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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0日訊】這些年來，有許多人對在這幾十年中的社會亂象、文化心態作艱苦不息地考察，並將他們苦苦思索的結果，一一地向社會向人們奉獻出來。有人將這解釋說是“一條極左路線”貫徹始終之所致，有的人則在傳統的儒文化中尋找“激進”的根據，更多的人則是將社會亂象和種種文化心態歸咎於某些人的性格和品德，等等。如果說真是由於“一條極左路線”，這對解釋某一特定時期的某一激進過火的殘酷行為，似還可以說得過去，譬如就新政權建立之後的幾個大的政治運動來看，土改、鎮反、思想改造雖然也出現了種種過激、過火行為，但現在似還是一塊學術界的未開墾的處女地，就以反胡風運動為例，已是百分之百的冤假錯案無疑，因為已全部得到平反。肅反運動一時間弄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那聲勢搞得浩大得很，結果公安部自己公布的數字證明，有百分之九十幾的案子是搞錯了的。反右派運動反得特狠特慘，按薄一波所說全國劃右派是55萬，被搞錯的竟達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不是為了以後的“當時不反擊這種思想是不行的”和“1957年的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的說法立論，便硬拉了幾個中央級的保留其右派身份以犧牲小我服從大我。倘不是這樣的話，恐怕又將是個百分之百。還有，在一次次的政治、經濟建設中不計條件是否成熟，於國於民是否有利，只一拍腦袋就上等等，這似乎以“一條極左路線”還能說得過去，只是這幾十年來又何止這些亂象呢？
事實的確是，某些事是由於某些個人的性格和品德所致，譬如毛澤東在闡述革命、革命行為、革命鬥爭的時候，早期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解放初期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話說得極為坦率、明白，也反映了他的思想的全部實質，盡管他說得恐怖，但畢竟是個人思想，個人行為，還不為懼。還有，每當運動到來的時候，的確有某些道德敗壞品質惡劣的人，趁機打擊報復和假公濟私者，細想想也不足為患。最可慮的是，一當這種個人思想、行為成為社會時尚，成為主流文化，成為大多數人的思想與行為的時候，這時單純的用“極左路線”就不能解釋了。對於前者，盡管他可以強迫人們接受他的思想、行為方式，但因為一種文化，並成為一種主流文化，成為大部分人的思想行為的時候，這才是可怕的。自然，這時，我們既不能以“極左”加以解釋，更不能說這只是個別人的思想和行為了。我這樣說不是危言聳聽，我們只需細察一下我們流行的，也就是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特色的語言，如當我們面對“敵人”的時候，一開口就是充滿火藥味的毫不留餘地的“勢不兩立”、“不共戴天”、“血債血還”等等或是“千古罪人”、“萬夫所指”、“民族敗類”等等或是“對敵人的仁慈，便是對同志的殘忍”、“人民大眾開心之日，便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當變為行動的時候，便是兵戎相見，拳腳相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這還是最為仁慈和人道的，更狠的則是“革命是暴力”，就是要搞點“紅色恐怖”，就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等等。此類語言，只要我們細心一下，便會發現這些還真不只是當年運動時鬥爭會上才能聽到的，現在已充斥於我們的生活之中，成為一種極具特色的普通語。至於對敵鬥爭時的兇狠，就更是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了，現在無論老幼，只要為芝麻大小的一點極微不足道的事，不僅滿口穢言惡語，還能一舉手就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殺一個人比殺一隻雞時還要坦然、容易，普遍的對生命抱以漠視。人與人之間不只是缺乏信任，而是互相防範、敵視和仇恨。
這些現象不僅不能以“極左”來解釋，儒文化中的主流意識和道德倫理也是“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是“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等等。我們的文化之所以綿延千年而經久不衰、不敗、不絕的原因就在這裡，和極左怎麼也搭不上關係，現在的關鍵是，這種個人思想、行為已經在幾十年的強行灌輸之下，形成為一種文化，而且是在“批傳統”的旗幟下完成的，已經將傳統文化排擠到了邊緣而成了社會的主流。
現在來讓我們回顧一下這樣兩個事實：首先是金敬邁在《歐陽海之歌》中，以其飽蘸讚美之情的筆，為了突顯其主人翁歐陽海心中的階級鬥爭情懷和時刻不忘階級敵人的革命操守，以及由此而煥發出來的無窮智慧和對革命的忠誠和責任，設計了一個十分離奇而又極富感染力的情節，歐陽海是作為一個革命英雄人物典型，作為一個毛澤東思想的忠誠戰士的形象出現在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面前，讓他們從中獲得教益。這情節大致是這樣的：他所在的這個連隊接到了一個開山取石的任務，他被分配去打炮眼，由於從未打過，又因為他平日的虎裡虎氣，沒人敢給他掌□，害怕那只八磅錘打在掌□者的手上。“什麼事都要爭個第一，而又能掙得第一”的他便偷偷地背著人練了起來。不幾天，他的錘不僅打得很準，錘錘都能不偏不倚地落在□上，而且下錘極為有力。如此的成績和表現，自然又是一個轟動效應極大的新聞，表彰之余，取經者紛至沓來。適此，歐陽海的經驗自然得掏出來，供學者效法。作者寫道，歐陽海在練錘法時，他用白灰在地上畫了個白圈，於是一錘一錘地朝著白圈打下去，越打越穩，越穩越準，越準越狠，不消兩天就練就了穩準狠的功夫。說到奧秘，作者寫得極為輕鬆，說是歐陽海每一下錘時，心中想的是那個白圈就是蔣介石的腦瓜，故有此成就雲雲。讀完這段故事，不禁令人想起批鬥會時的一幕幕慘酷情景，想到這並非金敬邁的杜撰，只是讀來太有點令人毛骨悚然罷了。那時，大多數人都感到心安理得，因為都覺得書中的描寫離我們的現實並不太遠。
再一件是發生在前些年的事，就是旅居英國的中國青年詩人顧城，據稱是個極富才華和有希望的詩人，在一個居住的小島上，一天將妻子用斧頭砍死之後，又將自己也活活砍死。慘案發生之後，舉世皆驚，尤其西方人在驚悚之余表示難以理解；而我們國人的反應卻並不一致，尤其是許多自稱其友人的人，不是站在譴責的立場上去撻伐他的這種殘暴惡劣的行為，而是相反，更有甚者的是還有部分人持讚美的立場，說什麼這才是“詩人特有的氣質”。這真是國人的恥辱，民族的悲哀！不過，我們通過這一事實使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這便是盡管這些人是極少數──包括顧城在內──他們的確向我們展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就是我們生活在怎樣的一種文化氛圍之中。如果我們就此得出結論說，顧城及自稱顧城友人的人，他們心目中的生命只是那個石灰劃就的白圈，而階級鬥爭才是行為的最高準則。他們是歐陽海的延伸，是紅衛兵造反派的余孽，是當今一切漠視生命現象的先聲……這才是悲劇之所在。
我以為最不能用“極左”、個人的思想和行為解釋的是，看是出口、出手極為堅決兇狠，可是一當批鬥結束，或是被關被押的人一當平反，又成了自己的“同志”，同自己又坐在了一塑公室裡，又同在一口鍋裡吃同一碗飯時，兩人見面仍是一樣的握手言笑，一樣的稱兄道弟，甚至還能給你栽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就像昨天的事從未發生過似的。整人者的思想和行為，如果是因為誤會偶然而生，倒還不足為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今人不解的是整人和被整的似乎已形成一種職業，只要運動一來，各自就很快進入角色，演起來都一樣的惟妙惟肖，繪聲繪色。雙方都沒有檢討、反省的要求，更沒有檢討、反省的行動了。
這不知檢討和反省的特點，恐怕也是無法用“極左”和由於某人的性格、德行或其它什麼來解釋的吧？！
我們應該還清楚地記得，只要上峰一句“劃清界限”，便會湧現大批大義滅親、夫妻離散、出賣同志、朋友、良知、落井下石、捕風捉影、捏造陷害的勇士，這種墮落的背叛行為都是在“革命”的名義下，光明正大地進行，不僅不會遭到譴責，還會得到提拔和獎勵，也就心安理得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了。這種現象，或許有人會說這正是“極左”的結果，但經仔細推敲，這不正是傳統道德倫理價值被摧毀、被破壞的結果？只有“文化”才能做出最貼切的解釋。這正是一種文化行為和心態。
盡管有人在極力迴避東西文化、價值觀的普適價值，製造出兩者沒有融合只有衝突的謊言。只是他們無法迴避佛教文化、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是外來文化、思想，也同樣對中華文化產生過影響、發生過撞擊和最終的融合，以及融合後還成為今天的主流意識的事實。只是佛教文化就沒有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幸運，它的融合就前後經歷了近千年，也沒有擠走主流文化而代之。這裡必須說明一點的是，“極左”思潮不是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而是一種“融合”。“融合”這個詞的準確含義，用眼下最時髦的說法就是“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這樣太繁也太拗口，似應予以簡略一些，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它們是何時傳入，怎麼被選擇後融合成了自己的東西，又是怎樣地將傳統的儒家文化擠出主流文化地位而取而代之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將它簡化為“我們自己的”東西。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現狀是，由於滿清政府的政治極度腐敗，以及種種原因致使一個曾獨領世界文化風騷千百年的中華民族，忽然變得貧窮落後得一個勁的挨打受欺，再加之那時的各列強的政治策略是為了撬開中國的大門，改變其長期的閉關鎖國所強調使用的是強盜式的炮艦政策，或是象英國式的採取偷運鴉片的無恥行為。一個堂堂的中華民族竟被置於列強的屠刀之下，任其宰割、任其欺凌、侮辱，這是任何一個中國人所無法容忍的。面對如此的現實，人們普遍的存在著一種屈辱感和自卑感，而又不甘於只局限於空泛的精神領域，而是投身於現實之中積極地尋求救國振興之道。19世紀末義和團的發生髮展之速之大，除了其他的社會原因之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迫於不甘受洋人之辱的這點民族意識。他的策略是極端的排外仇外，焚教堂，殺洋人。這在當時是符合一部分人的思想要求的，結果卻是以失敗告終，最慘重的損?O國家和民族。
義和團起於民間一群屬於社會邊緣的人物，由於其本質的原因，最後為腐朽無能的滿清王室某些成員所利用。盡管如此，清醒的智者十分清楚地認識到，這不是救國自強的正途，他們將目光放在西方，決心學習西方、借鑑西方，就像日本明治維新一樣。這一期間，清醒冷靜的知識分子經過一番痛定思痛之後，掀起了一個學習西方、向西方學習的浪潮。特別是進入20世紀的“五四”運動之後。由於是自發的學習，便產生了各取所需的許多流派，而屬於主流的知識分子提出了明確的“科學救國”、“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口號。那時，人們明確地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鎖定在這樣一些務實的內容之中，很少，甚至徹底告別了義和團的那種落後與盲目，而是以一種理性的態度對待這一嚴肅的課題了。
任何外來的思想、文化不是說要就要，說來就來的，也不是說凡是引進的思想、文化都是先進有用的，必須經過選擇，即便是各取所需，也才能令其與本土文化融合、生根，其它的都將擦肩而過。譬如“五四”時喊得最響的是什麼“德先生、賽先生”卻始終只限於口號，便是最受歡迎的民主思想是最終還將導致專制獨裁的，盧梭的《社約論》，不是洛克的民主，也不是美國的民主。那時，盡管有一批英美留學生，特別是有象胡適這樣的致力於民主思想傳播的人士，只是他們的聲音在高音貝的喧囂中，顯得微弱得很，最終也只能被排擠在主流思潮之外成為社會邊緣。那時，獨佔鰲頭的，也是頗受歡迎的是無政府主義和和馬克思主義，前者的介紹者是劉師培，後者的宣傳者、鼓吹者是陳獨秀；前者的主要思想和主張是“沒有破壞就沒有建設”，主張暗殺和暴力；後者則明確主張革命，主張暴力，主張階級鬥爭，主張無產階級專政。這與我們當時的邊緣文化真是異曲同工，幾無差異，之所以能夠互補，就是它們為這種文化提供了理論，變得更加完整。我們不敢說劉師培有過什麼組織和行動，而陳獨秀則不然，從開始有人對馬克思主義提出置疑時，便十分霸道地採取“革命語言”予以反擊，以“革命方式”封殺對方的意見。盡管劉師培與陳獨秀的作風迥異，有一點卻是相同的，這就是他們的靈魂中有邊緣文化的一席之地，不然是不會在人類文化的百花園中，就如此輕易地決定了自己的選擇，並且還能迎合一部分人的心理。特別是在他們死後不久就能很快地與之融合，形成一股能將主流文化排擠至邊緣取而代之的力量。
這裡有一個十分有趣，也十分關鍵的一個毋庸忽視的現象，便是這兩種思潮都源於西歐，而在其家鄉都沒有贏得應有的支持和歡迎，也沒有把它們當回事，更沒有象我們似的將它們推至神聖不可冒犯的位置。這還只是其次，因為西歐實在是一個產生思想，產生思想大家的地方，象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就沒排上號，或是不合國情而早被人們遺忘了，或是在選擇時被淘汰了──西歐是塊學術自由的園地。從他們創立學說的那天起，便與所有的思想學說一樣被置於自由討論和辯論之中，不像我們在1957年聽到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也可以批評”時的那樣驚詫。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竟在它們的故鄉之外的俄羅斯、中國找到落腳生根和發展的地方，並被捧上了神聖的殿堂。其實，細想想也沒有什麼奇怪的，俄國本就是無政府主義的半個故鄉，所以在馬克思主義尚未傳入之前，民粹主義便已成為一種時尚。俄國的民粹主義與我所說的由農村分化出來的遊民，和被主流文化淘汰出局的落魄知識分子結合後形成的邊緣文化，有著某種驚人的相似之處，不然就不會這樣的一拍即合。特別是經列寧的巧妙包裝和融合之後，很容易地成為了社會主流。最要緊的相似之處是當日的俄羅斯和中國，都是落後的農業大國，有著相似的文化和價值觀之故。
無政府主義的思潮和馬克思主義的學說，都與我們邊緣文化中的如“不破不立”、“大亂大治”、“沒有破壞就沒有建設”，以及前面已經提過的以感情代替理性，以野蠻代替文明，以仇恨代替愛的思想文化一拍即合的。還不止於此，最重要的是在引進這類思想學說時，就是以反傳統為條件的，這就是為什麼“五四”時顯得那樣激進，反傳統反得那樣起勁的原因。只是，那時之所以還沒有成為主流，其原因是幾千年形成的傳統不是一說一喊就倒的。正是因為此，在一邊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泛濫的同時，還有不少的仁人志士不惜背井離鄉，懷著救國救民的理想去學習西方的先進思想、先進文化的。學成之後，他們喊的和實行的是“實業救國”、“工~救國”、“教育救國”和“科學救國”。只是，他們太脆弱了，很快就被洶湧而來的浪潮所吞沒。
我說我們和俄國有著某些相似，卻又有著某些不相似之處。首先，中國的“農民”造反，其規模、其頻繁、其對社會造成的破壞，都是世所罕見，絕無僅有的。僅就陳勝吳廣開始到義和團為止，在這二千餘年中據說就發生了這樣的造反七千余次，還不計算那規模較小破壞不大的小型暴動。說是“農民造反”是不公允也是不准確的，其實每次領頭造反的不是真正的農民，而是從農村流入城市的遊民──今天稱之為盲流的。農民之所以被捲入，或是受騙──凡是歷史上的造反，無不是以一種迷信作為蠱惑誘騙手段的──或是被迫成為其造反的主力的。他們實在沒有造反、破壞的智慧，之所以每次造反就能造成無情的殺戮和破壞，是因為有落魄文人的加入、結合的結果。於是形成一種逐步完善具有著顯著特徵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落後愚昧，對一切文化成果、知識、知識分子、先進思想文化和人的極端輕蔑與仇視，如此一次一次的重複、豐富和完善，就形成了一種固定的文化，成為造反者所固有不變的思想、行為模式。歷史上的任何一次造反沒有不燒，沒有不大肆屠戮的，尤其不放過書和讀書人。焚書坑儒的罪名一至安在秦始皇和歷代的集權統治者身上，其實造反者燒殺起來就沒有選擇，是見書畫就燒，見讀書人就殺的。我這樣說並非有意為集權統治者開脫，這是因為歷代的集權統治者的仇恨知識、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們懂得知識是自由思想、自由討論的產物，他們怕的是“自由思想、自由討論”，不是知識本身。他們知道治國建國離不開知識和擁有知識的人。而造反者就不同，他們對知識、知識分子的極端蔑視和仇恨，不是因為他們知道“自由”，知道知識、知識分子對他們自己還有用，而是處於無知，處於嫉妒，所以他們殺，殺得徹底，他們燒，燒得片紙不留。至於外來的先進思想學說、文化，就更是一概地排斥。堅決地排外了。正是這種造反文化，才在發現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後就與之一拍即合，並與之急速地融合而為我所用了。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傳統和強化之下，這種更上一層樓的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將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取而代之了。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去將那前面列出的種種亂象，種種社會心態和行為，用我所說的造反文化去解釋，是不是要貼切得多？其實我們所見所聞的一切已經是一種社會行為和心態，是一種文化現象，其實一切遮掩都已屬徒勞。這裡還有一點必須提及的，就是我們對這種造反在敘述時有一個所謂的，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不是做了改朝換代的工具，便是被反動的地主武裝所消滅的固定程式。這裡對充當“改朝換代的工具”之說，似無須枉費筆墨，其實整個歷史進程中做“工具”的僅只劉邦、朱元璋兩例，而被消滅的就多了，是一個普遍現象，就應該說說。首先，一般的程式是農民起義發生在社會腐敗、經濟崩潰，也就是說朝廷、地主都已不堪一擊，卻又為什麼“革命”又經不住反革命的反擊而被消滅呢？顯得有些自相矛盾，難以立論，而只一細想，還是因為誰也逃不掉社會選擇──當然有時也有選擇錯誤的時候──一般是不會錯的。農民造反者為了贏得支持一般都打著“均田地”、“免賦稅”、“替天行道”的代表農民利益的旗幟，其實為的是自己能奪得權利，能夠在奪得權利後驕奢淫逸。每次造反，死的多數是農民，農民不僅死於充當炮灰之時，歷史上的任何一個造反頭目無一不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象黃巢、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無不殺人無數。尤其是李自成為了給其圍城的部隊供給糧餉，居然搞了個加工人肉肉糜的工廠，每天要碾壓數千人才能滿足前方之需，這些人難道都是地主官紳？大部分還是自己的農民兄弟。試問，農民，忠厚樸實的農民能夠接受這種“道”嗎？既然不能，為了求生，他們只得加入“地主武裝”，幹起兄弟打兄弟的勾當。如此看來，造反者的覆亡又能怪誰呢？所以我說“農民起義”或“農民造反”是不准確的，也有欠公允。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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