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5年04月22日訊】我是1944年出生的，1949年共產黨來的時候，我才5歲。我父親是國民黨的中將，陸軍野戰兵的一個軍長。1948年底他正在淮海打仗，隨著國民黨戰敗，去了台灣，我媽帶著我和弟弟留在了大陸。在中共眼裡，你家人去了對面，還活著，還在跟這邊作對，我們就成了板上定釘的歷史反革命家屬。
兒時的記憶
1949年1月還沒過年，北京被所謂的「和平解放」，在前門那兒搞了個進城儀式，共產黨軍隊進來，國民黨兵開出城。我那時還小，看著熱熱鬧鬧，挺亂的。
我母親是老燕京大學畢業的，學的教育學。跟她要好的北大同學都是名人，比如畫家張善子的女兒、齊白石的女兒。我媽愛唱戲，她可不是一般的票友，平時跟她走動的都是京城的名媛。
我們家住在東單一帶，就是現在的北京火車站附近。那個胡同裡住的都是國民黨將軍的家屬之類的。在我兒時的記憶中，我家的私宅有一畝多地，中間是個三層小樓，有十七間房子，和宋慶齡的故居差不多。中間有個月亮門，把園子隔成了前後院。前院住著衛兵，一個車庫，有個草坪，上面種著一顆大香椿樹，一棵梨樹，一顆海棠樹……1958年建北京站時，把我們拆遷到西邊去了。
我小學上的是美國人辦的私立基督教會學校。上教會學校的多是民國時期「遺老遺少」的孩子，像資本家呀，國民黨的後代等等。
有一天，突然來了兩個共軍幹部，帶著一個小孩，後來我們管他叫田蠻子。他們聽說教會學校辦得好，非得把孩子送這來。他們可能看不上延安或解放區那個教育，覺得太土吧。
田蠻子是個混小子，挺霸道，瞅誰不順眼就跟誰打一架，動不動就說：「要不是我爸爸（管著我）我就宰了你們！」別人都不敢惹他。他上了一個學期，就被他爸媽接走了，可能去上共產黨專門的貴族學校——十一學校、八一中學去了吧。這革命接班人的苗子，不能擱在資產階級少爺小姐堆裡，這幫人是被改造的對象。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未來的統治者，在我幼小的心靈裡留下的印象。
1949年剛開學的時候，教會學校學的還是民國的教材，《三字經》、《千字文》啊，我至今還能背誦裡面的句子：「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
記得有一次，天下著雨，我的三舅當時還是個中學生，我讓他給我畫個小狗，畫個小人，他就在我家房子的外牆上畫小狗、小人。正好碰上防敵特的巡邏隊穿著雨衣過來了，說 「哎！」把我三舅訓了一頓，凶巴巴的，把我嚇得夠嗆。我三舅帶著我趕緊跑回家去了。
還有一次，我和我弟弟跟齊阿姨的孩子逗著玩，他比我大一點，我說他「跟小狗似的」。結果被一個警察聽見了，把我和弟弟、我媽叫到派出所，問我是不是罵共產黨呢？
所以，我們這種家庭孩子的命運，從小就跟別人不一樣。幸虧我媽跟馮玉祥家的人，馮玉祥的父親、他大女兒、他嫂子、原來他手下的兵，關係非常非常好。他的小女兒，我們叫她月亮姐姐，瘦瘦高高的。馮玉祥遇難後，她和她未婚夫回國，還到我家院子裡來看看，說說話。我們家住15號，她家住12號。
還有，我姥爺是清末民初庚子賠款時期，和詹天佑一塊送出去的學童，詹天佑被派去美國，我姥爺和他弟弟去了德國。學成回國後，正好趕上洋務運動，我姥爺當上了北京電燈公司的第一任總工程師。
在中共政權建立初期，這些關係對我家多了一層保護。
鎮反運動：活得戰戰兢兢的
1950年下半年，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了。「鎮反」針對的主要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中共認為對它政權有威脅的人，包括已經投降了共產黨，甚至於後來幫中共對國民黨作戰立了功的，都毫不留情，七里咔嚓殺掉。師長以下的都懸，軍級以上的很少數人，出於統戰的需要，才得以倖免。最初中共說過很多民主政治協商的漂亮話，全都不算數了，瞬間翻臉。當時在東單等大的胡同口，三天兩頭貼出各種抓人的布告。
作為我們這些國民黨的遺留人員，整天戰戰兢兢的。我有個五姨夫，是國民黨的一個團長，他其實已經投降共軍了，跟我五姨跑到北京來，住在我家。我媽叫他們這個時期不要出去，他們沒聽，出去了，結果就在東單那邊，當街被抓住。
中共把他歸為國民黨裡有血債的，打過仗嘛，抓住後就地槍斃了。我五姨也被抓走了，她可能在國民黨軍統裡有職位，被關在北京南外城的「自新路」監獄，我媽帶我們去探視過她。後來轉到長春關押，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還關在那兒，關了30來年。
不光是軍界，國民黨北京市市長部的書記，她女兒我認識，叫林平，她爸爸的書法在北京是出了名的。有一天來人給他家捎信，說單位裡有點事，今天就不回家了。其實他家人心裡明白，那就是回不來了，槍斃了。時隔半年多毫無音信，半年後告個死訊完事。
東單那兒經常開公審大會，讓群眾去觀看。當場宣判完，開著車押赴刑場，實施槍決。
鎮反不到一年，全國大概殺了一二百萬。那時人們就明白了：共產黨要的不是民主，不是三民主義，也不是中國傳統的仁愛、禮義廉恥那一套，它要跟著蘇聯的陣營走，走的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路，是強制的無產階級專政，等於把治國綱領公開了。
什麼叫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殺雞給猴看唄。（就像《九評共產黨》裡說的，它是要讓人們對它的威懾產生一種恐懼，在它面前顫慄，從此以後它就好統治了。它是有意這樣做的。）所以從那時起，我們這些反動派家屬就成天提心吊膽，說不定哪天刀就落到自己頭上。
1950年11月23日，中國政府封了關，原來邊境沒有護照也可以來回走，到那時就全部關閉了。
三反五反：我們老是敵人那邊的
1952年，又開始三反五反運動。鬥惡霸地主，收集「民憤極大」的，像南霸天、天橋五虎啊，按照正常量刑，絕對不夠死刑，那時一槍就崩了。
什麼叫惡霸？誰定的惡霸？比如有人控訴、檢舉你，說你欺負了誰，湊夠了多少人，都這麼說，就夠惡霸了，就這麼簡單。比如咱幾個捏鼓好了想害他，咱一說，不就成了嗎？也不用什麼法理分析。在這種情況下，製造出很多冤案。
這時候我們就有感覺了：人家革命幹部、貧下中農，都是正宗的「自己人」，我們老是敵人那邊的，只要一來運動，就跟著緊張。
胡同口的小廟全拆了
「五反」裡有一條反封建迷信（中共迫害、消滅宗教信仰就是從這時開始的），從抓「一貫道」開刀，借這機會，把佛教、基督教、道教這些正教也打下去了。同時打擊教會學校，將所有外籍神職人員、傳教士驅逐出境。
我記得之前，北京幾乎每個胡同口都有一個茶館。有茶館，附近就一定有個小廟，裡面保留著小佛龕，老百姓管它叫土地廟。一片社區，比較開闊的地方就有一個大點的廟。一般供的就是觀音菩薩、如來佛。也不一定都是佛道教或基督教的，也有的是為某一位歷史人物，比如文天祥，建一個祠，它就成為當地民間集中敬香火的地方。
漢地是以佛教為主，那時在北京和天津，走到哪都是濃濃的佛教生活的味道，比現在泰國、柬埔寨的佛教氣氛還要濃，逢十五、有廟會的時候，人們就去敬香。
信佛的人分兩種：一個屬於普通勞苦大眾，整天幹活掙錢吃飯，忙忙碌碌，可他也需要到那去買香、敬佛，這種信眾最多。另外一些人生活好一點，比較鄭重其事，一般都買香袋什麼的。他們中有女士，老太太，也有年輕的，形成了一個社交圈。真正說起來，這是一個中國市民文化與宗教相互交織的社會氛圍。
為了避免教與教之間發生衝突，有天主堂的胡同，絕對不會再建別的寺廟。北京白塔寺、廣濟寺一帶有三個廟，都是佛教的，這附近絕對沒有天主教堂，離它最近的天主教堂在隔了好幾站的沙灘，道教在更遠的白雲觀那邊。這是從清朝那時沿襲下來的約定俗成的規矩，國民黨時期也沒人去觸動它。中國古代信神的時間非常長，共產黨以前的政府都不反對民間敬天敬神的祭祀活動。（政府的管理與民間的信仰是兩回事，互不干涉。）
政府不但不管，還保護呢。如果有人騷擾宗教活動，警察可得管。他認為，你連吃齋念佛的人都打擾，你一定不是良民，是壞人。
日本侵華時都不觸碰這個東西，他們要遇到宗教場所，也會合十，鞠躬施禮。
可是共產黨一進城，燒香拜佛、進教堂、誦經都成了封建迷信。街道隔三岔五的開會，反對你做這些事。我們有個街坊平先生，是個教書匠，基督教徒，他們學校就專門組織這類人學習什麼「破除迷信，移風易俗」，用無神論給人洗腦。
打那以後，我上小學的路上，再經過什麼小廟的時候，突然就見不到有老太太背著香包進去的情景了，沒人敢去了。你去了，很可能派出所或街道幹部就找上門來，組織你去派出所學習。
老百姓這麼多年的信仰，根深蒂固，拜佛的還有，變成偷偷摸摸的拜，別被街道發現。佛龕也給拿走了。1954年借著「社會主義改造建設」大潮，一下子把所有街道的小廟全拆了。
北京城裡大大小小的牌樓也都拆了，街上的招貼畫都是莫斯科之類的，當年流行「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口號。共產黨這套宣傳鼓動特厲害，它造成一種「新社會來了」的假象，把你的信念、希望全轉移到它那兒去，認為它這個比舊的那個要好，要高。國民黨就不會專門給你宣傳美國如何好，他沒有主動給全社會洗腦的這種意識。
過去中國人教育小孩子，都拿敬天信神來教育，所以人們普遍心地都比較善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講究要符合儒家的仁愛。自從宗教信仰被共產黨滅掉之後，人的精神就沒有了依託。
公私合營：只分過兩次紅，後來就沒你事了
1956年我剛上初中，中國進入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改變所有制。農村要由原來自然形成的自由經濟，變成合作社，城市要進行全社會的公私合營。我們那個教會小學也被公私合營了，與其他小學合併，名字也改了。
一上中學，政治活動就多起來，公私合營得跟著放鞭炮，跟著開各種集會，觀看控訴資本家。
民族資本家的企業全部國有化，叫作國家收買，國家只給你一部分股份，然後才允許你成為這個社會的一員。國有化是為了構成下一步計劃經濟的基礎。
那些老字號，一得閣、全聚德、同仁堂的老闆，都得上政協、北京市委去表決心。我家旁邊有兩個比較大的資本家，一個是雙和盛啤酒廠的老闆，東北人，哈爾濱的，第一個啤酒廠就是他們家的。他很聰明，乾脆說我不要了，把啤酒廠全部捐獻給國家。還有一個立升體育用品商店的王老闆，原來在天津，立升也變成國家的了。我後來跟他兒子挺熟，據說那個股份，只分過兩次紅，後來就沒你事了，也不敢言語。
原來老城區每個胡同的茶館，裡面擺一兩桌茶座，有說相聲的，說書的，唱大鼓的。供各個地方的人在這歇腳，住胡同裡的人也經常在那下棋，喝碗茶什麼的，就像這個社會的縮影，就像老舍的《茶館》裡寫的那樣。下棋喝茶得給錢，但非常便宜。人家唱戲，你願意給錢就給，不給他也沒輒，就跟張恨水寫的《啼笑姻緣》裡一樣。
公私合營後，茶館一下子砍掉大約三分之二，不讓存在了。為什麼？共產黨就怕人聚在一起，它叫你莫談國事。到1957年反右的時候，茶館基本就沒有了。原來那是私人開的，現在政府出點錢，強令沒收，把窗戶換成大玻璃，成了基層政府——居委會的辦公地點，人家跟派出所有關係，誰敢惹呀？
反右中的荒唐事
那年的春天，寒假特別長，一共放了50天，我們都挺高興。突然間開學了，發現我們那個語文老師怎麼在那兒掃地呢？一琢磨，他肯定被劃成右派了。其實他在語文教學上挺有本事的。
新一輪政治運動——反右派，疾風暴雨式地來了。前邊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號召知識分子積極為國家出謀劃策，添磚加瓦。其實共產黨就想聽好聽的，讓大家誇誇它，沒想到說著說著，提出那麼多意見，還很尖銳，最後這臉就掛不住了。後邊又來了一輪向黨交心，毛澤東把這叫「陽謀」，「引蛇出動」。
人們沒有防備，包括那些非常著名的大學者、專家權威、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在鳴放中的言論，正好成為大批判的靶子，扣帽子，打棍子，上綱上線全上來了，完全不講理，出現了很多荒唐事。
我們班有個同學，他爸爸還是赴朝的所謂「志願軍」，他媽有個兄弟也在台灣。他向黨交心說，他做了一個夢，「夢見我那個舅舅回來了。」然後他自己檢討，挖思想根源。緊跟著就被定為右派，說你整天想著國民黨哪一天回來，要反攻大陸，你這人反動透頂。他就這樣給自己找了個證據，挖了個坑，跳進去了。
各單位報右派分子的名單，要求有一定比例。人民群眾當時就是比較傻，有的人說：「嗨，不是說湊數麼，別拿這當回事」，以為就是個思想問題，教育一下就完事了。甚至有的基層小組長說：「人數還不夠啊，不成我算一個吧。」這是真事，好多人都這樣。他有一種所謂的共產主義心態，好像是別讓別人受苦吧，這事還先人後己呢。
結果到了1957年下半年，只要定了右派的，該抓的抓，該處理的處理，有流放的，有進監獄的，有在單位裡被監管的，去看大門、掃地。到1958年以後右派就變成階級異己，敵我矛盾了，「地富反壞右」黑五類裡有你一號，這帽子一輩子都摘不掉，你的孩子也被打入另冊。
無意中的一句話記入檔案
反右以後，學校和街道開始查每個人的家庭出身、階級成分，登記造冊，記入檔案，把人分成不同的階級陣營，對立的集團。1957年以前，成分不好的子女照樣能上大學；1957年以後，就要以你所處的階級地位為依據來分析你的思想狀態、決定你的命運了，一個人從生到死，一切都跟階級成分掛上了鉤。
我們學校也發了表格，我活這麼大，第一次自己填報家庭出身。
1958年我面臨初中畢業填報志願。我乒乓球打得好，在北京市少年宮、西城區隊都打過，還參加過國家集訓隊的選拔賽，高校隊的前五名裡老有我，北京高校隊老給我留個名額，讓我作為特長生跟他們到處打球。當時八一隊剛成立，在現在的國防大學裡，它也招生，教練說我的基礎沒問題，能給他們拿分，應該去。可我想的是，以後怎麼掙錢養活自己，就報考了中專。第一志願是航空工業學校，因為我特別喜歡航空，從小學到中學都參加航模表演，還在中山公園草坪上拍過紀錄片。第二志願是北京某理工類學校。
報考中專我得了年級第一，離滿分就差3、4分，但是航空工業學校沒錄取我，它屬於國防工業，我因為出身的緣故，被扒拉下去。在第二志願裡我排行最高，被錄取了。雖然我的專業高出別人一大截，但那時政治已經對位班幹部，所以只當了一個學期的軍體委員，就不讓我當了。
對我打擊最大的，是第一學期我的政治課成績居然不及格，可是五分制的卷面我明明得了四分呀。我跑去找主管政治教研室的老師，他說：「其實你自己心裡明白呀。」不管我考的如何，就按政治取向打分，非常嚴酷。從此，我的政治分每次都勉強及格，它跟配菜似的，你的政治表現加你的出身占多少分，從最高分給你扣除。所以我的基礎分天生就低。
我媽了解我從小會的東西多，鑽得深，一直告誡我：「人家能先幹的事你不能去做。」她想的深啊：你活在這世上不容易，你會碰到很多事，我保護不了你，所以你要留意，不能像別人那樣活著。我當時的想法很幼稚：把自己道德提高上來，莫談國事，夾著尾巴做人，就可以保護自己。
比如兵乓球比賽，是不是需要你去給班裡爭榮譽？我不去不行，去了盡情表現，也壞了，他認為你是別有用心。我去了也要拍馬屁啊，如果把他們都打敗了，我就完蛋了。開大會時，別看大家都喊「毛主席萬歲」，你喊的味兒可就不一樣了，最起碼我得小聲點，悠著點，我要使勁喊，人家會說我是故意想怎麼著。同樣一種表現，階級本質不同。那時我才17歲，可是平常我比別人考慮的多得多。
開會的時候，上面的人講話，我在底下渾身雞皮疙瘩就起來了，雖然沒說我，但是扎耳朵，就跟說我似的。
那時同學們都對我側目而視，沒笑臉。我們去工廠實習，工人裡有特別激進的，黨員什麼的，開小組會時就說：「你呢，家庭出身不好，在我們這要加強學習改造。」帶我那個師傅私下問我：「哎，你是國民黨中將的孩子，你見過你爸麼？」他告訴我，來的這批孩子，有五個是需要改造的，他們工人提前開小組會打招呼了。所以後來我乾脆自己直接跟工人說：我需要加強改造。
我們班團支部書記是個女孩，比我大一歲，她開始挺喜歡我。有一次晚自習，她和班主任跟我一起上樓梯，和我聊天說：「最近政治學習，你對蔣介石和杜勒斯（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有什麼看法嗎？」我說：「杜勒斯有杜勒斯的觀點，有他對整個世界的各種看法、做法吧，這是美國；蔣介石有蔣介石的看法，毛澤東還有毛澤東的看法。」
沒想到這麼一句話，給我記入了檔案，記成這樣：毛澤東有毛澤東的觀點，蔣介石有蔣介石的觀點，你有你的觀點，那你的觀點偏向哪一邊呢？啪，畫了一個問號，裡面潛台詞就多了去了。一個班主任，一個團支書，就有權力給你塞檔案，但她不告訴你，我連個防備都沒有，你問我對國際時事的看法，這話也確實是我說的（有口難辯）。後來班裡老開班會，說，大家的思想參差不齊，但你不能反動，你應該跟國家、跟政府、跟黨走。這話就是敲打我呢，我知道。
事後，那個團支部書記悄悄告訴我，給你塞檔案了，是老師出的主意，「哎，你怎麼那麼傻呢？」那老師大學畢業剛兩三年，她已經有這意識了。這些底層的黨團幹部，平時都帶有黨交辦的政治任務，腦子裡總轉著：設計一個什麼政治場景，製造一個偶像或對立面，編出點故事來，就分出敵友來了。其實她無非是想自我表現，給自己撈資本。
這事讓我特別氣憤！但我表面不能反映出來，我不吱聲。
差點成為反動學生
1958年大躍進，我們學校停課，跟著全國大煉鋼鐵。三年大饑荒來了，又跟著全國一起挨餓。那時黨也蔫了。直到1963～1964年，經濟一有好轉，共產黨馬上又折騰，狠抓階級鬥爭，什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一波接一波，進一步強行撕裂這個社會。
我們學校整班併入一所高校，那時我已是大三學生。學生裡也要求以階級劃分三六九等，我在我們班無爭議劃到最低一等，我爸還在台灣呢，我就是敵特家屬、反革命家屬，屬於敵對陣營的。在學校我基本不說話，如果非讓我說話，我就罵一罵蔣介石完事。
你說我自己找個角落呆著去吧，不行，開會你還得去，你還不能不發言，你要不發言，不整天給共產黨唱讚歌都不行；另一方面，你要不批判別人，不參與整人，你又有問題。
早期還有一些同學對我有憐憫心，後期就絕對要跟你劃清階級界限了。如果兩個人一塊走，會儘量避開你，最好是有別人在場，免得說不清楚。那時同學之間已經不敢交心了，互相防著，即使倆人關係好也那樣。
到1964年下半年，小繩越勒越緊，掀起抓反動學生。這時我再謹慎都不行了，同學裡有人專門賊著我，想聽我是不是說反動話。
那天白天我躺在床上，自言自語說一個孩子打籃球打得不錯。這時一個姓高的同學就出去了，過一會，班長來了，看了我兩眼。別的同學告訴我，高某找班長打你小報告：你瞧李北海又自個兒在那叨咕反動話呢。他想表現自己階級覺悟高：人家都沒聽出來我聽出來了。
班長把這事匯報了，系裡找我談話。其實我當時說的什麼已經不重要了，人家正在甄別反動學生，我差點就成了典型。
這次弄出一大批反動學生，比右派學生要多，都是些20齣頭的孩子。
那時候才十幾歲，心裡很難受吧？真正到那個程度，已經不是心理的事了，生理上就好像被擱在真空裡，特別憋得慌。那還能思想嗎？你要想活下去，你就別思想。有那麼幾個學生獨立思想了，有所表露，被扣上「該生長期思想反動」，開除學籍，送去勞教。
畢業前，系裡和班幹部反覆找我談話，說你現在能在這兒學習，已經是網開一面了，本來你是沒有資格完成學業的。可能因為我的專業成績太好了，我的畢業設計圖後來在中國科協的展室作為標準圖長期展出。我還做了一個小設計，是汽車上用的計程儀，當時國內的機電一體化技術還達不到，我把它寄到機械部，被認定是一個很好的設計。我把其中最先進的部分通過朋友送到德國。
可是，我在政治上的一舉一動，包括敵特家屬的身分，全都被詳細記錄，積累了厚厚一摞檔案材料。那些年我就覺著，我一直在嚴密監控下活著，一次次的緊箍咒，用得著你時還得用你，可是又拿你當異己，不知道什麼時候就突然翻臉。我只求別老這麼折騰我行不行？你說我一個小孩，在這人世間是什麼感受？那種恐懼無處不在，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頭，非常難熬，就盼著趕緊畢業。
一個等待判你死刑的地方
我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交通局，正在陪局長出差的途中，「文革」起來了。北京市各個系統下面的廠礦企業紛紛成立造反派奪了權，他們有一個聯合集中的總司令部，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叫「北京紅色造反者」。
我這種出身不好的人，沒有資格參加文化大革命，是被專政、碾壓、掃除的對象。不久，我就被造反派關入了集中營。那是1966年。
那天在單位開完會，我被押上一輛卡車，直接拉到北京北部的西三旗，北京工礦企業的黑五類集中關在那裡。周圍用鐵絲網圈起來，中間幾個帆布帳篷。往東去，是一個勞改磚廠，再往東，就是北京市勞改局了。我們這個點關了大約600多人。紅衛兵、造反派在北京大概建了五、六個這樣的點，規模都差不多。高中生裡的黑五類也有他們的集中營。
在那每天做什麼？等死啊！那兒就是一個等待判你死刑的地方。
哪個地方要搞階級鬥爭了，就把我們拽出去，像拉出頭豬，拉出條狗似的，拉到那兒去挨批鬥。鬥爭完了，死了就死了，沒死就拉回來擱著，明天再拉到別的地方。勞動人民文化宮大殿前，中山公園音樂堂的露天劇場，大學校園，都是開批鬥大會的現場。
每天誰去挨批鬥，由看守我們的造反派決定，他什麼根據都沒有，看誰不順眼，想弄誰就弄誰。比如北京航空學院來了一輛車，需要鬥幾個人。他就看看，「這個！那幾個！那誰誰誰，你，去去去！」湊一車人，每個人掛上大牌子，上邊寫著你的名字，「走！」
天天都有打死人的，有人出去就回不來了，回不來就知道已經死了。那個心，隨時都懸著，真是命懸一線的感覺。
天天都得出去挨鬥，天天挨打。捅你兩棍、踢你兩腳那是好事。即使僥倖回來了，那個工人造反派很粗魯的，他今天突然來氣了，想發洩一下，「出來，站著去！」拉出幾個站成一排，你不出去踹你兩腳。他覺著過了癮了，顯示完他掌握你的生殺大權了，拿著棍子，咣！「滾！快回去！」
陪鬥王光美，親眼看到打死人
高校系統要鬥爭王光美，找高校系統的人去陪鬥。一查，這還有一李北海哪！之前那些檔案記錄全起作用了：這樣的反動學生怎麼能讓他上大學？還能讓他畢了業！
批鬥大會在北工大的大操場舉行，開了兩個多小時，一共17個人挨鬥。搭的這盤菜裡除了走資派代表王光美，還有執行那條反動路線的幹部，如全國高校部的副部長宋碩被揪去了。還有走資派下屬教育系統裡的教師、反動學生。拽我去，是想證明我是這條線上培養出來的資本主義苗子，壞典型。
那次大會非常著名，級別非常高，是全國性的，受到最高層中央文革小組的主使。電視台都去了，錄了像。全國各地的革命造反派都來了，會場邊上插滿了旗子，什麼北航紅旗，地質學院、清華、北大、北工大、工人階級的支持隊伍等等。蒯大富、譚力夫等紅衛兵領袖也去了。
羅老師，是北工大化學分析專業的教師，被當場打死！死的時候才40歲。他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就成了教育系統暗藏的反革命，說他經常有反動言論。
打他的時候，不讓我抬頭，但我在那邊可以看到。他們把他一腳踢到台下去，叮了咣啷，上來一幫人一頓暴打。打完之後，還說他裝死，把他提起來，那時他還能站起來。接著又打了一頓，他就站不起來了，跪在那兒……慢慢就把他拖走了。後來就聽說人沒了。
非常巧，多年後我跟他兒子又認識了，一聊才知道，哦，這是當年被打死的羅老師的兒子啊！他告訴我，鬥爭他爸爸的時候，他媽只有30歲，被關在屋子裡，紅衛兵把守著。他那時很小，只有五六歲，他表弟也跟他們住在一起。當時家裡親戚沒敢告訴他們實情，過了一段才知道，人已經被打死了。
我挺皮實，也許命不該死。後來我的母校開批鬥會，又把我拽去了。那次又打死一個人，是位教語文的女老師。她離我不遠，我聽她只說了一句：「我不就是個教師嗎？」那幫人不是一下子給你致傷，是長時間慢慢折磨死的。拿著皮帶上來一撥人打，一般打個三五分鐘，打累了，又換另一撥上來接著來，一打打三四個小時。打到最後，不省人事了，他還不認為人會死，還認為是裝死呢，再踢上兩腳。最後看實在不行了，躺半天了，就拉走了。
這些人打死一個人沒有一點愧疚或懼怕嗎？他們認為這都是革命行動，表示自己對反動派恨得咬牙切齒，覺得這個人該死！就是共產黨教育出來的階級感情，階級仇恨吧。另外，他覺得自己根本沒責任，不是我打死的，他覺得跟自己沒關係。
目睹、經歷這些事，當時是什麼心情啊？待會兒沒準就輪到我啦！大難臨頭的感覺。一咬牙，等著唄，沒有太害怕。回去倒有點感覺：今兒怎麼又活下來了？沒有恐懼，就是難受：哎呦，今天又走了幾個。想想覺著，活著又有什麼勁呢？
每天他們回來了，你們也回來了，幾撥人回來了，大夥彼此都沒話說，沒什麼可說的。跟他說心裡話沒有任何意義，沒準明兒他就死了，也沒準是我，就那種狀態。
從1966年夏天8.18以後，到1967年上半年，不到一年的時間，是完完全全的紅色恐怖！（當時紅衛兵的口號就這麼提的：紅色恐怖萬歲！）
正好是從秋天過了一冬，那個帆布帳篷的地面弄了點草，弄了點席，沒有火，更沒有暖氣，就睡在地上，這麼凍著。那多冷啊。那活該，誰管你冷不冷？那時候人死了很難區分是凍死的還是打死的，也沒說病了還要就醫，對你們來說沒有這個，就沒把你們當人。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金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