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5年03月26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Holly Jean Soto撰文／信宇編譯）「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經典故事似乎從未過時。近日，總部位於英國牛津（Oxford）的國際非政府慈善組織樂施會（Oxfam）發布了題為「索取者而非創造者：殖民主義不公正的貧窮和不勞而獲的財富」（Takers, Not Makers: The unjust poverty and unearned wealth of colonialism, 2025）的報告，為億萬富翁財富暴漲而窮人卻越來越窮的觀點火上澆油。
報告聲稱，自1990年以來，貧困水平幾乎沒有變化，60%的億萬富翁財富是通過「掠取」（taken）獲得的，而不是付出勞動賺來的。報告還認為，最富有的人必須通過包括繳納重稅在內的各種手段來承擔「經濟正義」（economic justice）的代價。這種論調並不新鮮，它是建立在零和謬誤（the zero-sum fallacy）的基礎之上，即假定一個人的財富必須以另一個人的財富為代價，而忽視了經濟增長會也令每個人的財富實現增長這個現實。
儘管人們普遍認為富人越來越富，而窮人越來越窮，然而這種說法不僅在經濟上是錯誤的，在事實上也是不正確的。利用總部位於弗吉尼亞州的（喬治‧梅森大學）梅卡圖斯中心（The Mercatus Center）的工作文件《美國的收入不平等現象》（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2018）中的數據，我們可以證明不平等數據存在的缺陷如何經常誇大問題，探討為什麼窮人越來越窮的說法是不準確的。我們還可以通過數據解釋為什麼圍繞對富人的怨恨和嫉妒制定政策的做法弊大於利，以及為什麼真正的解決方案在於通過私營部門提供更多的機會，而不是依靠政府干預來解決不平等的根源。
了解不平等數據：統計方法問題和遺漏之處
在研究收入不平等問題時，首先要注意的是，由於統計方法存在缺陷，研究結果往往會誇大存在的差距。作為兩個主要數據來源的納稅記錄和家庭調查都有局限性。納稅記錄能準確捕捉到高收入者，但卻漏掉了不納稅的低收入者；而家庭調查則少報了高收入者的實際收入，從而扭曲了對於不平等的估計。此外，許多研究忽略了社會保障金、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收入所得稅抵免（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簡稱EITC）等政府轉移支付，而這些都大大減少了不平等現象。作為讀者，我們應注意這些統計方法的問題和政府的轉移支付，避免被不完整或誇大的不平等敘述所誤導。
不平等研究的另一個缺陷是忽略了非工資報酬，如醫療保險、退休福利和獎金等。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自1950年以來，非工資報酬大幅增長，從原來的僅占雇員報酬總額的5%增長到近20%。由於許多低收入工人的大部分收入來自於福利而非工資，因此不統計這些福利數據，就等於沒有考慮這些福利為勞動者帶來的財務支持和經濟福利。此外，如果將社會保障金、聯邦醫療保險和稅收抵免等政府福利計算在內，測算的收入差距將縮小約11個百分點。至少在短期內，再分配大大減少了不平等現象。如果再將非工資報酬和其它政府福利納入不平等研究，測算出的差距可能會進一步縮小，從而提供更全面、更準確的收入分配情況。
揭穿神話：為什麼窮人越來越窮的說法與事實不符？
收入不平等問題看似加劇的一個主要原因並不僅僅是富人賺得更多，而是因為家庭規模和婚姻模式發生了重大的文化轉變，這影響了人們衡量不平等的方式。過去，多收入者組成的大家庭有助於平衡收入差距；而如今，結婚的人越來越少，獨居的人越來越多，單親家庭也越來越多。因此，越來越多的家庭依靠單一收入而不是綜合收入，這使得即使個人工資保持穩定，家庭收入也顯得較低，如下表所示。
此外，高收入者越來越多地相互結婚，這種趨勢被稱為同類婚配（assortative mating），而低收入者則更有可能保持單身或與同樣收入較低的人結婚。這使得財富集中在高收入夫婦中，使家庭層面的不平等看起來比實際情況更大。如果家庭規模是我們衡量不平等的主要方法之一，那麼自然而然，數據會讓人覺得不平等現象急劇上升，而實際上，家庭結構的變化正反映了這一點。這並不總是「富人只是賺得更多」這麼簡單。要真正理解不平等，我們必須研究是如何得出這些數據的，以及是哪些社會變化影響了這些數據，而不是假設貧富差距的擴大純粹是因為工資收入的差異。
這就引出了造成工資收入差距的最大因素之一：教育和技能水平。如下表顯示，雖然所有工人的工資都有所增長，但收入最高者的工資增幅要大得多。工資分布曲線的右側（代表高收入者）在2016年發生了顯著變化，凸顯出高收入者的工資增長遠高於低收入者。即使在教育水平較低的工人中，工資仍然有所增長，但增長幅度遠不及擁有高級學位和專業技能的工人。這進一步說明，教育和技能水平——而不僅僅是收入差距——是不平等的主要驅動因素，因為在當今的經濟中，高技能工人得到了回報，而低技能工作的價值已經降低。
如上文所示，梅卡圖斯中心的文件《美國的收入不平等現象》提供了明確的證據，表明富人和窮人都在變得更富有，只是致富的速度不同而已，因此，在更廣泛的收入不平等問題的討論中，理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至關重要。隨著對高技能勞動力需求的增長，大學畢業生和專業工人的工資增長明顯高於沒有學位的人。這證明，收入不平等的擴大並不是因為窮人的收入減少了，而是由於教育和專業技能的回報率越來越高，高收入者的財富積累速度越來越快。與其問我們如何才能取之於富人，用之於窮人，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加快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長，以對應高收入者更快的收入增長，這將是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問題。
懲罰富人無法解決不平等問題，增加經濟機會才是解決之道
如果教育和技能水平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那麼解決的重點就應該是提供更多的機會，而不是通過強制再分配來懲罰成功者。「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流言，在《索取者而非創造者》等報告的推波助瀾下，過度簡化了不平等現象，助長了以怨恨為基礎的政策，而非真正的解決方案。正如梅卡圖斯中心的工作文件所顯示的那樣，不平等現象經常被歪曲，高收入者的工資增長較快是由於教育和技能的差異，而不是因為窮人越來越窮。通過重稅和再分配來詆毀高收入者的政策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不平等問題，往往弊大於利。
真正的解決辦法在於私營部門所提供的機會，而不是政府的干預。自由市場的經濟流動方式強調在不依賴政府的情況下發展技能和教育，因為自給自足才能帶來持久繁榮，而不是靠政府的再分配。政府項目會產生依賴性，而市場導向的解決方案則使個人有能力通過機會和努力提高收入潛力。雖然企業、慈善機構和職業院校已經提供教育和勞動力發展服務，然而擴大這些計劃的成本仍然是一個障礙。建立正確的激勵機制，如減少監管負擔和提供稅收優惠，可使企業更容易、更經濟高效地擴大技能培訓和學費補助計劃。我們必須優先考慮鼓勵私人投資勞動力發展的政策，為低收入者提供獲得技能、提升收入水平和縮小不平等差距等多種途徑，而不是將重點放在政府再分配上。
反對不平等不是為了防止富人暴富，而是為了確保所有勞動者，無論收入水平如何，都有機會茁壯成長。當政策的制定是出於怨恨而不是為所有人提供機會時，它們就會阻礙進步，而不是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與其把重點放在提高稅收和政府再分配上，不如把重點放在增強個人能力上，讓他們獲得在不斷變化的經濟中競爭所需的技能。我們的目標不是打垮富人，而是通過建立一個獎勵勤奮工作、培養技能和為所有人提供經濟機會的體系，從而提升底層民眾的生活水平。
本文刊自總部位於馬薩諸塞州的智庫“美國經濟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簡稱AIER）的網站。
作者簡介：
霍莉‧珍‧索托（Holly Jean Soto）是一名經濟學家，也是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非營利組織「自由女士聯盟」（Ladies of Liberty Alliance）的運營總監。「自由女士聯盟」致力於傳播個人自由和自由市場理念。
原文：The Never-Ending Myth of the ‘Rich Getting Richer’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