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5年02月15日訊】經濟學家是好人嗎？
在史蒂格勒來看，「經濟學家」在18世紀之前，被認定為是一種特殊的學者。1790年時，偉大的英國哲學家暨政治家伯克（Edmund Burke），曾對歐洲的未來做了這樣哀悼式的預測：「騎士道時代已不復存在。詭辯學者、經濟學家和計算家取而代之；歐洲的榮耀再也沒有亮光了。」而史蒂格勒認為，經濟學家只不過是一小撮人，卻參與摧毀一個偉大的文明，是應該負起一部分的責任，但這樣子的成就是不應該贏得尊敬或熱愛的。
不過，史蒂格勒認為伯克當然是說錯了，畢竟在伯克所處的國度裡，19世紀顯然是人類歷史上的黃金時代，擁有許多經濟學家，而且科學昌明，在道德上也有所提升。就「詭辯家」這個詞來說，是指強詞奪理或作似是而非的推理者，他們對社會從未有任何益處，但經濟學家和計算家並未引起很多麻煩，史蒂格勒認為他們還可能替那個光輝的19世紀元出現幫了點小忙呢！
即便如此，責難經濟學家的習慣卻建立起來了，不論大小人物都熱衷此種責難。一般而言，史蒂格勒認為那些責難懷有惡意的成分大過智慧的思考，他探討「為什麼虐待經濟學家那麼時髦？」得到的結論很簡單：「經濟學家最喜歡對欲改善社會的建議潑冷水，由而使那些建議的改革者和慈善家感到沮喪。」
把人類的高度希望澆冷水的做法，史蒂格勒舉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為例。馬爾薩斯是一個文質彬彬的年輕傳教士，劍橋大學畢業生，父親是個改革者，是盧梭（Rousseau）和英國無政府主義者古德溫（William Godwin）的門徒，在其1794年出版的《政治的正義》（Political Justice）一書中，將世界上的麻煩歸咎於婚姻和財產。馬爾薩斯不認同其父觀點，認為若只修正社會制度，人類仍未能達到「完美」，他相信自己已經發現了一項無法克服的阻碍，此即「對性的熱愛」，這使得「完美」落空。他認為對性的熱愛無可避免地會生出比這個世界所能餵養的數目更多的小孩，因為人類繁衍的力量遠遠超過人類結合自然來供養的能力。基於此種信念，馬爾薩斯在1798年匿名出版了《人口論》（Essay on Population）。他因此書而不朽，而且他和經濟學家就獲得一項持久不滅的名聲，也就是「冷血批判提升人類福祉的計畫」。
馬爾薩斯的悲觀也使經濟學被看成是「憂鬱的科學」（dismal science）。雖然1825年之後，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已快速地遭經濟學家唾棄（因那個理論是錯的），但經濟學家常反對看是善意的政策之身段，卻一直延續下來。在具備這種懷疑心態的經濟學家中，史蒂格勒說他最欣賞的是隆菲爾德（Mountifort Longfield，19世紀天賦異稟的愛爾蘭經濟學家暨律師）。
當年在英格蘭的某些地區，富有的人家習慣上會在穀物相當短缺的期間，購買小麥再以半價轉售給貧苦人家，這些富人很明顯地是利他主義者。不過，隆菲爾德在1834年出版的《演講集》（Lecturcs）卻論辯說，這些富人這麼做完全或幾近完全徒勞無功。理由很簡單：直到下一次豐收前，在小麥短缺的狀況下，能幫助貧苦人家的唯一方式是叫富人少吃。若僅移轉金錢並不能在下一次豐收前增產小麥，因此，就像隆菲爾德很有才智他証明那樣，移轉金錢實際上只會圖利穀物經銷商而已。貧苦人家到頭來所需自行支付的價格，就和沒有人以半價轉售給他們一樣貴，只有小麥的原始持有人會獲利。所以，這種最仁慈的行動是最沒有成效的行動。
史蒂格勒指出，經濟學家在公共政策上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以經濟學的邏輯來宣布嚴厲的判決：在隆菲爾德的年代，批判以半價轉售給貧苦人家之無效；在1980年代，則批判以最低工資和限制最高利率的法令，來照顧弱勢群體的無效。經濟學家乃是太常發生壞消息的傳訊者，從而贏得這樣子的名聲。
史蒂格勒說他不認為經濟學家在公共政策中的這種角色不必要或不重要，因為一個社會的措施若產生低效率或錯誤的結果，那是一定得要指正的。就像醫生有義務要告誡病人，號稱是萬能藥的東西沒有療效，甚至可能傷害服用者；工程師也有責任警告立法者，恆動的機器是危險的。所以，經濟學家不斷地提出警訊，也是他們的責任。
史蒂格勒指出，著名的古典學者和牛津教授喬威特（Benjamin Jowett）對這一點就闡述得很好。在1861年時，喬威特在某個場合替經濟學家辯護，批駁一位難纏的維多利亞時代女權主義者考伯（Frances Power Cobbe），此君以反對活體解剖聞名。
喬威特這樣寫著：
「我寫信感謝您送我您出版的小冊子，我已拜讀，而且很喜歡它。您以簡潔動人的格調，針對社會問題撰文，很值得肯定與鼓勵；可是，別向政治經濟學挑釁。
因為政治經濟學家是力量強大且危險的階級；
因為諸位先生和女士若非基於自利那樣的共同動機，不可能填補立法上的空隙；
（您不會同意這點。）因為政治經濟學家藉由倡導自由貿易等等，對勞動階級的貢獻其實已經超過所有慈善家所做貢獻之總和。
我希望您能刪除書中所有慈善家的字語、『任務』等等，因為那些字眼對受過教育的人而言，會引起厭惡，如此可提高該書的 品味。不過，我想若要賣錢或募款，那些字眼是必需使用的，從而無疑地，政治經濟學家可能要在他們的品味上進行大幅度的修正。憑藉感覺從未教導大家在處理各種事務時統一採用最佳的方法，而日光也從未能照射到人或野獸的心。
您可看出，我要將所有人文與政治經濟學結合之企圖 ，友人也許要回應說，這樣的結合在人性上是不可能達成的，不過，請您原諒我的投機。」
史蒂格勒認為這樣子的贊美是難以反駁的。若要否認經濟學家已可觀地提升人們對我們生活的世界之了解，豈非是吝嗇、甚至是無知？他表示，人們若同意經濟學家存在的必要性，並不是一定要喜愛他們到超過喜愛殯喪業者的程度。在整體人類中，經濟學家並沒有明顯地好些或壞些，也沒有較貞潔、勇敢、慷慨或忠誠，當然更不會較謙虛。如果經濟學家宣稱偏愛某些人，那是因為那些人有些微的差異所致。經濟學是唯一合理地健全發展的社會科學，它擁有廣泛、可實施、檢定過的理論體系，也讓經濟學家與其他人的思考略有差異。
身為專家的經濟學者
史蒂格勒說經濟學者是專家，至少在立法者、法官及陪審團成員的眼中是如此，但史蒂格勒卻不認為這是崇高的贊譽，而只是意謂著經濟學家有專業的訓練，並不表示經濟學家擁有會被受過類似訓練的人幾近普遍接受的有用知識。史蒂格勒指出，心理學家能夠在任何問題上兩面作證，早已惡名昭彰。例如：X先生射殺總統時，是否精神失常或至少是無行為能力？而我們也不難發現，一些來自主要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作證說Y產業屬完全競爭，而另外一些教授卻作證說它是獨占的。畢竟一位專家只是一個對於所遭遇的問題，應該比聰明的門外漢懂更多者。
史蒂格勒認為，學術界的經濟學家到國會進行的專家作證，通常是狹義的客觀，因為沒有人就此事支付經濟學家的鐘點費。史蒂格勒承認說，幾乎每個人都指出這項事實的必要性，這令他感到厭煩。他表示，業餘者和專業者的基本區別就在於專業者做事要索取報酬，而且專業者的技術通常比業餘者更好。不過，大多數人對作證收費的看法並非如此，而是將之與妓女（收費）和貞潔婦女（不收費）相比擬，這兩類人的差別是動機或行為，而不是技術或知識。在複雜的公共政策事務裡，人們可能會認為知識比動機更適確，而大眾自己就可以提供動機。事實上，僱請專家都需給付一定的酬勞，所以，沒有一個人可以假裝為專家。比如受人尊敬的教授，在優秀的大學裡有著人人稱羨的職位，他說的話才有人聽。
無論如何，經濟學家出現在國會委員會前作證，是要對經濟政策提出建言。史蒂格勒說他並不是那種出席作證的權威，他總共才出席了三次，其中一次還是迫於傳票的召喚。他在1950年第一次去作證（那是上一章提過的關於鋼鐵業的競爭內涵），而勒威和塞勒主席顯然很高興聽到他對鋼鐵業有力、幾近不講道理的抱怨。所以，在公聽會末尾時，史蒂格勒再度受邀出席摘述他對鋼鐵業的證詞。他說那大概是第一次有人告訴他，作證是沒有酬勞的（之後他聽過無數次的類似告知），以便維持它的廉潔形象。史蒂格勒自忖：執事者以為，假使國會支付酬勞給他，他就不再清廉了！
史蒂格勒說他的第二次作證較無爭議。國民經濟研究中心（NBER）曾在1960年成立物價統計審議委員會（Price Statistics Review Committee），幫助當時的預算局審議聯邦政府所有重大的物價蒐集計畫。所以，該委員會檢視消費者物價指數（亦即生活成本），以便了解勞工統計局如何處理財貨品質的改變（是否大部分被忽略），獲取資訊的零售店之改變（是否過時），家庭購買行為的改變（每十年左右變化一次）等等。該委員會向有禮貌地負責每年《經濟情勢報告書》的聯合委員會提出建議書，即時的聯合委員會主席是參議員道格拉斯。該建議書荐請擴大報導物價的計畫，蒐集物價資訊單位並未反對。
史蒂格勒認為該份建議書反映了學術界所偏愛採取的立場。當民間的行業希望政府做些對它們有利的事情時，就會設法討好一兩位國會議員，並僱用昂貴的「遊說者」。教授為取得更好的經濟統計資料，就透過建議書進行遊說，而建議之研究係由聯邦政府補助，政府採納建議的程度約屬中等。史蒂格勒表示，大眾認為學術機構與其人員具有慈善心，這讓他感到困惑，而大眾的態度可由這個事實表現出來：聯邦法官可以兼任大學教職，卻不能兼任其他非司法性質的工作。史蒂格勒猜想這種情勢是否源於大專院校原本主要是在訓練年輕傳教士所致？這種態勢還造成自然科學家剛愎自用，一旦有機會，就花費全國預算的一半，剩下的再由社會人文科學家瓜分，展露其與花費成比例的貪婪。
史蒂格勒說他最後一次去國會委員會作證並不是自願的，他曾經主持「生產力和競爭」工作小組的運作，那是在1969年初，為了即將就任總統的尼克森（Richard Nixon），提供其政府擬定反托拉斯政策之用。它們的報告遭收到新任的檢察總長米契爾（John Michell）的嚴厲抨擊，他拒絕發行該報告。史蒂格勒猜測他反對的主要理由是他們曾寫道，企業集團的大規模合併對競爭的影響常是無害的。米契爾不久就對企業集團的合併展開攻擊，而史蒂格勒相信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以為這樣做可以證明共和黨對大企業並不軟弱。史蒂格勒他們的報告不久之後就洩露出去，他猜想可能是法務部反托拉斯局裡同情他們觀點的職員所做的。
就在那時，中小企業次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Small Business）和眾議院羅賓森一派特門法案中小企業遴選委員會（Robinson-Patman Act of the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Small Business）就他們的報告安排公聽會，並傳喚史蒂格勒出席作證。不過，史蒂格勒認為一位民間經濟學家，受僱於即將上任的總統之任務已完成，沒理由出現在一個懷有敵意的委員會議中作證。他找上兩個也被傳喚的著名律師，詢問他們是否願意為他辯護他待在家的權利。他倆告訴他，他們不想做牢，表現出一點也不願意為他建立新的法律權利之意向。所以，當美國法警遞交給他法官的命令，要求他「絕對要」出席該次委員會議時，他就被迫去作證。
會議中探討的主題是，他們那個工作小組對羅賓森-派特門法案的見解，該法案是要禁止價格歧視（同樣的產品對不同的顧客收取不同的價格），因其可能會妨碍競爭。史蒂格勒認為該項法律看似無害，但它卻是打擊新式競爭（如連鎖商店）的有力工具，並將干擾競爭的措施。史蒂格勒以這樣一段話作開場白：
「我們的報告對羅賓森一派特門法案只提到一點點，但是那些少許的關心具有高度的關鍵性。本工作小組的其他成員可能基於別種理由採納這種立場，但我個人的理由如下：
價格歧視確實存在，因為價格結構與成本基礎密不可分；此項事實乃是獨占的證據，而且獨占是一種低效率和值得反對的經濟組織型態。羅賓森一派特門法案反對價格歧視是對的，可是它抨擊的方法有誤：
它不適當地定義價格歧視，特別是用價格差異加以認定，所以它同時抨擊了值得存在的和不值得存在的價格結構。
它抨擊一種形式的獨占力之運用，卻放任獨占力的本源毫髮無傷，並且仍然運作。
它造成勾結和反競爭措施之施行，卻保護過時和低效率形式的企業。
主要是基於這些理由，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反對羅賓森一派特門法案。我希望貴次委員會能夠體認下列事實：「如果讓所有贊成羅賓森一派特門法案的卓越經濟學家坐進金龜車裡，必定還有空間可以容納一位肥胖的司機。」
史蒂格勒承認這是一個小挑釁。他覺得該場會議的過程不比協調他去出席的過程有趣。會議主席重覆地問：大企業藉著掠奪戰術扼殺中小企業，豈非真實？因此，創立羅賓森一派特門法案這種保護中小企業的法案，豈非必要？史蒂格勒說他也一直重複回答說，他不認為掠奪性競爭是常見的做法，或是回答說，在既有的〈休曼法〉外，創立新法並非必要。
很清楚地，48頁的詰問記錄顯示，史蒂格勒整天的出席只不過是幫中小企業次委員會的立場作宣傳而已。他認為，一個立法機關的委員會，無論從專家作證中學到多少東西，絕不應該受到專家證詞的明顯影響。畢竟立法的基礎應是作證者的知識，而這種委員會所舉辦的公聽會是沒辦法驗證知識或見解的。史蒂格勒認為，驗證知識的科學方法，是要看不同學者能否獲得同樣的推論，而且要蒐集新證據來驗證理論的正確性。而這種公聽會兩樣都做不到，部分原因是，它們並沒有提供充裕時間對證詞作詳細審查，而且出席的專家是由利益團體挑選的。
史蒂格勒認為，經濟學家在訴訟案理出庭作證，是非常不同的一套，因為法律制度的運作是立基於敵對原則，該原則是，藉著支持者強力地提出對己方有力的說詞，係決定爭執事實的最好方式。所以除了法官和陪審團以外，任何出庭者都有特定立場。他講述兩個經濟學家以專家身分出庭作證的故事。
一是史蒂格勒在芝加哥大學時的教授范納，他在1925年以專家身分替政府在一場涉及鋼鐵業的反托拉斯調查中作證。范納在事隔多年後向史蒂格勒回顧此事時指出，一開始他作證的角色如同是客觀的參與價格理論學術研究會的學生。但在經過對方律師的嚴厲交叉質問後，他發現自己越來越偏袒政府立場，且越來越批評鋼鐵公司。這種敵對過程使他成為對方的敵人。
第二個故事是關於史蒂格勒的一位朋友，他已預備為民間的反托拉斯控訴案件在法庭宣誓作證，目的是要使每一群體瞭解其他群體的專家會做什麼樣的證詞，讓他們能預先準備在實際法院裡的對抗策略。這位朋友送了一份他宣誓作證的證詞影本給史蒂格勒，並問說「我仍然是一個誠實的人嗎？」史蒂格勒看完證詞後，向這位朋友保證說，他仍是個誠實的人。「但是」，史蒂格勒補充說，「謝天謝地，我們不必在大學裡那樣說。」他的朋友沒有說什麼大謊，可是，卻遺漏了很多實話。
史蒂格勒表示，專家作證的基本法則是「不要主動回答」。有人告訴他，律師適用另一個法則，此即：如果你不知道對方會怎麼回答，那就不要質問那個問題。因為在訴訟過程中，自發性是會遭人嫌惡的。
學者不適合出庭作證
在四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史蒂格勒不再以專家身分作證後，捲進了幾宗反托拉斯案件中。為什麼他願意出庭作證呢？如果說是因為有滿意的酬勞，他覺得不夠完整，應該還包括他好奇地想知道經濟學在法庭裡如何運作，而且他喜歡敵對過程的挑戰。在參與大約十二件訴訟案的專家作證後，史蒂格勒說他對自己的行為沒有良好的解答，不只是因為一個人不應該評斷自己而已。但他確實認為范納是對的，而范納曾預測人們必會牽扯在裡面。史蒂格勒說他自己的經驗與范納不同，他很少不喜歡對方的專家或律師，但最後他卻說是喜歡與他立場相同的專家或律師，這個結果與范納差不多。在那種場合沒能引導他以良心看待證據和爭論，只讓他集中注意誰贊同他的觀點。他問說，這樣的專家誠實嗎？他由衷表示，那大概是訴訟過程最誠實的極限了，因為反方也強力地表達其觀點以尋求事實，倘若任何一方接受另一方的任何觀點，另一方絕對會誇張地強調。
史蒂格勒認為，只有最具美德的專家，才會以模擬兩可的語句作答。在許多案件裡，他曾經被經濟學家的證詞嚇到。他舉例說像1948年水泥業的案子（聯邦貿易委員會對抗埃特那水泥公司），一位經濟學家作證說，對於十位不同的生產者而言，在沒有事先協議的情形下，每桶水泥的定價差異不會超過一角美元，但運送水泥的成本不包括在內。史蒂格勒表示，在沒有協議的情形下，可以達成這種相同的價格，實在不可思議。該例子出現在他開始頻繁出庭作證的十年之前，而他後來也碰過同樣令人驚訝的彈性。例如，有一個例子裡的原告已因為商業賄賂被定罪，該商業賄賂是指稱原告給付秘密紅利予向原告買東西的公司之代理人。該原告的經濟學家非常不願意譴責這種作法，但是賄賂腐化了買主的代理人，這個代理人為了己利而犧牲了其老闆的權益。
史蒂格勒說，當然，專家的忠誠性部分是刻意挑選的結果：當僱請的專家之證詞不被雇主那方喜愛時，專家是沒機會出庭作證的。史蒂格勒曾經在一個有名的審判中被要求就這樣的事項作證：如果某家大公司被迫出售它握有的另一家大公司之股份時，這另一家大公司的股價會不會急速下滑。當他回答說，股票的價格是由預期收益決定，而不是由聯邦法院的判決所決定，在場的敵對氣氛就急劇下降。史蒂格勒當然沒有被僱用。而受僱的那位經濟學家直接了當地回答說，他還沒有能力回答那個問題。
史蒂格勒表示，經濟學家一旦進入政府機構服務，對政策的投注心力總是會變成全職活動，不論是較低水準的技術人員或擠身為內閣要員都一樣。在1982年以前的二十年間，共有13位專業經濟學家入閣，在尼克森政權時達高峯，但尼克森卻鮮少得到學術界的肯定。
史蒂格勒認為，政治過程的本質要求經濟學家對行政部門高度忠誠的程度，就像在訴訟中的敵對過程要求專家支持己方一樣。其實，政治的競爭就是一種敵對過程，對行政部門的忠誠被認為是政府有效運作的關鍵。專業的經濟學家若與僱用他的政權的政策有相左的意見，絕不該公諸於眾，倘若他公開批評政府的政策，就會被認為是不負責任的部屬，他應該選擇辭職，而不是公開批評才對。史蒂格勒認為，這種不負責任的經濟學家，不必期望他未來能在任何一個政黨的政府裡擔任需負責的職位。
史蒂格勒表示，事實上，政治生涯最後必導致經濟學家最多只能占有壓力大卻無實權的職位。他應該對他深悔的政策「沈默是金」或頂多小心地批評，比如最低工資法或貿易保護措施之類的政策。他應該支持那些不會錯得太離譜的政策。史蒂格勒舉例說，有一次，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史坦和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伯恩斯，兩人同時建議美國人多吃乾酪，少吃（供給不足的）肉，以壓制通貨膨脹。總之，經濟學家必須接受政治人物的基本信條：為了做一些好的事情，必須接受很多不好的事情。
史蒂格勒認為，當經濟學家到華府出任官職時，不應該獲得與其他政治性任命者不同的信賴，而且此時稱呼他為博士或教授是有點欺騙人的。史蒂格勒簡單就他在華府任的歷程作了總結：1940到1942年間，在國防財政單位先兼差後專職，替韓德森工作。該單位是物價管理局的前身，有著傑出的領導者。該單位未裁撤前，他們熱心地反對價格管制，但失敗了。1943到1945年，史蒂格勒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的統計研究群工作，瓦利斯是領導者，同僚包括弗利曼和薩畏基（Leonard Savage）等人，主要是應用統計資料分析與戰爭有關的活動，完全脫離政治過程的干擾。
1969到1970年，史蒂格勒在尼克森總統創立的藍帶國防小組（Blue Ribbon Defence Panel）工作，該小組的任務是檢討國防部的組織架構和運作，成員必須是「對國防部的運作不熟悉」，史蒂格勒認為他是最符合條件者，該小組只運作一年時間，當然無法克服國防部那種巨大、複雜，且充斥既得利益特權的組織障碍。1970到1973年，史蒂格勒轉赴證券投資人保護公司服務，該公司的設立，是要在證券經紀商破產或盜用基金時，保障其顧客的權益，這是史蒂格勒最後服務的公職。他說在所有這些公職角色裡，他不曾接觸到任何記者或政治人物，也就未曾受誘惑去說任何真實或虛假的有趣事情。
史蒂格勒特別提到他拒絕擔任尼克森總統的對外貿易顧問，主因是他自己清楚難抑制自己的大嘴巴。當他贏得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參加白宮記者會時，談到了當時的不景氣引致全場驚愕，被驅離演講台，這件事正可印證他的自知之明。
（待續）
責任編輯：朱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