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5年04月03日訊】 （大紀元記者馬尚恩洛杉磯報導）本週三（4月2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宣布了第二任期以來最重要的經濟和貿易政策：對全球貿易夥伴實施對等關稅政策，以期改變美國民眾在全球經濟增長中被日益邊緣化的處境。不過，儘管川普的新政策與其貿易夥伴相比更加友好，仍在全球範圍內引發震動。
川普為何決意改變貿易政策？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井友倫（Chris Ching）週三向大紀元記者分析了美國以往貿易政策的弊病。
川普發布「經濟獨立宣言」
白宮2日在X上公布了美國將對185個國家實施的「打折」對等關稅稅率，從10％到49％不等。新關稅將於4月9日凌晨生效。
表單中，排在第一位的中國為34%，而中國對美國的關稅為67%。
白宮明確表示，這項對等關稅是額外關稅，並不取代其它現行關稅、費用或稅收，特定條款例外。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也表示，所有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都將面臨34%新關稅，再加上川普政府幾週前宣布對中國徵收的20%芬太尼關稅稅率。
就這項新關稅而言，美國對台灣關稅32%，而台灣對美關稅為64%；對歐盟新加關稅為20%，歐盟對美關稅為39%；對日本關稅為24%，日本對美關稅為46%；對英國的新加關稅為10%，和英國對美關稅相同。正如川普所說，美國的關稅政策其實比貿易夥伴的政策要友好得多。
川普在解釋他實施新關稅政策的原因時提到：「美國已經無法生產足夠的抗生素來治療我們的病人……中國一家造船廠一年生產的船舶數量比美國所有造船廠加起來還要多」，「長期的貿易逆差不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國家的緊急狀態」。
老貿易政策危害美國社會
井友倫在書面採訪中表示，上一屆拜登政府延續的美國自由貿易，加劇了美國經濟的「全球化依附結構」，構成三大結構性風險：
第一，製造業空心化。
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PI）數據，自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以來，美國製造業失去了超過350萬個工作崗位，其中大多數流失至亞洲。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大衛·奧托（David Autor）在「中國產業衝擊」專題研究中指出，美國對中國的依賴，給本國勞動力市場造成永久性傷害，特別在製造業集中的藍領地區。
第二，社會結構分化。
國際政治經濟學者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的「全球化三難困境」（Globalization Trilemma）理論顯示，不能同時兼顧深度全球化、國家主權與民主民意。而拜登政府傾向於「管控型全球主義」，犧牲了勞工階層利益，加劇內部分化。
第三，家庭財務壓力上升。
美國中產階層的工資十餘年來無實質增長，需求端不足將長期拖慢消費與投資。服務型通脹（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由「非貿易品價格黏性」（即價格變動比較不靈活）引發。美國消費者即使使用廉價進口產品，也無助緩解整體家庭支出的結構性壓力。
關稅新政將帶來哪些巨變
井友倫從三大方面評估川普對等關稅政策對美國的意義：
首先，對等關稅政策將帶來產業鏈回流。如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理查德·鮑德溫（Richard Baldwin）指出的，「供應鏈地緣化」正在全球發生，美國必須通過政策引導實現產業韌性。
其次，這將帶來美國就業結構的重整與階層修復。依據奧肯法則（Okun’s Law）提出的「每1%的GDP增長可帶動0.3%～0.5%的就業增長」，川普第一任期曾通過「減稅+關稅」組合，恢復了製造業的樂觀情緒，提振了藍領階層的就業信心。這一政策組合在川普的第二任期還將繼續發揮巨大作用。
第三，關稅新政還將提升美國的制度性談判地位。若美國成功在科技、能源、軍工等關鍵行業建立獨立供給，將具備主導型國家（Lead Economy）話語權，擺脫WTO框架內的「沉默大國」狀態。
談到伴隨新政策而來的短期損害，井友倫表示，短期來看，金融市場波動是結構性改革常態，市場對政策的初期反應常受情緒與媒體引導，不代表長期趨勢。他說，通脹壓力屬「調整型通脹」，並非系統性危機，以成本推動型通脹模型衡量，對關鍵進口商品設限短期雖有壓力，但供給側（Supply side）改革（包括能源自給、自主晶元製造等）不久後，這一壓力即可化解。
井友倫指出，從歷史經驗看，影響重大的改革通常伴隨著陣痛。比如，1981年里根總統改革初期同樣經歷股市波動與就業調整，但最終實現了經濟長期穩定增長。
他表示，川普的《經濟獨立宣言》標誌著美國從全球化依賴體系中抽身，進入「主權型經濟國家的構建期」，該宣言並非情緒性政治表達，而是基於系統經濟理論與歷史經驗所規劃出的主權經濟藍圖。
井友倫認為，過去30年美國被全球化操控，現在必須用產業主權、談判籌碼與國內製造力重建國家根基；而川普提出的路線，是犧牲短期幻象、換取長期穩固的勇敢選擇。◇
責任編輯：嘉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