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5年04月14日訊】在近現代歷史上，無論是站在世界維度，還是站在中國視野，毛澤東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龐然大「霧」。
在毛眾多的「霧」裡看花的崇拜者中，不乏世界級政要、名人，更不乏中國級名士、名流。甚至連美國拳王泰森都對毛推崇備至，並特意把毛頭像刺青在自已右臂上。
然而，在標炳史冊的民國大師群體中，卻有那麼兩位大師獨具慧眼，早早就通過毛澤東不小心露出的「狐狸尾巴」，識破了毛與中共的邪惡與妖魔本性，並與之分道揚鑣。
傅斯年：看清毛澤東的「狐狸尾巴」始於一次延安之行
傅斯年，20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人物，與另一位國學大師陳寅恪齊名，有「黃河流域第一才子」之稱。
他有激情、剛烈、嫉惡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識分子中罕見，人送「傅大炮」的稱號。
傅斯年延安之行的歷史背景是：抗戰後期，日本戰敗已成定局，國、共兩黨開始考慮架構政權問題。此時，一些中國民主同盟成員不甘寂寞，寄希望成為中國未來政府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方。因此決定前往延安說服中共。
1945年6月2日，黃炎培、章伯鈞等民盟成員拉上無黨派人士傅斯年等人，聯合致電毛澤東，提出訪問延安。兩個星期後，毛復電表示歡迎；而蔣介石也沒反對。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與黃炎培、章伯鈞等一行6人乘專機抵達延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親自到機場迎接。毛除宴請所有人之外，因他早年曾在北大做圖書管理員的緣故，特意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交談。而正是這次交談，讓傅斯年看到了毛的「狐狸尾巴」，對毛和中共有了極為清醒的認識。
7月5日，訪問團成員離開延安回到重慶。傅斯年回來後曾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數次暢談延安觀感。傅時羅說：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在同毛的談話過程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得非常熟，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不過是「宋江一流」草寇而矣。
傅斯年認為，毛和中共「只有替共產黨擴張勢力耳」。在傅看來，中共與蘇聯（共產國際）是不可分割的。
羅家倫在回憶文章中還提到這樣一件事：當傅斯年與毛漫步到禮堂，看到密密層層、各地獻給毛的錦旗時，傅斯年明褒實貶地說了一句：「堂哉皇哉！」毛對傅的弦外之音雖然有所察覺，但並沒有回應。
事實上，傅斯年一直對蘇聯和中共沒有好感。而此次延安之行，更是令他只有惡感了。
早在1932年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傅斯年就公開稱，共產黨「（中共）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他宣稱：「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因為若先向共產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腳了。」
傅斯年甚至預言：中共緊隨斯大林搞專制，因此一旦共產黨執政，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變成沙漠，等等。
不幸的是，毛和中共執政後，把傅斯年遙遙領先的預言，變成了真真切切的現實。中共實行獨裁暴政，從中共執政算起，運動連番，血雨腥風，鎮反、土改、三反、五反、肅反、大躍進、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到迫害法輪功，累計殺害八千萬中國人，五千年中華傳統文化毀滅殆盡。
當傅斯年看到許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激烈的左派分子時，十分不安。他曾與別人說過這樣的話：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
正是基於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清醒認識，傅斯年既不做共產黨的人，也不願歸共產黨管，更不願為共產黨幹。在決定命運的買鍵時刻，傅斯年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走為上」，離開大陸赴台，並出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
1950年12月，傅斯年因突發腦溢血去世。在其追悼會上，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親臨致祭，各界要人也紛紛前來告別，致祭者共計5,000多人。而輓聯、祭文、唁函唁電、紀念文章亦相當多。
「德不孤，必有鄰。」為表達對傅斯年的愛戴緬懷之情，台灣大學特將其陵墓安置在校園內，人稱「傅園」。
錢穆：看清毛澤東「狐狸尾巴」始於一張文告
錢穆，民國大師，在史學領域頗有造詣，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並稱「現代四大歷史學家」。
1949年，是民國大師群體的去留吉凶命運抉擇之年。
這年春天，錢穆到廣州華僑大學任教。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在中共的蠱惑下，選擇了留在大陸，但錢穆卻決然前往香港。原因何在？大陸《財經》雜誌一篇文章提到他的回憶錄《師友雜憶》中曾記述了其中緣由：
1949年中共軍隊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進軍，知識分子面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以研治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的孿生兄長錢基成，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他：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布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基成先生一時語塞。
那篇文告的落款是毛澤東和朱德，實正出自毛澤東之手。錢穆從文告中讀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萬有之氣，頗疑作為史學家的自己，不能被中共見容，所以轉赴香港去了。而錢基博則選擇了相信中共。兩人其後的命運自然是大相逕庭。錢穆在香港創立書院，桃李滿天下，錢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卻在1959年的學界「拔白旗」運動中被大量焚毀，最終鬱郁而亡。
善哉！一篇文告看清毛和中共，錢穆的洞察力著實令人歎服！
錢穆到香港後，創辦了新亞書院。在錢穆創辦新亞書院之初，即公開在校刊撰文，直指「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遺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事實上，新亞書院最初的老師和學生，很多是逃避中共而南下香港的年輕知識分子；當時及此後在新亞任教人文學科的學者如唐君毅、牟宗三及徐復觀等，公開反共的文字都不少。
經過艱苦努力，新亞書院越辦越大，錢穆又創辦了新亞研究所。新亞書院及研究所培養了眾多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當代歷史學家余英時，其先後任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而錢穆也在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錢穆和他創辦的新亞書院、新亞研究院，在香港傳播中華文化，與中共的外來黨文化分庭抗禮，讓中共頗為忌憚。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對錢穆展開統戰工作，授意其老師呂思勉和其侄子錢偉長給他寫信，勸他回到大陸。
眾所周知，共產黨（中共）的統戰滲透手段何其毒辣 ，甚至連宋慶齡都被拉上賊船。
然而錢穆卻在回信中說，我看見馮友蘭、朱光潛這兩位朋友，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當中被迫寫自我醜化的檢討，那樣做如同行屍走肉，喪失了人的尊嚴，這是我萬萬做不到的。
錢穆堅拒了恩師和至親的盛請，視回歸中共盤踞的大陸是行屍走肉般的畏途。但他對中華文化的摯愛，卻是深入骨髓，不忍帶進墳墓裡。他在回信中說，我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同時，錢穆繼續著書立說，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可見，他熱愛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而對毀滅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權絲毫不抱幻想。
正如傅斯年準確預言了中共執政後的社會動亂、鉗制自由、文化沙漠等國難，錢穆也預言了中共政權製造恐怖，絕不會止於十年文革浩劫，而是「後面還有更恐怖的事」。
中共的邪惡是毫無底線的。果然，文革後面「更恐怖的事」至少發生了三件：
其一，1984年的「六四「屠城事件，中共軍隊向手無寸鐵的愛國學子和市民大開殺戒，衝鋒鎗掃射，坦克軋人。
其二，1999年開始殘酷迫害法輪功。「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動用酷刑百種，直至發生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販賣牟利的驚天罪惡。
其三，2002年6月，貴州平塘縣境內，驚現一塊天然巨石，上面有每個字一尺見方，橫向排列的六個大字：「中國共產黨亡」。經三批科學家鑑定字跡，一致結論是：純粹天然！因此被稱為天書，這塊巨石又被稱為「亡共石」。說白了，這是天意的表達。這就相當於給所有中共組織成員判了死刑，都有性命之憂！這是上天對中共逆天之行招來天怒人怨的懲罰。
1965年，錢穆卸任新亞書院校長，去馬來西亞講學。兩年後，73歲的錢穆定居台北，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後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教授、故宮博物院研究員。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他在給台灣各軍官學校做巡迴演講時，毫不客氣的抨擊中共對文化的摧殘。
1986年，錢穆在文章《新春看時局》中，依然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因為這國號代表「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他更直言，此國號與共產主義不除，兩岸不能談統一。
責任編輯：金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