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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0日訊】時常在報刊上看到批評我的文字。這些文字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是切中肯綮的，另一類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對於前者，我一直是聞過則喜；對於後者，我只能一笑了之。所以，我不喜歡寫文章來應對批評。但是，最近讀到一篇批評我的頗受爭議的文章《我們選擇什麼，我們承擔什麼–從昆德拉與哈維爾談起》的文字，我卻忍不住要寫點什麼。因為這篇文字不僅尖銳地批評了我，還捎帶著辱罵了哈維爾一番。我覺得，作者辱罵的不僅是哈維爾，而且還涉及到哈維爾背後基本的價值觀、基本的對人類生存處境的態度。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很有必要說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這名作者用他的火眼金睛”透視”了我”呼籲大家去走哈維爾的道路”的”真正動機”，他得意地說：”說穿了吧，他不是看重哈維爾的文化意義，而是眼熱哈維爾屁股下的總統位置。哈維爾在科索沃危機時的言論大家都很清楚，從一個一流的知識分子變為一個言不由衷的政客，恰巧又證實了王小波常常稱引的一句話’多少人為了權勢而誤入歧途’。”這名作者認為，哈維爾當上了總統就是墮落了，他以哈維爾在科索沃危機中的表現來證明他的觀點。而我也仔細分析了哈維爾的態度，卻得出與之截然相反的結論：哈維爾再次顯示出他作為當代最傑出的政治家和人文主義者的偉大情懷。
我們要判斷科索沃事件以及所有所國際國內的事件，必須先獲取比較全面的信息。正確的判斷和相對獨立的公共輿論得以存在，應該有兩個前提。喬﹒薩利托在《民主新論》一書中指出，第一個前提是一個不屬於灌輸制度的教育制度，第二個前提是一個由多元的、不同的影響和信息中心組成的完整的結構。很遺憾，我從以上的那幾句批評者的引文中可以看出，他的判斷是在兩個前提都不具備的基礎上輕率地得出的。他在譴責哈維爾以及北約之前，對於科索沃發生的一切究竟知道多少呢？在我們的傳媒中，只有北約對塞族的軍事打擊，而絲毫看不到以米洛捨維奇為代表的塞族政權對少數民族阿族的種族滅絕行動。在鐵托時代，對多民族國家採取寬鬆的政策，給予各民族相當的自治，國家因此保持了穩定和繁榮。在南斯拉夫瓦解之後，米洛捨維奇等獨裁者攫取政權，開始實施血腥的種族清洗，以極其殘暴的手段驅逐境內的阿族居民。他們派出直升機對無辜的村莊施放燃燒彈，他們的士兵姦殺成千上萬的阿族女子。一個政權難道可以在”內政不得干涉”的幌子下大肆屠殺本國的民眾？國際社會難道應當熟視無睹？米洛捨維奇政權的殺戮行為，雖然規模沒有當年納粹德國龐大，但性質是一模一樣的，都是種族主義的極端表現。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我們應該制止；米洛捨維奇屠殺阿族人，難道我們就應該背過身子去？所以，我基本上贊同國際社會對科索沃事件所採取的強硬態度。當然，對於北約在軍事行動中所造成的塞族平民的少量傷亡，我也依然給予譴責。
有了這樣一個基準認識，我們再來看看哈維爾究竟有什麼樣的言論，這些言論能否說明他已經”蛻變為一個言不由衷的政客”了。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哈維爾在加拿大國會有一次精彩的演講，全面而系統地闡釋了他的基本觀念。加拿大國會的講壇是吝嗇的，許多到加拿大的大國元首都無緣被邀請登台演講，而出於對這位為民主數十年如一日地奮鬥的偉人的敬重，國會向哈維爾敞開了大門。哈維爾的演講也確實證明瞭，他不僅是一個小國的總統，而且是一位胸懷整個人類的、具有超越精神的知識分子。
哈維爾在演講中闡述了國家與個體的關係，他指出：”事實上存在著一種高於國家的價值，這種價值就是人。眾所周知，國家是要為人民服務的，而不是與此相反。公民服務於國家的唯一理由，是因為對於國家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務而言，公民的服務非常必要。人權高於國家權利。人類自由是一種高於國家主權的價值。就國際法體系而言，保護單個人的國際法律優先於保護國家的國際法律。”這與他在監獄中寫作的文學作品和政論的精神實質是完全一致的。我完全同意哈維爾所闡明的這一”先在”的價值，因此也同意他在這一價值判斷之下產生的對科索沃事件的看法：”北約正在進行一場反對米洛捨維奇的種族滅絕的戰爭。這既非一場可以輕易獲勝的戰爭，也非一場人人擁護的戰爭。對於北約的戰略戰術，人們可以存在著不同的觀點。但任何具有正常判斷力的人都不否認一點：這可能是人類並非為了利益，而是為了堅持某種原則和價值而進行的一場戰爭，如果可以這樣評價戰爭的話，那麼這確實是一場合乎道德的戰爭，一場為了道德原因而打的戰爭。……因為正派的人不能對國家領導下的系統性地屠殺他人坐視不管。正直的人絕不容忍這種事，而且，絕不能在能夠救援的情況下不施援手。”哈維爾接著鄭重宣告：”不允許屠殺人民，不允許將人民驅離家園，不允許虐待人民，不允許剝奪人民的財產。人權不可分割，對一些人不公正，也就是對所有人的不公正。”最後一句話值得重視，這是現代人權觀念最核心的部分。
那位侮辱哈維爾的論者也許並沒有完整地讀到這些話，在掌握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輕率地作出判斷，必然導致判斷的錯誤；假如他真的讀過這些話，依然作出以上的判斷，那麼除了說明他的愚昧或者卑鄙之外，再沒有別的了。哈維爾所說的一切，難道與我們毫無關係嗎？在今天的中國，一個人怎麼能夠對自己所生存的環境沒有切膚之痛呢？哈維爾的態度的清晰的、明確的，也是堅定的，他所說的哪句話是”言不由衷”的？一個跟極權主義政權抗爭了大半生的偉大的知識分子，經過全國公民的投票，以絕對優勢成為民選總統，難道是一件值得羞恥的事情嗎？我們應該想一想，在今天的地球上，還有多少國家的國民享受不到選舉這一最起碼的民主權利呢？
哈維爾在即將結束演講的時候說了這樣一段擲地有聲的話：”人權、人的自由和人的尊嚴深深地紮根於地球世界之外。它之所以得到這種地位是因為在某些環境下，人類自覺地而不是被迫地把它看成是一種重於自己的生命價值。因而，這些觀念只有以無窮空間和永恆時間為背景才有意義。我堅信，我們的所有行動，無論它們是否與我們的良心相和諧，其真實價值最終將在某個超出我們視線的地方接受檢驗。如果我們感覺不到這一點，或者下意識地懷疑這一點，我們將一事無成。”這正是我尊崇哈維爾的根本原因所在。當然，假如我是一個擁有直接選舉權力的捷克公民，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投他神聖的一票。這對於我們雙方來說，都不是恥辱，而是光榮。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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