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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之福，還是中共之福？
三個代表的理論很動人，因為它代表的對象都是叫老百姓喜歡的東西。一個叫先進生產力，一個叫先進文化，一個叫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東西，誰不喜歡？公開代表好東西，比公開代表壞東西好，比公開代表腐敗好，無怪乎輕輕一筆，就在馬、列、毛、鄧的思想發展史上樹立了一個里程碑，也有人說，劃出了一個新時代。
“三個代表”出世的時候，我說過，“中共下一次代表大會很可能將隆重批准這新的‘三個代表論’，並且以它為根據，對黨章進行大幅度修改。”兩年過去了，“三個代表”果然成了響徹中國雲霄的最強音，被十六大採納為主旋律已指日可待。我想從今天開始，再評三個代表，這是兩年前初評的繼續，也是為了向中共即將召開的十六大致意。
看來真有福氣，中國的三個好東西選定了同一個政黨當自己的終身代表；中國共產黨則本著捨我其誰的精神，當仁不讓，欣然受命，慷慨赴任。消息好得叫人難以置信，真不知道這是中國的福氣，還是中共的福氣？換句話說，不知道這是老百姓的福氣，還是領導人的福氣？我的評論，主要圍繞這個難題作些探討。
“三個代表”有多種經過審定的標準文本，各種文本都有“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和“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字樣。其中，“始終”、“代表”、“中國”三個概念是明確的，都有特定的內涵和外延：“始終”，為三個代表提供了無限的時間；“中國”，向三個代表奉獻了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空間；“代表”，規定了主體和客體的名份。但是，“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最廣大人民”這三個最重要，最可愛的概念，卻具有不確定性，雖幾經包裝，還是可以這樣理解，也可以那樣解釋。我在前面提到的難題，就是被這三個概念引起的。
我的辦法是把這些概念放在一邊，把眼光轉向赤裸裸的事實。具體的事實清楚了，抽象的理論就不難吃透了。在三個概念中，“最廣大人民”的外延比“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容易觸摸，應該較少爭議；所以我就從中共和“最廣大人民”的關係開始。我記得在中共的傳統文獻裡，群眾運動總是包括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學生運動三種基本形態，不過那已經是老皇曆了。彼一時，此一時。工人、農民和學生現在是否繼續存在於中共所說的“最廣大人民”的範疇之內，也必須再考察，到大量的事實中去尋找駁不倒的答案。現在我們就從事實開始，看看歷史，再看看現狀。
二、三個代表心中有沒有工人？
按照常理判斷，工人無疑應該優先包括在三個代表所說的“最廣大的人民”之內。中共是靠代表工人起家的。它一成立，就替工人說話，為工人利益奔走，領導工人組織工會，發動工人掀起工潮，不愧為工人的代表。一九二四年“國共合作”前，共產黨只有四百來人，是個很小的黨。幾次大工潮（注１）造就了共產黨的名聲，引起了國人和孫中山的注意。應該說，是工人運動把入場券送給了共產黨，共產黨才得以登上政治舞台。共產黨執政後也給了回報，使工人得到了“領導階級”的頭銜，以及低工資的鐵飯碗。不過這些都發生在遙遠的過去。近幾十年來，共產黨和工人的關係早就變了。
“解放”是一條分界線。解放前，共產黨惟恐世人不知道工人的痛苦；解放了，它惟恐全世界不知道它恩賜給工人的幸福。過去，為了取得工人代表的資格，它全力控訴舊社會對工人的不公。後來，為了“始終”確保工人代表的身份，它不厭其煩地宣傳自己對工人的恩德。僅僅為了塑造它代表下的工人歡樂形象，它不惜禁止媒體報導工人的痛苦。由此可以證實，它替工人謀幸福不是真的，替自己謀利益倒是真的。
共產黨希望全世界明白，被它代表的中國工人從此上了天堂。可惜這不是事實。禁用“失業”的詞彙，禁登失業的消息，改變不了中國失業工人明明有幾千萬之多的事實。除了一年一度政府工作報告中有寥寥幾行以外，中國人對失業還能知道多少？報紙詳盡搜集外國失業工人的不幸，至於自己的家務事，一概無可奉告。在三個代表領導下,中國已經解雇了多少工人，又有多少工廠瀕臨倒閉？失業工人的工齡是怎樣被“買斷” （注２）的？多少工人已有多長時間領不到最低生活費了？全國用了多少童工和“盲流工”？工人階級這些生力軍在共產黨領導下受到的侮辱和損害，同當年夏衍先生筆下的“包身工” （注３）有何異同？全國礦井又發生了多少起陷落崩塌事故？哪些地方哪些行業又在爆發求生的怒潮？多少工人領袖□鐺入獄？是誰下令封鎖了他們的吼聲，扼殺了他們妻子兒女的哭聲？保密！統統保密！！外國不知道中國，中國也不知道自己。這種新聞，工會不發布，勞動部不發布，至於三個代表，非但自己不發布，而且嚴禁別人發表。由此可見，在三個代表所代表的“最廣大人民”中，已經不再有工人容身之地了。
過去共產黨教導工人說，不要跟反動的黃色工會走，工人應該組織自己的工會。一九二三年京漢鐵路大罷工，就是為反對吳佩孚限制工人組織工會而舉行的政治性總罷工。中國工人“翻身”以後，不但失去了自己組織工會的自由（注４），而且失去了吳佩孚所無法剝奪的罷工示威的權利。工人想組織自己的工會麼？那叫分裂工人階級，必須取締。工人想遊行示威舉行總罷工麼？那叫暴亂，必須鎮壓。解放前發生工潮，第一個向全中國全世界發出通電的一定是共產黨；現在發生工潮，親手封鎖消息的一定是共產黨，而“走漏”消息的一定是裡通外國的反革命。凡是報導中國工潮的外國記者，過去個個都是可敬可親的國際友人；今天徹底變了，個個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境外反動勢力。到底是工人變了，記者變了，還是共產黨變了？
應該尊重歷史，尊重現實。當年的共產黨人鄧中夏、林祥謙、施洋和幾年前去世的夏衍先生，心裡有工人。現在自封為代表的“代表”，嘴上唱的是“工人有力量”，心裡只想“始終當代表”。為了標榜自己“代表”當得好，他們不許工人哭泣，扼殺工人呼聲，直到踐踏工人自己組織工會的權利。是“始終當代表”的慾望盤踞著他們的腦袋，迷濛了他們的心竅。代表就是權力，當了代表就能為所欲為，這就是當代表的甜頭，他們就是這樣“代表”工人的！至於他們怎樣“代表”農民、“代表”文化、“代表”生產力，我們繼續請事實說話。
三、耕者無其田的農民得到了什麼？
前面談到，中共早年是工人的忠實代表，後來變了，今天“代表”心中已難以找到工人的位置了。那麼，農民的景況如何？
唱不完的“民歌”把毛主席說成是農民的爹娘，好像共產黨給了農民天高地厚的恩典似的。可惜那是假“民”歌。如果說到恩德，恰恰是農民有大恩大德於共產黨，而毛主席欠農民的帳則罄竹難書。
偉大領袖毛澤東身上的黃袍，是誰加上去的？同漢朝皇帝劉邦一樣，同明朝皇帝朱元璋一樣，同太平天國的天王洪秀全一樣，都是造反的農民加上去的。毛澤東領導共產黨打了幾十年仗，在漫長的幾十年中，兵從哪裡來？是農民替共產黨當兵。軍糧是誰給的？是農民白送的。千軍萬馬住在哪裡？住在農民家裡。軍火靠誰運？靠農民運。傷病員的擔架靠誰抬？靠農民的肩膀抬。共產黨的政權是建立在農民戰爭的基礎之上的。沒有農民的大恩大德，毛澤東當不上毛主席，什麼都不是。
農民為什麼肯幫共產黨的忙？因為共產黨向農民許下了彌天大願，它說，要把土地從地主手裡奪過來分給農民。農民得到了土地沒有？沒有。農民跟著毛委員鬧革命，從湖南鬧到全國，從二十年代鬧到四十年代，土地仿佛“還了家”，但跟變戲法一樣，一到手就沒有了，“化”掉了。被誰“化”掉了？被共產黨的合作化，公社化，社會主義化“化”掉了。（注５）早在把土地“分給”農民之前，毛主席就打定了從農民手裡收回土地的主意。他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毛主席拿什麼東西教育農民？拿一切歸公的社會主義原則教育農民。無怪乎社會主義的貪官污吏統統不花自己的錢，專門花老百姓的錢。無怪乎社會主義的土地不歸種地人，統統歸不種地的官家。從那個時候以來，四十多年了，中國農民一直過著耕者無其田的日子。農民失去的是最實際的土地，得到的是最好聽的社會主義原則。據說這樣一來，農民保險不吃兩遍苦，不受二茬罪。據說佔有土地是□髒的，無怪乎農民清清白白，而佔有土地的集體、政府、國家都至少有點不幹不淨。這些人“代表”農民當了主人，以主人的資格行使“批租”權，把土地“批”給大款，批給官商一體的利益集團，財源滾滾而來，滾滾而去。若問“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究竟到哪裡去了，只有陳希同、成克傑之類的“代表”明白，土地成了他們的搖錢樹，至於赤貧農民，當然至今一無所有，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這些都是眼前的事實，人所共見。
中國土地和中國農民之間的關係是被共產黨曲裡拐彎設計出來的，異常特殊，舉世無雙。一方面，共產黨叫農民把土地從地主手裡奪過來；另一方面，共產黨又叫國家把土地從農民手裡拿過去；一方面，土地明明不屬於農民所有；另一方面，國家又把農民死死栓在土地上；一方面，城裡的累活、賤活、臟活、苦活、危險活統統靠農民幹，北京離了農民只是死城一座；另一方面，進城的農民一旦被公安機關定為“盲流”，政府就有權拘押和役使。一方面，大家都看到，三個代表的總代表毛澤東確實有權昂首闊步，優哉遊哉，走來走去──有詩為證：“主席走遍全國，山也樂來水也樂” （注６）；另一方面，大家都看得到，被毛澤東代表的農民沒有人身自由，凡是遇到抓“盲流”之類倒楣的事情，毛澤東從來沒有“代表”農民受過一次罪，農民自己必須親身承受一切，被抓，被押送，被集中，被強迫勞動，被懲罰。
這就是被“代表”的農民的財產權和人身權。
四、人人得到了服從共產黨擺布的權利
有兩件往事，出在安徽，但不限於安徽，到處都有類似的事情。
鳳陽縣有個小崗村，一九七八年人民公社時期是個生產隊。全隊二十戶農民堅決反對人民公社制度，想分田到戶，但怕挨共產黨整，不敢幹。活不下去的農民終於橫下一條心，豁出去了，一天深夜，秘密開會，冒著身家性命危險，背著黨和政府，在自願擔當責任的合同上，按了十七個手印，外加三個圖章。這個真實的故事，本來沒有人知道，後來改革了，逐漸流傳開來，成為美談。可惜得很，它的意義被降低了，縮小了，局限在“統一分配還是包產到戶”之中，似乎共產黨和農民的關係只出在這麼一個局部問題上，似乎自從共產黨批准農民包產到戶以來，農民就“解放”了，共產黨和農民的關係就“解決”了，這段歷史從此應該退入漁樵閑話，只供後人茶餘酒後談笑了。
小崗是整個中國的縮影，意義遠遠超出一個村、一個縣、一個省。允許不允許單幹是共產黨和老百姓全盤關係的縮影，涉及的問題也遠遠越出了公社體制、農業體制、經濟體制的範圍。共產黨有權擺布老百姓，老百姓必須聽候黨擺布，處處如此，一貫如此，直到今天，仍然如此。“領導”是共產黨的權利，“服從”是老百姓的義務。世界上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人不懂：中國老百姓為什麼必須聽從共產黨擺布？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中國人個個都懂：違反了共產黨的紅頭文件，就是闖了大禍，得隨時準備家破人亡。世界上有公民權利的人怎麼也不明白：政黨憑什麼權力懲罰人民？公民權被蹂躪慣了的中國人個個都明白：三個代表統治一切是中國最神聖、最普遍、最嚴密、最權威的制度。什麼是中國特色？這就是當代中國的第一特色！
一九七八年的問題是包產到戶，小崗的農民非常幸運，得到了省委書記萬里的支持。在此以前，一九五九年，安徽爆發過另一場鬥爭，當時的問題是公共食堂。毛澤東異想天開，決定領導農民學會吃飯。他自己呆在家裡吃私飯，偏要把六億農民趕到公共食堂裡去吃公飯，但食堂裡只有大鍋清水湯，吃不飽。安徽省副省長張愷帆實在看不下去，支持無為縣的農民解散公共食堂，被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趁廬山會議批鬥彭德懷之機告了一狀，毛澤東御筆欽定張愷帆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張愷帆慘，農民慘，幹部也慘：農民統統被重新趕進食堂喝西北風，同情農民回家吃飯的幹部都挨了鬥。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我在無為縣勞動，知道省委書記和縣委書記是怎樣不顧人民死活在那裡“放衛星”的，當時無為縣人口一百萬出頭，到一九六０年，剩下不到七十萬。（注７）
問題可以變，制度至今沒有變。只要存在著共產黨領導一切的制度，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都是空話，壓在社會底層的農民更談不上有什麼權利。一九五九 年，黨擺布你怎麼吃飯：在家裡吃飯，還是到食堂吃飯。一九七八年，黨擺布你怎麼幹活：集體幹，還是單幹。今天你必須服從黨擺布的事情包括：候選人和當選人是等額還是差額，生娃娃是一個還是兩個，走路的範圍只限於農村還是在某些條件下可以開恩擴大到某些城市，什麼禮拜准許你做，什麼禮拜不准你做，哪些氣功書你可以看，哪些氣功書不准你看（注8）。至於明天怎麼擺布你，不用問，明天自會通知你，你無條件服從就是了。總而言之，三個代表日理萬機，天天都在忙著研究怎麼擺布你，連怎麼活法都擺布得無微不至了。既然三個代表肯履行擺布一切的義務，中國農民和城裡的老百姓當然統統有福了，人人都得到了一個名叫“一切服從黨擺布”的權利。共產黨打天下的時候和農民結盟，答應讓農民和工人一樣“翻身作主人”。什麼是翻身作主人？“一切服從黨擺布”就是翻身作主人！
五、被鎮壓的六﹒四最有資格代表人民
學生運動和工農運動一樣，都是中國共產黨用來對付國民黨的基本手段。但學生畢竟和工農不同，他們來自不同的階層，本身就是社會的縮影，他們起著雙重作用：既是本階層之中的敏感和勇敢的先行者，又是不同階層之間的有理智有同情心的溝通者和代言人。在沒有民主的中國，學生的向背歷來是政治氣候的晴雨表。無論在過去國民黨的還是現在共產黨的高壓政治下，都是如此。凡是能夠使學生團結奮起的主題，一定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到六月四日集結在天安門前和平請願的學生，以及在其他地方用各種方式表達聲援之情的所有的人，已經最可信地完成了中國有史以來最悲壯的民意測驗：當今之世，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是在中國結束專制，實行民主，鏟除腐敗。五十個日日夜夜的和平請願，受到了共產黨、人民政府和幾十萬人民解放軍的血腥鎮壓。被鎮壓的不僅是北京的學生和市民，而且是全中國的民意，是民主和憲法。有人說，鎮壓早就被遺忘了。真的被遺忘了嗎？因鎮壓而受難的人沒有遺忘，因鎮壓而得利的人沒有遺忘，反對鎮壓的人不會遺忘，擁護鎮壓的人也不敢遺忘。即使當時還沒有出生的中國人，只要他們長大後仍然生活在專制和腐敗的制度下，只要他們能夠透過狹窄的天窗望得見一絲自由的光明，他們就不可能“遺忘”這個全民族的悲劇。
迄今仍在替“六﹒四”鎮壓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辯護的人，有什麼資格自稱為最廣大人民的“代表”！代表不了工人，代表不了農民，代表不了學生的人，有什麼資格自封為最廣大人民的“代表”！劉少奇在華中局講過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個人向我吹牛皮，說他自己會做人。但是他同他的父親，同他的老婆，同他的兄弟，同他的朋友都吵得一塌糊塗。我問他：‘你是人家的兒子，丈夫，哥哥，朋友。你不會做一個好兒子，好丈夫，好哥哥，好朋友，你怎能做一個好人呢？’”劉少奇的結論是那個人在吹牛皮，因為做一個好人不是空的。這個故事使人們不由得想起了當今的三個代表，它不代表工人，不代表農民，不代表學生，卻說自己代表著“最廣大的人民”。既然“最廣大的人民”是空的，可見“代表”是假的。
玩魔術得用障眼法轉移目標。說空話的人喜歡玩弄概念，叫你弄不清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具體聲稱自己代表什麼群體的什麼利益，弄不好會原形畢露；籠統宣布自己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偉大，又輕巧，空葫蘆一個，叫人莫測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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