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5年03月15日訊】近年來，美國深陷芬太尼引發的毒品危機。根據美國疾控中心（CDC）2023年資料，全美藥物過量致死人數連續三年突破10萬大關，其中合成阿片類藥物占比高達68%。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2023年6月的報告，全球60%的毒品產量被美國吸納。這一龐大市場吸引了來自中國、墨西哥、加拿大的毒品供應鏈。
3月4日，中美關稅戰再度升溫，川普對中國商品額外加徵10%的關稅，達到20%，以懲罰中共沒有阻止芬太尼毒品輸入美國。這是川普重返白宮以來，針對這一問題的第二次加稅。
然而，美國毒品危機不僅僅是外部輸入的問題，更深層的原因還在於美國自身龐大的毒品市場和寬鬆的毒品政策。美國若想真正走出毒品泥潭，必須內外兼治，不但要堵住國際毒源，還需解決國內毒品需求與政策傾向的根源性問題。
一、芬太尼的國際供應鏈
芬太尼作為一種強效合成阿片類藥物，其效力是海洛因的50倍、嗎啡的100倍，僅2毫克劑量的芬太尼（大約相當於鉛筆尖的大小）就可能致命。由於成本低廉、易於生產和走私，芬太尼迅速在美國毒品市場上氾濫，導致吸毒過量死亡人數激增。
芬太尼的生產與販運呈現高度國際化的特點。中國、墨西哥和加拿大在這一供應鏈中各司其職，共同構成了美國毒品危機的外部根源。
白宮2月1日發布的聲明顯示，2024財年，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在邊界共查獲超過2.1萬磅的芬太尼，足以殺死超過40億人。
同一天，川普總統簽署一項命令，決定對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的商品徵收25%的關稅、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加徵10%的關稅。以懲戒這三個國家未能阻止非法移民和非法毒品湧入美國。截至目前，這一關稅只對中國生效，由於加墨兩國在禁毒問題上執行了一定程度的配合，川普延後了這兩國的關稅。最新消息顯示，由於川普對加墨兩國堵截毒品的努力不夠滿意，關稅可能會在4月初落地。
中國：芬太尼前體供應的源頭
中國是芬太尼前體化學品的主要生產國。據美國調查記者韋斯特霍夫（Ben Westhoff）2019年出版的《芬太尼公司》（Fentanyl, Inc.）一書中披露，自2018年起，中共就用稅收優惠、贊助等補貼方式，鼓勵化學公司、實驗室非法製造至少17種合成毒品（包括14種芬太尼或類似物）及製作這類毒品的前體物質，走私到美國、墨西哥、澳洲、英國、德國等國。這些毒品物質在網路或社群平台就可輕易買得到。
根據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CRS）的報告，在2019年之前，中國是「運往美國的非法芬太尼、芬太尼相關物質和生產設備的主要來源」。彼時，中國的販運者通過國際郵件和快遞託運業務直接向美國供應芬太尼及其變種產品。
布魯金斯學會2022年報告指出，儘管中國2019年將整類芬太尼及其兩種關鍵前體列入管制目錄，並加強郵件監控，但其並未徹底切斷芬太尼前體的出口。
美國檢方2023年披露，一些中國公司通過在前體中添加「掩蔽分子」來規避監管，甚至指導客戶在拿到貨物後如何去除這些分子以製造芬太尼。
2024年4月，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發布數月調查的結果，指中共利用「國家力量」製造毒品。報告指出，進入美國的非法芬太尼中，高達97%來自中國。
墨西哥：加工與販運的中轉站
墨西哥犯罪集團從中國採購芬太尼前體，加工成芬太尼成品後通過邊境輸入美國。美國在邊境查獲的芬太尼，98%來自墨西哥。
中國自2019年5月1日起生效的新法律，正式將所有芬太尼類物質納入藥物管制範疇。白宮國家藥物管制政策辦公室高級顧問肯普·賈斯特（Kemp Chester）2022年7月在參議院作證時表示。那次立法之後，「從中國直接運往美國的芬太尼和芬太尼相關物質幾乎減少為零」 ，但是從那以來，墨西哥跨國犯罪組織——根據美國緝毒局（DEA）的資料，主要是錫那羅亞販毒集團（Sinaloa Cartel）和哈利斯科新生代販毒集團（Jalisco Cartel）及其附屬組織——開始成為生產和分銷美國境內非法芬太尼的最主要操作方。
美國緝毒局局長安妮·米爾格拉姆（Anne Milgram）在2023年2月的一次參議院聽證會上作證說：「墨西哥販毒集團在中國購買前體化學品；從中國向墨西哥運輸前體化學品；使用前體化學品批量生產芬太尼；將芬太尼壓製成假冒處方藥；然後使用汽車、卡車和其它管道將毒品從墨西哥運輸到美國進行分銷。」
根據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BP）公布的資料，2024年，美國在與墨西哥的西南邊境查獲超過21,000磅的芬太尼。
川普在1月20日就職當天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將墨西哥販毒集團認定為「恐怖組織」。
加拿大：新興的「低風險、高利潤」產地
加拿大《國家郵報》2024年12月5日發表標題為《加拿大現在成為芬太尼超級實驗室「低風險、高利潤」的熱點地區——這是華盛頓的痛處》的報導，指出自2019年中國限制芬太尼加工出口後，加拿大合成藥物產量激增，尤其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期間借助跨境貨物流通中斷而趁勢騰飛。跨國集團將加拿大視為生產芬太尼的「低風險、高利潤」的理想地點，因為加拿大執法寬鬆且與美國接壤，運輸便利。
根據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發布的官方資料，2024年在美國加拿大邊境共繳獲了46磅芬太尼。理論上這46磅芬太尼可以殺死1000萬人。
小結：
面對這一複雜的國際供應鏈，川普政府採取了關稅戰策略。3月9日，美國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在NBC節目中明確表示，對中、墨、加三國的關稅不僅是經濟制裁，更是一項「緊急行動」，旨在逼迫三國配合禁毒。如果效果顯著，關稅就可免除；如果無效，則關稅計劃於4月1日啟動第二階段行動。
二、美國毒品危機的內部根源
川普的關稅策略能否從根本上切斷芬太尼供應鏈還有待觀察，但要真正解決美國的芬太尼危機，還必須從內部根源入手。美國國內龐大的毒品消費市場和寬鬆的政策環境，如同一個巨大的吸盤，不斷吸引全球毒源流入。
市場需求：全球最大的毒品消費國
作為全球最大的毒品消費國，美國吸納了約60%的全球毒品產量，在每年超過10萬人因藥物過量死亡的背後，是一個被販毒集團視為「金礦」的龐大市場，從墨西哥生產的成品芬太尼到加拿大製造的合成藥物，最終都指向了美國消費者的需求。
政策寬容：毒品合法化趨勢
1970年代尼克森政府發動的禁毒戰爭最終以失敗告終，不但未能根除毒品問題，美國的毒品犯罪和相關社會問題反而更加氾濫。而對毒品的去刑罰化也逐漸成為社會政策的一個重要趨勢。
俄勒岡州在2020年通過的第110號法案將持有少量海洛因、冰毒、大麻及芬太尼等毒品合法化，但製毒、販毒，以及吸毒後駕駛仍屬刑事犯罪。在加利福尼亞州，甚至使用公帑建立「吸毒屋」，以「人道關懷」為名為吸毒者提供場所。
美國50個州中，僅有15個州堅持取締毒品，其餘35個州則在大麻政策上實施完全或部分合法化，推動大麻合法化被這些州視為增加稅收、減少監管負擔和降低犯罪率的有效手段。
三、淺析美國毒品需求氾濫的緣由
美國毒品需求氾濫是一個複雜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問題，涉及多重因素的交織。以下是對其主要緣由的淺析：
1. 禁毒戰爭敗於「政治正確」
美國上世紀70年代開啟的「禁毒戰爭」的失敗，既有重懲戒、輕預防的策略造成的頭重腳輕的因素，然而更深刻的根源還在於禁毒戰爭觸發了美國社會意識形態中的敏感符號——種族問題。
「禁毒戰爭」最初被宣傳為打擊毒品犯罪的全面行動。然而，執行過程中，執法資源大量集中於城市貧困地區，而這些地區往往是黑人和少數族裔聚居地。資料表明，黑人在毒品相關的逮捕、定罪和監禁中的比例遠遠超過其人口占比。例如1998年的一項統計資料顯示，非裔美國吸毒者占毒品逮捕人數的35%，占定罪人數的55%，占因持有毒品罪入獄人數的74%。在全國範圍內，非裔美國人因毒品犯罪被送進州立監獄的頻率是其他種族的13倍，儘管據推測黑人只占經常吸毒者的13%。
這種高度不對稱的結果迅速將禁毒戰爭與種族問題掛鉤，觸發了美國社會對「系統性種族歧視」的激烈爭論。美國自1960年代開展平權運動以來，有關黑人的問題成為政治敏感話題，任何看似針對黑人社區的政策都容易被解讀為壓迫性措施。
面對種族差異的資料，政策制定者陷入兩難：繼續強硬執法被指責為種族壓迫，放鬆執法則被保守派批評為縱容犯罪，導致禁毒戰爭的敘事從「打擊毒品」轉向「種族正義」的辯論。
結果是，原本聚焦毒品本身的政策目標被稀釋，執法力度在爭議中搖擺不定。例如，1990年代克林頓政府的「強制性最低刑期」（Mandatory Minimums）加劇了黑人入獄率，但隨後因種族批評而部分調整。這種政策反覆削弱了禁毒戰爭的連貫性。
禁毒戰爭還被批評為「新吉姆·克勞法」（New Jim Crow）。學者蜜雪兒·亞歷山大（Michelle Alexander）在2010年出版書籍《新吉姆·克勞：大量監禁時代的種族主義》，該書認為，禁毒戰爭通過刑事司法系統變相延續了對黑人的控制。這種觀點在左翼和「進步派」中廣為流傳，使禁毒政策的政治合法性受損。
在類似這樣的種族批評理論（CRT）的輿論壓迫下，很多地方政府逐步實施了毒品輕罪化或除罪化的一系列措施，這成為美國毒品需求氾濫的一個體制原因。
2. 處方藥濫用與藥企責任
20世紀90年代，製藥公司（如普渡製藥）大力推廣阿片類止痛藥（如OxyContin），並聲稱這些藥物成癮風險較低。醫生在利潤驅動和誤導性行銷下過度開具此類處方，導致大量患者成癮，對這些藥物產生依賴，進而尋找更廉價、更強效的替代品，如海洛因和芬太尼。
3. 極左化思潮的推波助瀾
近20年來，美國社會在文化、教育和媒體等領域深受極左思潮影響。極左派反對傳統道德約束，認為諸如宗教、家庭和紀律等「舊觀念」壓抑人性，他們推動的「性解放」和「反規範」運動，強調個人自由的絕對化，鼓勵無拘束的生活方式，包括濫交、派對文化和藥物使用。這種思潮在年輕人中尤其流行，他們被灌輸「活在當下」的觀念，而毒品恰好成為追求快感的便捷工具。
極左化思潮在流行文化中的體現進一步放大了毒品吸引力。在音樂、影視和社交媒體中，吸毒常被包裝為「酷」或「叛逆」的象徵，甚至被美化為藝術創作的靈感源泉。例如，在當代嘻哈（Hip-Hop）文化中，嗑藥（Drug Use）成為一種流行現象，尤其是Lean（紫水）和Xanax（抗焦慮藥）這類藥物，它們在歌詞、MV、社交媒體等平台上頻繁出現，甚至成為某些亞文化的標誌。此外，電子音樂節上的迷幻藥文化，也都在潛移默化中削弱了毒品的負面認知。
與極左思潮盛行相伴隨的是傳統宗教信仰在美國的影響逐漸下降，尤其是在都市和年輕群體中。根據皮尤研究中心資料，自2000年以來，稱自己「無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顯著上升，2020年代已接近30%。
信仰的缺失常伴隨著人生意義感的空虛，而極左思潮並未提供替代性的精神支柱，反而將享樂作為「解放」的象徵，使部分人更容易陷入毒品依賴。失去傳統價值觀的約束後，個體缺乏抵禦誘惑的內在力量，尤其在面對經濟壓力或心理困境時，毒品就成為廉價的「解決方案」。
同時，一些左翼人士主張毒品「去罪化」甚至合法化，認為吸毒是個人選擇而非道德問題。這種政策雖旨在減少監禁，卻可能無意中傳遞出「毒品無害」的信號，降低了社會對毒品的警惕性。
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毒品不僅是生理刺激的來源，也成為填補精神空虛的手段。阿片類藥物帶來的短暫快感和脫離現實的體驗，正迎合了缺乏長遠目標或內在約束的人群的需求。
四、禁毒之路任重道遠 美國須內外兼治
世界各國由於宗教、文化、政治體制和司法體系的不同，對於毒品的態度也不同。總體來說，可以分為四種情況。
實行宗教法的國家對毒品犯罪為零容忍，如沙特，販毒可判處公開斬首，吸毒者面臨監禁、鞭刑甚至驅逐。
在政府管制嚴厲的國家，如新加坡對毒品犯罪採取高壓政策，販毒超過一定數量（15克海洛因）可判死刑。
在民主國家中，對於毒品犯罪的懲治有兩種傾向，一是對毒品使用者去罪化，專門懲處供應鏈；另一種則是將吸毒定為犯罪進行懲戒。
前者如葡萄牙，葡萄牙成為首個將所有毒品使用去罪化的國家。持有少量毒品不再入刑，而是轉介至「勸誡委員會」（由醫生、心理學家等組成），接受評估和治療建議。但販毒仍屬刑事犯罪，重點打擊供應鏈而非使用者。
美國總體上屬於後者。但是一些州已經開始將毒品去罪化，如俄勒岡州。此外由於經濟和司法成本原因，更多的州將大麻合法化，這種趨勢雖然旨在減少黑市，卻無意中也可能為其它毒品正常化打開缺口。
嚴懲與寬鬆搖擺中，美國的禁毒政策缺乏統一性。由於其聯邦制和文化多元化，導致禁毒措施在執行和效果上呈現碎片化。
顯然，美國毒品危機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解決這一難題任重道遠，不僅受限於國內的複雜政治、法律和社會因素的制約，還受到變幻不定的國際外部因素的強大影響。
芬太尼是所有毒品中最致命性的藥物，成為美國毒品危機的首惡，也是川普政府首先要面對和必須解決的迫切問題。但是誠如前文所述，川普堵住外部毒源固然緊迫，但長遠來看，還必須解決國內毒品氾濫的文化和社會問題。
如何解決美國國內的毒品問題，限於篇幅，本文無法對此展開論述。但是筆者是有神論的信仰者，也可以提供一點有價值的建議。根據筆者對宗教信仰的研究，凡是真正信仰神明、信仰上帝的人，都不會去吸毒，更不會去販毒。這或許就是解決美國毒品氾濫的最根本之道。
責任編輯：連書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