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5年03月05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Ronald Beaty撰文／信宇編譯）在1787—1788年紛爭不斷的辯論中，當憲法提案上的墨跡乾涸時，一批懷疑論者透過革命樂觀主義的陰霾，瞥見了一個令人擔憂的未來。這些懷疑論者現在被稱為反聯邦主義者（Anti-Federalists）。這些思想家的地位往往被聯邦主義者（Federalist）的三巨頭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55或1757—1804）、詹姆士‧麥迪遜（James Madison，1751-1836）和約翰‧傑伊（John Jay，1745—1829）所取代，他們預見到中央集權很容易越界膨脹，產生一個官僚機構，使其所承諾保護的自由相形見絀。2025年的今天，他們的預見仍在困擾著我們。通過保守主義的視角，如植根於有限政府、個人主權和地方問責制等的眾多理念，反聯邦主義者（Anti-Federalists）的警告揭示了主導現代美國的龐大的行政國家體系。他們的洞見曾被視為危言聳聽，如今我們卻必須進行反思：我們是否已經建立了他們所擔心的龐然大物利維坦（leviathan，一種象徵邪惡的海怪），我們還能拆除它嗎？
來自邊緣的聲音
反聯邦主義者並非鐵板一塊。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雷霆萬鈞地反對暴政，喬治‧梅森（George Mason）堅持《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然而布魯圖斯（Brutus）、聯邦農夫（Federal Farmer）和卡托（Cato）等鮮為人知的人物對中央集權的軌跡進行了外科手術式的批判。事實上，這些化名已經掩蓋了他們的智慧和原則。布魯圖斯可能是紐約的羅伯特‧耶茨（Robert Yates），他在1787年警告說，《憲法》中的「必要和適當」（necessary and proper）的彈性條款是一個潘多拉的盒子，它賦予了國會催生執法者軍隊的自由。聯邦農夫（可能是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設想，一個與共和理念相距甚遠的共和國將依賴於「眾多軍官」（numerous train of officers），從而削弱小規模治理的公民親和力。卡托（可能是喬治‧克林頓州長）則預見到，精英骨幹將揮舞行政力量鞏固其統治地位。
這些人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珍視秩序，但不信任權力的集中。他們從羅馬的衰落和英國帝國的過度擴張中汲取教訓，認為權力一旦集中，就會不可阻擋地膨脹，而這往往是通過非民選的手。雖然他們在1788年的辯論中失敗了，但他們的邏輯並沒有消聲匿跡，而只是推遲了對它的證明。
行政國家：現代回聲
時至2025年，反聯邦主義者的噩夢成為現實。從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簡稱IRS）到環保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簡稱EPA），聯邦官僚機構（不包括承包商）的人數超過200萬，發布的規則在範圍和影響上與國會不相上下。《聯邦法規法典》（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長達18萬頁，如同一座迷宮，讓憲法簡明扼要的框架相形見絀。這不是經過選民同意的治理方式，而是由技術官僚執行的、與投票箱隔絕的統治模式。布魯圖斯的彈性條款在機構自由裁量權中找到了繼承者，讓人想到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簡稱FDA）的全面授權或菸酒槍枝管理局（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Firearms and Explosives，簡稱ATF）不斷變化的槍枝管理規定。聯邦農夫所擔心的「眾多軍官」在國土安全部的24萬名雇員中蓬勃發展，而卡托提到的精英階層則在企業套房和監管職位之間的旋轉門中得到印證。
長期擁護有限政府的保守派認為這是對第一原則的背叛。憲法是一份列舉權力的契約，而不是一張行政擴張的空白支票。然而，由於進步主義的熱情、新政的野心、「偉大社會」（the Great Society）的影響，20世紀將這個契約延伸得面目全非。如今，各機構不僅要執行法律，還要制定法律、評判法律、懲罰違法行為，將三權分立變成了不負責任的單打獨鬥。這並非誇誇其談：最高法院的「雪佛龍優先權雪佛龍遵從原則」（Chevron deference）（直到最近）讓各機構解釋含糊不清的法規，實際上等同於華盛頓特區的密室立法。
咄咄逼人的保守派批評
從保守派的角度來看，這種官僚主義的越權行為觸犯了三個核心原則：主權（sovereignty）、問責制（accountability）和輔助性（subsidiarity）。首先，主權在民，而非民選官員。當環保局對農民如何挖溝都要發號施令，或國稅局在審計當中熱衷於各種算法時，個體機構就會受到侵蝕，取而代之的是與自治背道而馳的自上而下的法令。其次，問責制要求權力對被管理者負責。然而，機構負責人往往是事業狂或各行業轉型為管理者的人，他們不用面對選民；他們所制定的規則繞過了國會眾多的民主討論程序。第三，輔助性原則——即決定權屬於最基層的地方主管機構——隨著各州各鎮在從教育到排放等一切問題上屈從於聯邦的命令，已變得支離破碎。
這不僅僅是對過去簡單生活的懷念。行政國家的複雜性——被進步人士稱讚為抵禦現代困境的堡壘——成為了其自身合理存在的理由，使之成為了一台自我運轉的機器。保守派認為這與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相似：官僚機構不斷擴張，以填滿所分配的空間，然後要求更多。結果呢？政府變得過於龐大，以至於它所聲稱要服務的公民已經無法掌握，就更不用說制衡了。
平衡：聯邦主義者的反駁
公平迫使我們向聯邦主義者點頭致意。麥迪遜在1788年認為，一個強大的聯盟可以馴服派系主義（factionalism）；漢密爾頓則認為中央集權的行政機構充滿活力。今天，他們的繼承者是行政國家的捍衛者，他們認為行政國家能解決對各州而言過於重大的問題：氣候變化、流行病、企業過剩等。如果沒有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數據或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監督，可能會出現混亂。這並非無稽之談；在全球化時代，一個碎片化的國家可能會搖搖欲墜。
然而，反聯邦主義者會反駁：效率不是自由。一個能夠駕馭危機的政府也能夠駕馭我們。聯邦主義者相信制度上的制約，相信國會、法院、選舉等能夠遏制過度行為。但當行政機構凌駕於這些制衡力量，集立法、行政和司法於一身時，天平就會向暴政傾斜。保守派並不否認治理的必要性；他們質疑的是誰在治理，以及對他們的監督有多嚴厲。
前進之路：重塑共和國
反聯邦主義者不只是指出問題，他們還暗示了保守派可以完善的補救措施。首先，重申立法至上。國會必須收回其立法權，精確地縮小機構授權範圍，不再有「必要且適當」的模糊性。「日落條款」（Sunset Clause）可以迫使法規過期，除非由選舉產生的人進行更新，從而整頓官僚主義叢生的狀況。第二，賦予各州權力。聯邦制並非一塊陳舊老派的磚板，而是一道防火牆。將教育或土地使用等權力下放給與選民同呼吸共命運的州長和立法機構。第三，利用技術提高透明度。區塊鏈引導的規則制定或人工智能驅動的機構預算審計可以揭露浪費和越權行為，將控制工具轉變為問責工具。
這些都不是烏托邦式的解決方案，而是切實可行的重啟方式，呼應了反聯邦主義者對接近民眾和限制權力過大的呼籲。批評者會大叫信息堵塞或效率低下。保守派的回答是：一個緩慢但自由的政府總比一個迅速卻不受約束的政府要更好。
2025年及以後的利害關係
在2025年，行政國家不是什麼黨派的妖魔，而是一場結構性危機。自里根前總統提出「最可怕的九個字」（即「I’m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m here to help」/「我來自政府，我是來幫忙的」）以來，保守派就對中央集權心存戒備，他們在反聯邦主義者那裡找到了歷史盟友。反聯邦主義者的警告之所以能在今天引起共鳴，並不是因為他們是無懈可擊的——君主制並沒有捲土重來，而是因為他們抓住了權力的本質：如果不加以限制，權力就會膨脹。
展望2025年，利害關係會更加尖銳。一個超級數字化的官僚機構，即人工智能執法者、無人機監管者、企業與機構的混合體，這可能使公民僅僅成為聯邦算法中的數據點。或者，我們可以聽從布魯圖斯、聯邦農夫和卡托的意見，建立一個權力保持緊密、清晰和連鎖的共和國。「真正清晰歷史」（Real Clear History）的忠實讀者們在這樣的思考中茁壯成長，將過去的洞察力與現在的危險聯繫起來。反聯邦主義者輸掉了當年的戰鬥，但給我們留下了他們的地圖。現在是我們遵循它的時候了——不是要解散政府，而是要救贖政府。
本文刊自「真實清晰在線」（RealClearWire）網站。
作者簡介：
羅納德‧貝蒂（Ronald Beaty）曾任馬薩諸塞州巴恩斯特布爾縣（Barnstable County）專員，是該縣知名的海洋生態名勝半島鱈魚角（Cape Cod）的終身居民。
原文：The Anti-Federalists’ Warning for Today’s Bureaucratic Leviathan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