒子死了，他就煮來吃了。他們生產隊有人把話傳了出來。」[23]
甘肅臨夏州委書記李磊（1918～2008），延安女幹部，因說真話淪「右傾」。1960年12月2～5日西北局蘭州會議（張仲良檢討、免職）[24]，李磊平反，回憶錄《悠悠歲月》——
不少地方發生人吃人的事件。臨夏市全市10個公社，41個生產隊，588人吃掉337具屍體。其中，僅紅臺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屍體125具、活人5名。小溝門生產隊八個作業區，有六個隊發生吃人的情況；23戶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兒女、姐妹相互殘食。有的吃剛死的人，有的吃埋了七天的人，甚至埋了一個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藏錦光生產隊，馬希順吃了病人的屍體，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員白一努先後吃掉八個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藏公社貧農社員馬阿蔔都，餓得奄奄一息時，囑咐其女馬哈素非說：「我身上的肉沒有了，我死後可把我的心挖出來吃。」馬死後，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來煮了吃了。癿藏公社團結生產隊貧農社員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歲的女兒活活吃掉，馬死後又被其妻吃掉。紅臺公社小溝門作業隊李尕六吃了自己的兩個死孩子。李尕六死後又被社員胡八吃了，胡八死後，又被蕭正志吃了。[25]
定西籍陳秉祺：
通渭的雞川公社××大隊，最後剩下的基本都是些中年女人，而這些人又都是或多或少地經過吃人肉才活下來了。有一個婦女為了保住夫家（丈夫被派到引洮工程幹活）的香火，竟用餓死的女兒的肉餵活了小兒子。[26]
甘肅安西四工農場倖存女「右派」和鳳鳴（1932～ ）：
大個子四川人朱××，此人愛好文學，手邊常有幾本小說，頗有學者風度。……朱××此時已骨瘦如柴，走路不穩，眼看有今日沒明日的了。一天，朱××端著一盆像似心肝血淋淋的一塊肉走進地窩子。同窩的人都注意看，既不像羊的也不像豬，再說在這荒野裡，又哪裡來豬羊的心肝呢？問朱××，吞吞吐吐，似乎不敢說。隊上領導得知後進行追問，朱××立即承認是從新近死了的勞教分子的胸膛裡掏出的心肝，自己準備煮熟了吃，並帶著隊上領導去看了現場。已被草草掩埋了的新近餓死者的墳塚是被扒開了，胸腔被切得一塌糊塗，血肉模糊，沒有了心肝。於是，第二天在一處打麥場上全隊開會批鬥朱××……兩天後，這個熱愛文學，但在生命垂危的日子裡，為嚴酷的饑餓所逼迫，企圖吃死人心肝的人，最終還是撒手人寰……在此期間，還發生過當醫生的鄧××死後其大腿被人煮食的事，據說吃他大腿的是個炊事員。明水分站共有三個大隊，三個大隊先後都出現了企圖吃人心肝及吃死人大腿的事件，也還發生過別的吃死人肉的事件。
1960年11月安西堿泉子勞改農場，口糧減15斤/月，「當時餓極了的幾個難友（右派）也曾把死人的屁股割下來煮熟分食——在大饑荒的年代裡，餓殍遍野，死人肉是最容易得到的。」[27]
1960年3月16日晚，四川灌縣蒲陽公社八管區三隊潘素華（41歲），其夫落水溺斃，次晨發現，潘以悲痛為名囑人淺埋，回家磨快菜刀，當晚挖墳砍下夫屍頭顱、四肢，挖出肚腹，除煮熟自食，還以熊骨出售11.75斤（1.5元/斤）。同日，灌縣崇義公社三管區二隊周玉光（女，39歲），將該隊杜之田已死兩天的兩歲小孩挖出煮食。[28]
1961年6月19日晨，四川彭水縣鳳鳴公社川間管區第二小隊文本現之子（12歲）餓死；中午文本現分解兒屍，頭顱肚腸甩進糞池，骨頭燒掉；全家四口（母、弟、侄女）下午吃腿肉，天黑吃心肝。案發，文本現被捕，以「破壞糧食罪」起訴。不久，文本現瘐斃獄中，案結。（彭水縣法院：法刑（61）304號刑事判決書）[29]
1958年冬，河南省副省長趙文甫、開封地委書記陳冰之微服私訪，進入商丘禹城杜集村，老鄉一個個嚴重浮腫。村西草窩睡著一老頭，屋裡小缸醃著肉，問什麼肉，狗肉貓肉？老人哭了：「我那孫女的肉哩！」
信陽遂平縣嵖岈山公社南堯大隊——
一家老人餓死了，只剩下兩個哥一個妹妹。晚上烤火，哥問弟：餓不餓？餓了咋辦？咱不能等死啊！兩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將小妹打死，在火裡烤著死。當家叔叔聞著烤肉味兒過來，過來一看，哥兒倆正燒妹妹的大腿撕著嚼呢，便大罵他們。他們像沒聽見，還撕著吃，把啃完的頭骨放在窗臺上。叔叔報告公安局，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來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餓死。[30]
1961年初，安徽亳縣核桃林場13個村隊543戶2387人，兩年死亡801人（包括梁志遠女兒），占總人口33.5%，死絕38戶，孤兒38人，外流死在他鄉38人，自殺2人，偷青關押致死2人，吃人肉10戶，候橋大隊孫河灘生產隊兒子吃了父親。[31]
亳縣縣委辦公室主任梁志遠：
多方面深入調查表明，亳縣農民非正常死亡率達30%以上，其他方面的損失也極其嚴重。因為口糧缺少，發生了殺親吃肉的違背人情的實例。[32]
2011年，美籍女作家依娃（1965～ ）回陜隴老家采訪大饑荒倖存者：
我采訪中的許多人親眼目睹了人吃人，吃死了的人，還有殺活人吃。甘肅省秦安縣王家村五十多歲的王老漢，將四歲孫子煮熟吃了。靜寧縣宋宏仁的堂哥在路上被人按住殺掉吃了。沒有報案、沒有記錄，家裡人連收屍都沒有去，因為根本沒有力氣走那麼多的路。有些人不忍心吃自己家的熟人，和別人家交換吃。有人當介紹人，介紹人相互吃人，從中拿好處費。……當時公社、縣委已經知道了人吃人現象的存在，他們把煮熟的人肉拿到大會會場，讓社員看，教育人們不要再吃人肉。……我調查出來的人吃人事件有49起。[33]
甘肅通渭縣，最初一家派一人去食堂打湯，湯越來越稀，還沒到家就喝了大半，全家只好各打各的，一個個擠在食堂門口守候。「即使兩口子也為爭食而鬧不和。食堂關閉之後，一人一口鍋，各煮各的菜。」通渭縣政協幹部、《通渭縣志》編者張大發：
原碧玉公社玉關大隊朱家峽生產隊朱西，明裡在草垛地埂間捕食老鼠，暗中偷食人肉，後來將一窩蜂一次煮食，中毒致死。
一個只有四口人的家，兒子已經餓死了，剩下奶奶、兒媳和一個孫女。一天孫女也死了，年輕的媽媽望著死在院中的女兒發楞——她無力哭泣，哭也沒有眼淚。就在這時，奶奶從屋裡出來，抱起孫女乾柴一般消瘦的屍體，向後院走去。過了一會，年輕的媽媽來到後院，發現孩子已經被奶奶碎屍後煮進了鍋。後來，這個煮食孫女的奶奶也沒能活下來，大概「罪孽深重」。
通渭醫生盧念祖憶述：1959年臘月，三媽帶著女兒到河溝裡刮人肉，開始還頗有收獲，後來去的人多了，一具屍體連骨帶肉割下來打平和（方言：平分）。一天，三媽煮了一條人腿，端給奄奄一息的三爸，三爸不忍吃，擺手示意端出去。三媽剛端出房門，就被幾個聞腥過來的饑民搶吃一光。不幾天，三媽失蹤了，人們在莊後地埂發現一隻女人小腳，從鞋襪上認出是三媽的。饑餓者吃不到死人，便捕食活人。隴陽公社車家岔大隊盧家莊小隊盧雄娃走親途中被饑民弄死，刮食全身肉。雞川公社某村，丈夫在外地工作，寄來幾十斤糧票，老婆買回面後，反鎖大門，數日不出，村鄰翻墻進去，幾個孩子已餓死，惟不見母親。1970年代初，真相方白，原來女人棄下兒女，背著面逃走，還沒出莊就被人殺死吃了。公安機關追查，殺人者早死，死無對證，不了了之。
隴陽公社周店大隊大灣小隊張四娃，打死12歲親生女煮食，但這家四口仍無一存活。申家山中年婦女牛某某弄死四歲親生女，碎屍煮食。
第三鋪鄉偏僻山村，一對夫婦五六個孩子，母親無奈把六歲女孩扔到野地，但看到那雙翻動的眼睛，那隻乞求的手，不忍心抱回。可抱回還是無食，為保唯一的兒子，狠心再將她扔出。女孩抓吃野草頑強活下來。另一位母親煮吃幼女，長女覺察到異樣，拽母衣襟：「媽媽，你不要吃我，等我長大了給你添炕哩！」
年底，事態更嚴重。能逃的逃、不能逃的等著死，死了還有誰掩埋他們呢？幸好冬天，屍體僵而不腐，但老鼠將屍體啃得不堪入目。
甘肅通渭一位存活農婦憶訴：
1959年11月至臘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淚。餓死老人家的，餓死婆娘的，日子過得糊裡糊塗。把人煮了吃，肉割來煮了吃……人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殺了吃的，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腫，中毒，不像人樣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娃心裡慘的，吃過就後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裡住不下去，沒人理他，嫌他髒。[34]
易子而食——
下死命令「不准外逃，堅守崗位，凡靠近鐵路一百米內的作偷越邊境論處，一律格殺勿論」，開始老百姓挖菜根，摘樹葉吃，隨後剝樹皮、挖觀音土，一時天上飛的、地上爬的，只要能果腹的任何動植物一掃而空。正是赤地千里，沒有得吃又不准走，只有坐以待斃。最先全家死光的是那些讀毛主席書、聽毛主席話的黨團員和積極分子，接著那些餓紅眼的饑民不得不把目標鎖定在「人」身上，開始吃餓殍，橫豎人已死，又沒力氣埋葬，雖然皮包骨，多少還有些油水下肚，能維持幾時算幾時。死人究竟難下咽，下面就輪到小孩了，畢竟自己親骨肉不忍下手，於是交換充饑，並以今後條件好了再養來聊以自慰。[35]
2000年8月9日通渭，新華社記者楊繼繩請老幹部座談，出席者有前縣人大主任敬根年等，幾位親歷者講述當年慘狀，並說通渭向西北局彙報的資料縮水，全縣餓死1／3，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絕，大量屍體無人掩埋。敬根年乃省冶金廳幹部，通渭工作組成員。1959年秋，他在通渭路上、田間、炕上到處見到死人，死人活人不分。當時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反而不怕，但活人要吃人。1960年2月，城關公社中林大隊王家莊有煙囪冒煙，進去一看，一個眼睛不好的女人在煮人肉。[36]
（通渭）能想的辦法都想盡了，可以吃的及不能吃的全啃了嚼了吞了。榆樹皮、楊樹皮剝光了，柳樹皮苦比黃連，也剝下磨成粉咽下去了，棉絮也扒出來吃了。一位父親帶一雙娃，最後一點可吃的東西都盡著娃吃，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點力氣。一天，整天閉眼不說話的父親歪歪斜斜撐起身，在灶膛裡點了一把火，將女兒趕出門。等女孩回來，炕上的弟弟不見了，鍋裡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白白的骨頭，她嚇壞了。幾天之後，父親又從炕上歪歪斜斜起身，這一回是幾乎爬著點火添水，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到門外大聲哀哭：「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37]
甘肅西禮縣一村民挖墳食童屍，村裡保護新墳，他便殺食一女孩。張掖火車站，有人用鞋換肉，發現人鼻人耳，向公安局報案。有時，人肉狗肉混售。[38]
1980年，三名新華社記者采訪通渭，隴陽公社王書記介紹：
三年困難時期，我家那個村裡一個不到30歲的婦女，把自己女兒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從新疆回來找女兒，村裡人都替她打掩護，瞞過去了，因為村裡吃人肉的不少。那時人餓急了、餓瘋了，提著籃子出去，看著倒在路邊的死屍上還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們去看看公社門外蹲在那裡曬太陽的人，他們中間就有一些是吃過人肉的。
這位王書記當年去了引洮工地，妻、妹、孩子全餓死，全家死了五口。[39]
四川宜賓專區高縣，鄉鎮路邊公開架大鍋煮食孩屍，圍觀者無人指責。廣西環江縣1960年餓死3萬，「不少人家絕戶，不少村莊絕村……最後竟然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公開擺賣人肉。」[40]
對於「食人犯」，鳳陽縣委書記趙玉書指令公安局：「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關死為算。嚴格保密，不得外傳。」縣公安局祕捕「食人犯」63人，關死獄中33人。[41]
1969年底，中科院學部外文所全體下放河南息縣東嶽鎮，軍宣隊號召訪貧問苦。一位房東告訴鄒荻帆「餓死人那年」如何挖死人吃，「要是你們所長馮至來，我們都會把他吃了。」馮至是個胖子。「當下我和賓宜驚愕不已，於是更能理解那一群群『拾荒隊』怎麼敢拔幹校菜地裡的菜，挖地裡的白薯，捲走草蓆子，甚至在我們遷去明港前，半夜來撬窗戶的玻璃。」[42]
一個管食堂的隊長，每次都帶回些米飯，鎖入櫃子，獨自享用。兩個兒子幾天粒米未進，嚷叫不停，父親不理，幼子活活餓死。一位姑娘餓死後，二伯父割肉煮食，許多村民看到這一幕。有些饑民到處打聽誰家最近死人，晚上刨墳掘屍，野外常見剔除皮肉的屍骨。[43]
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廳報呈省委〈西寧地區當前治安情況的報告〉：西寧市、湟中縣（郊縣）發生食人案件300多起。[44]湟中縣人吃人事件110起，漢東公社楊家灘生產隊一婦吃了九個孩子。[45]
1960年《青海日報》農村記者孫正荃（1937～ ），采訪產糧區民和縣——
我走過一個莊廓，看到大門倒在一邊，便走了進去。……院子裡不見人影，墻根邊胡亂堆了幾件家具……我高聲喊叫了一聲：有人嗎？沒有回音。我再細細一看，發現東西房的門窗大多已經東倒西斜，心頭不由一怔。老慕說過，有的人家已經死得絕種了，莫非是……我不敢往下想。我推門走進好像還有人住北房，立即聞到一股有些異樣的味道，我朝鍋臺走去，鍋裡冒著熱氣。我隨手揭開鍋蓋，眼前的一幕讓我驚呆了：分明是嬰兒的一條胳膊！……突然一個中年男子撲嗵一聲跪在了我腳邊，好像還在求我什麼，可是我怎麼也沒聽明白。我只好一遍遍地對他說，我不是縣裡的幹部，我什麼也沒有看見、我什麼也不知道……然而，我萬萬沒想到的是，這個中年男子竟然在這天夜裡投水自盡了（獲救）……全家就他命大，沒人啦。[46]
一向富庶的江蘇宜興也「人相食」，省委農工部幹部孫海光報告——
我和劉耀華同志到和橋公社，聽到有些社員談去冬今春餓死人的事情，令人痛心！這個公社今人口死亡率高達6～7%。今年春天因為死人太多，人死後連稻草也不包。高樓大隊有一戶人家一天死了兩個人，就用一副擔子把兩個死人挑出去了事。個別公社甚至發生過把丈夫、兒子害死後吃人肉解饑的事。堰頭公社大儒大隊貧農女社員孫來弟，丈夫浮腫病嚴重，不能起床。今年4月1日晚上，她用棉襖把丈夫悶死後，將內臟拿出來煮吃。銅鋒公社黃童大隊貧農社員盧洪生患浮腫病，用剪刀將兒子喉管剪斷後，也把內臟拿出來吃了。這種慘絕人寰的事當然是個別的，但人口外流、疾病、死亡棄嬰是大量的。[47]
川西農村，幾乎人人都聽說甚至見過「人相食」。這種事太損中共形象，一經查處便以政治罪判處極刑。饑民多半在死人或垂死者身上打主意，或打孩子的主意。瀘州一外地讀書學生放假回村，半夜聞到肉香，聽到咀嚼，墻縫中見父母正狼吞虎嚥，次日發現弟弟沒了，他回到學校便瘋了。青神縣天池鄉一婦女吃了自己的死孩，被發現後逼她用竹竿挑著孩子的頭遊街……
1960年11月，省公安廳、邛崍縣委聯合工作組調查道佐公社三管區——
大規模的死亡從1960年二、三月間開始，其時全管區五個食堂全部斷糧，死人之慘烈，已到活人無力掩埋死人的地步。餵牛的老年人汪齊茂、汪楊氏夫婦死後擺在床上四五天，汪齊松命三個社員將屍體埋掉，三個餓得偏偏倒倒的社員將屍體拖出來扔到一個露天空糞坑裡，直到爛成一堆白骨也未掩上。社員汪齊洪、廖文蘭（女）等六人死後，屍體扔在離馬路幾丈遠的土坡上，路上行人舉目可見，被成群的老鴉啄食一盡。三四月份，連到倉庫運口糧的勞力都難找了，幹部派工，社員說：「我都不曉得哪天死，幹一陣又怎樣，死了還不是給野狗吃？」年底工作組統計，全管區死亡262人，外逃及不明生死的數十人，尚存516人，較公社化初期（1958年11月）減少人近40%。[48]
1961年初，青海柴達木首府大柴旦文化館張姓幹部——
別人浮腫，他卻紅光滿面，但紅得不自然，讓人覺得有點可怕。他毫不隱晦地告訴我，他是靠吃人肉補充營養的……他從熟悉的醫生那裡，可以經常得到女人分娩時的胎盤，拿來洗凈煮食。這是他的養生「祕方」。[49]
直至文革，紅二代魏京生（1950～ ）下鄉，親見全村餓死的廢墟，得知人食人的真相，對中共及馬克思主義發生懷疑。[50]
1946年，蘇聯也發生「食子」。赫魯雪夫記載——
關於餓死人的信件及官方報告紛紛向我寄來。然後，人吃人的慘事開始了。我接獲一個報告說，在基輔郊外瓦西爾科沃鎮附近的一個小橋下，發現一個人頭和兩只腳底。顯然，這個屍體是被吃掉了。有許多類似事件。當時的敖德薩省委書記基裡欽科告訴我說，他到過一個集體農莊，想看看人們怎樣熬過冬天。有人要他去看一個在那裡幹活的婦女。以下就是他描寫的情況：「我看到一個可怖的景象。這個婦女正把一個親生孩子的屍體放在臺子上宰割。她邊幹邊嘮叨著說：『我們已經吃掉瑪涅奇卡（小瑪麗）。現在我們要把瓦涅奇卡（小伊凡）醃起來。這將夠我們吃一些時候。』」[51]
（未完待續）
附註：
[1] 金鐘：〈千家駒看破紅塵痛心疾首〉，《開放》（香港）2002年11月號。金鐘編：《三十年備忘錄——開放時代100篇精選（1987～2017）》，頁214。
[2] 【英】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P.272。轉引自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頁5。
[3] 楊先材主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頁608。
[4] 廖蓋隆：〈毛澤東號召「進京趕考」回眸〉，《炎黃春秋》2000年第3期，頁30。
[5] 杜潤生：《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323。
[6]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北京）1991年，頁381。
[7] 許滌新主編：《當代中國的人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88年，頁8。
[8] 楊繼繩：〈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宋永毅、丁抒編：《大躍進～大饑荒》上冊，田園書屋（香港）2009年，頁22～26。
[9] 楊子慧主編：《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改革出版社（北京）1996年，頁1521。
[10] 陳玉瓊、高健國：〈中國歷史上死亡人數一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的時間特徵〉，《大自然探索》（成都）1984年第4期，頁160～162。
[11] 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上卷，書作坊（香港）2008年，頁356。
紀新：〈張仲翰與新疆開發〉，《炎黃春秋》2015年第6期，頁59。
[12] 新華社：《內部參考》第3032期（1960年4月14日），頁25。
[13] 楊繼繩：《墓碑》上篇，天地圖書公司（香港）2010年4月第8版，頁58。
[14] 1999年9月采訪。楊繼繩：《墓碑》上篇，天地圖書公司（香港）2010年4月第8版，頁51～52、55。
[15] 金輝：〈安徽省鳳陽縣1958～1962年災難實錄〉。宋永毅、丁抒編：《大躍進～大饑荒》下冊，田園書屋（香港）2009年，頁877。
[16] 王立新：〈安徽農村改革紀實〉，伍仁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第3卷，西北大學出版社（西安）1992年，頁62～63。
[17] 丁抒：〈「三年大饑荒」中至少餓死了3000萬人〉；嚴俊昌：〈餓死人的安徽鳳陽小崗村〉；張敏：《穿牆的短波·記錄紅色中國》，溯源書社（香港）2012年，頁43、76。
[18] 梁志遠：〈亳縣「特殊案件」的記述〉，《炎黃春秋》2014年第7期，頁39～43。
[19] 宣城縣委整風辦公室：〈關於宣城縣人吃人的慘痛事件的報告〉（1961年2月9日）。熊尚廉：〈大饑荒中的宣城縣非正常死亡數字驚人〉，《炎黃春秋》2014年第12期，頁55。
[20] 楊繼繩：《墓碑》上篇，天地圖書公司（香港）2010年4月第8版，頁44、406。
[21] 尹曙生：〈公安工作「大躍進」〉，《炎黃春秋》2010年第1期，頁20。
[22] 彭小蓮：《他們的歲月》（增補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上海）2011年，頁183～184 。
[23] 張躍宏：〈從對大饑荒四川災情的揭露透視毛的絕對權力特徵〉，宋永毅、丁抒編：《大躍進～大饑荒》上冊，田園書屋（香港）2009年，頁269。
[24] 洪振快：〈有關大饑荒的新謬說——從四川官方數據看「營養性死亡」250萬人的荒謬性〉，《炎黃春秋》2014年第11期，頁17。
[25] 李磊：《悠悠歲月》，甘肅省婦聯1999年印行，頁149～150。楊繼繩：《墓碑》上篇，天地圖書公司（香港）2010年4月第8版，頁146～147。
[26] 陳秉祺：《畢業之後——上世紀六十年代一個「反動學生」的經歷》，九江文化出版公司（香港）2013年，頁24。
[27] 和鳳鳴：《經歷——我的1957年》，敦煌文藝出版社（蘭州）2001年，頁391～392、403。
[28] 灌縣縣委辦公室：〈關於兩起不正常的死亡事件給溫江地委的報告〉（1960年3月26日）。東夫：《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田園書屋（香港）2008年，頁244。
[29] 淳世華：〈彭水縣大饑荒人口非正常死亡報告〉，《炎黃春秋》2014年第9期，頁33。
[30] 任彥芳：〈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大饑荒〉，《炎黃春秋》2008年第5期，頁59～63。
[31] 梁志遠：〈亳縣反右傾和整風整社運動〉，《炎黃春秋》2009年第4期，頁34。
[32] 梁志遠：〈亳縣統購統銷反右傾的嚴重後果〉，《炎黃春秋》2003年第7期，頁27。
[33] 依娃：〈在大饑荒屍骨現場的采訪〉，《開放》（香港）2013年12月號。金鐘編：《三十年備忘錄——開放時代100篇精選（1987～2017）》，開放出版社（香港）2017年，頁196。
[34] 沙青：〈依稀大地灣〉，《十月》（北京）1988年第5期，頁16。
[35] 甘為民：〈大躍進時期甘肅省何以「易子而食」〉，《紅朝謊言錄》，博大出版社（美國）2004年，頁139。
[36] 楊繼繩：〈通渭問題〉，《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頁41～42。
[37] 沙青：〈依稀大地灣〉，《十月》（北京）1988年第5期，頁14～15。
[38] 【荷】馮客（Frank Dikotter）：《毛澤東的大饑荒》，郭文襄等譯，INK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臺灣）2012年，頁287。
[39] 胡國華等：《告別饑餓》，廣東教育出版社2008年，頁25～26。
[40] 丁抒：《人禍》，九十年代雜誌社·臻善公司（香港）1997年，頁258、263。
[41] 尹曙生：〈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記錄〉，《炎黃春秋》2009年第10期，頁63。
[42] 鄒荻帆：〈5·16部隊〉，賀黎，楊健：《無罪流放——66位知識分子五七幹校告白》，光明日報出版社（北京）1998年，頁45。
[43] 謝貴平：〈安徽無為縣的「大躍進」運動及其後果〉，《當代中國研究》（美·普林斯頓）2006年夏季號，頁126。
[44] 尹曙生：〈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記錄〉，《炎黃春秋》2009年第10期，頁63。
[45] 武文軍：〈餓魂祭：中國六十年代饑餓考〉，《蘭州學刊》2005年「學術專輯」，頁111。
[46] 張允若：《追夢與反思》，凌天出版社（香港）2013年，頁56～57。
[47] 孫海光：〈給辛、孫部長並報省委〉（1960年12月27日），楊繼繩：《墓碑》上篇，天地圖書公司（香港）2010年4月第8版，頁394。
[48] 東夫：《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田園書屋（香港）2008年，頁243、247。
[49] 毛微昭：〈柴達木啊柴達木〉，《陰晴雨雪旦復旦》，香港華泰出版社2008年，頁213。
[50] 徐文立：《我以我血薦軒轅》，勞改基金會·黑色文庫編委會（華盛頓）2001年，頁137。
[51] 《赫魯雪夫回憶錄》，張岱雲等譯，東方出版社（北京）1988年，頁334。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