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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27日訊】圖﹕《英雄》文學策划王斌∕《英雄》是張藝謀第一部沒有“原著”的電影
現在藝術電影和所謂的先鋒戲劇，它已經成為一個時尚的招牌，成為一塊遮羞布，它把它背后那些很世俗的或者再說嚴重一點，很庸俗的動机給掩蓋了。——王斌
張藝謀的電影是一部有關和平的電影，但是和平是什么？所有人的理解和平就是不打仗，在我看來，和平是人与人之間的理解。——甘露
《英雄》的文學策划王斌是張藝謀劇組十几年來的長期合作者，与他談《英雄》，听到最多的几個字眼是激情、熱情、思想、血性……在他看來，《英雄》“是充滿著男人血性的一部電影，也許是再一次張揚了《紅高粱》所具有的那种豪邁”。南方周末9月26日報導﹐王斌認為“中國電影要做熱，需要同時有10個、20個乃至50個具有張藝謀這种水准和戰略眼光的電影導演”。不知這個說法何時能有驗證的机會。
記者：《英雄》這部電影，最早究竟是什么時間開始的？
王斌：嚴格地說《英雄》最早的產生應該是四五年前。藝謀喜歡武俠小說，他是如痴如醉地讀各种武俠小說，而且一直向我推荐。我過去因為搞文學，老覺得武俠這玩意儿是一個通俗的東西，我不屑去讀。那時候他就向我隆重推出：一定要看金庸古龍，尤其是古龍。我看古龍是在弄《我的父親母親》，帶著編劇過去改劇本，閑暇的時間讀的。我就發現古龍确實了不起，真的是一個特別血性的男人，不是一般地靠功力，或是像金庸靠博學就能把小說寫出來的，他是骨血里就有种俠气，這种俠气充溢他的全身，以至流貫出筆尖，這是古龍。
我們四五年前的動議是在《臥虎藏龍》之前了，當時是有個苗子，一直沒有去實現它。那次為什么動了一下呢？是因為成龍找藝謀要合作拍一部片子，當時我就和現在執筆的這個編劇李馮編了一個故事。成龍一看覺得和他路數不對，就放下了。那個故事就是“刺秦”的故事，一個我們自己臆造出的“刺秦”故事。一放就是比較長的時間，等到我們撿起來的時候就知道李安在弄《臥虎藏龍》。
當時我們想找一個題材，已經碰了很多次，最初是想找一個小說改成電影文學劇本，而且我們确實找了一些小說。后來一進入小說，不論是金庸古龍，就發現是個套，這個套充滿了情節和意外，但是不充滿思想，很難找到思想的痕跡。最重要的是你進了套之后，就沒有自己了，小說就把你吃了。當你想表達你自己的東西的時候會發現你根本無能為力，因為它的情節太重了，一下就把你整個想法給壓垮了。這個時候就決定放棄它，我們自己另起爐灶。這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考驗，我跟藝謀合作這么多年，包括藝謀本人所有的本子都是有一個原著小說，盡管這個小說已經被改得面目全非但畢竟有個原著。這次要求我們另起爐灶，當時我跟李馮也查各种資料，看各种碟，找各种想法。我記得是一個冬天的晚上，10點多鐘了，外面刮著大風，特別冷，我們三個在一個豆漿店。藝謀突然有了個想法，他說：我一直對“荊軻刺秦”里，將軍樊於期割頭的行為非常感動，他是拿出自己的生命，為了朋友去完成一件大事。這种無言的獻身一直讓我感動，我們是不是要這股勁儿，就是朋友之間有种默契，眼神一對，不用說話，彼此就心知肚明。
當時他提出的條件很苛刻，不能有愛情什么的。我和李馮覺得這個可能會有點問題，因為武俠電影還是需要這個。現在的《英雄》還是很講情感，愛情啊什么都挺丰富。我和李馮碰了几次，終于碰出了一個我們自己認為有意思的好點子，這個點子藝謀當時看完以后認可了。張藝謀是這樣一個人：你如果有個好點子，他能夠在這個點上迅速起跳，他跳得一定比你高，一把就抓住最實質的東西加以發揮。這一發揮就使得故事突然產生异彩，我們就很興奮，這時候反复拉了好几稿提綱，最后終于敲定一個提綱，李馮就開始進行具體的劇本操作。這個過程里我還和他繼續聯系，而藝謀繼續籌備《幸福時光》。在他拍《幸福時光》的過程中，劇本第一稿已經出來了。
記者：張藝謀對這個劇本的要求是什么？
王斌：藝謀的要求就是我們這部戲的人物是有气質的，不要多言……因為他自己就是這么一個人，別看他呱呱老說，其實他的性格是一個沉默的、內向的人，而且他自身那种西北漢子的气質一直有股勁頂在那儿。劇本出來之后基本上的意思是完成了，當然里面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可是在藝謀看來這個故事還不夠奇特，所以再一次重新談。這次談基本上是他在發揮了，這以后再談，基本上也是我們听他的，然后去補充。現在這個故事，大部分都是他談出來的。反复地推翻重來，進行了多少次，但終于我們有了現在這個故事。整個過程，坦率地說是一個非常痛苦的，互相磨合、編織、推翻、重建的過程。光提綱就已經有十几稿了。
記者：是因為這是你們第一次從無到有地做一部電影？
王斌：對，第一次，而且還不止如此。因為很多人已經拍了武俠電影，也很成功。《臥虎藏龍》就是一例，當然在我心目中它不成功，它不如《新龍門客棧》，但是它畢竟在國際上得到了很好的成績。
我們這部電影面對的也主要是國際市場，國內市場只是一部分。這一部電影的投資3000万美金，光靠國內市場是回不來的。中國要說情節劇、商業電影，最具有特點的模式就是武俠模式，這是我們獨有的。在人家已有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我們怎么跨越別人？這對我們來說當然是一個巨大的考驗，不僅考你的智商，也考你的毅力。
記者：電影做后期當中你看過了嗎？
王斌：還沒有，只是看了几個鏡頭。我覺得將來電影出來一定是一個很陽剛的東西。是充滿著男人血性的一部電影。也許是再一次張揚了《紅高粱》所具有的那种豪邁，但是它肯定比《紅高粱》顯得成熟，因為這么多年了，它比《紅高粱》要更有种“內勁儿”。
記者：這种說法挺吊人胃口的。因為在《英雄》之前，很多人都覺得張藝謀越來越“沒勁儿”了。你在与張藝謀長年的合作中，是否也有過這樣的感覺呢？
王斌：我感覺要說“沒勁儿”，只能說是《幸福時光》，我自己覺得少點“內力”。《紅高粱》之后所有的電影———《搖啊搖》的勁儿也少點儿，《代號美洲豹》就不說了——其他剩下的電影都非常有勁儿，只是你能不能感受到這個勁儿。那股勁是骨子里燃燒的那种激情，一直在從頭燒到尾。
《紅高粱》的勁儿是囂張出來的，非常張揚，它是處女作，宣泄得很厲害，極度充滿激情。激情有兩种方式，一种是內斂，一种是直接張揚。人總是要走向成熟，所謂成熟的標志就是你的感情慢慢變得含蓄、內斂，變得更沉穩，并不是這個“勁儿”沒有了。我覺得張藝謀身上最可貴的地方就是，揚名立万已經這么多年了，可是只要跟他接触，你依然能感覺到他身上燃燒的那种激情。這种激情似乎是永不衰竭的。
而且這個人一直是跟自己挑戰的，為什么《紅高粱》以后他就再沒拍過這樣的電影？他覺得那种電影對他來說已經輕車熟路了，他必須改變，看自己的張力和彈性能夠達到什么樣的極限，所以他有了后面的一系列電影。你仔細看他所有的電影都是形態各异的。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放《活著》的時候，90%的人看完給我打電話，說《活著》是一部爛片。我跟其中一個導演還爭起來了，我就告訴他：“兩三年之后你再看，咱們再說。”兩三年之后有了DVD，許多人看完后一再告訴我，《活著》是張藝謀最好的電影。
很多人對我說藝謀是拍不了武俠電影的，他們太不了解張藝謀了，他身上是絕對有俠气的。《英雄》是按照張藝謀一貫的創作方式延續下來的一部商業電影，但是它區別于其他商業電影的地方是，這里面有對今天世界的一個態度。如果說過去的武俠電影都是大量的冤冤相報、江湖恩怨，我們拍這部電影，是要探討何為英雄，一個英雄應該具有什么樣的情怀，什么樣的眼界，這是我們在這個片子里試圖要做的。
記者：在你看來，《英雄》能夠帶動起什么東西來么？
王斌：目前我個人認為，不要指望它帶動什么，但有一個奢望，希望這部電影的出世，能夠把觀眾對中國電影的熱情煽動起來。因為中國觀眾對中國電影的熱情是大踏步地衰減，我們不斷看見我們的電影在影院門可羅雀，電影已經到這樣一种悲慘的程度，應該說任何一個電影工作者都是有責任的。馮小剛的電影就有一定道理，他的電影好坏不說，但他的的确确為中國電影建了奇功，因為他把觀眾帶進了電影院，在這一點上，他功不可沒。但是我們的電影院里也不能永遠是馮小剛喜劇一枝獨秀，我們也要有高檔次的商業電影，它是商業電影，它同時還帶有你個人所要表達的一种態度。
記者：就算你們能做到，這個力量還是不夠吧？
王斌：中國電影要做熱，需要同時有10個、20個乃至50個具有張藝謀這种水准和戰略眼光的電影導演，不斷地進入電影市場，就把觀眾看電影的習慣帶動起來了。
記者：韓國電影在這方面好像是個很好的比照。
王斌：韓國電影太牛了，它的民族精神太厲害了，雖然我是一小國但我一定要和大國決一死戰。他們的電影很血性，創意都極好。你要說它缺什么，它缺思想，但是沒關系，人家上來這股熱情就把你打倒了。
記者：你說張藝謀的電影，是既要商業化、有熱情，又要表達自己的想法。這是不是像一步跨了兩個台階了？現在更多人最先要做的是否還是先把電影拍好？
王斌：按道理是要先把電影拍好，但現在的年輕人里有不少自認有博大的思想或者偉大的想法，于是就覺得自己能拍藝術片。現在藝術電影和所謂的先鋒戲劇，它已經成為一個時尚的招牌，成為一塊遮羞布，它把它背后那些很世俗的或者再說嚴重一點，很庸俗的動机給掩蓋了。其實你只要是個明眼人，你一看到那個作品就能知道他想干什么。這個人是不是有思想，是不是真的對形式對內容有天然的變革的愿望。很多人是在蒙老外。
現在很多人在拍電影，用DV，几十万就拍電影了。沒關系，需要有那么几年，几年之后，大浪淘沙，總能淘出几個好樣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